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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國經濟發展與(yu) 文化複興(xing)
林毅夫:中國經濟發展與(yu) 文化複興(xing)
非常感謝國家工委的杜書(shu) 記、俞書(shu) 記、新聞出版總署的柳署長,還有各位在國務院工作的司局長以及其他領導同誌們(men) ,在歲末年初工作最繁忙的時候利用周末的時間來參加此次讀書(shu) 會(hui) 。
眾(zhong) 所周知,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和埃及、印度、巴比倫(lun) 一樣,在曆史上是令人羨慕的文明大國。對中國來講,尤其如此。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2000年前西方的希臘、羅馬是西方文明的一個(ge) 鼎盛時期,中國當時是漢朝,雙方的交流不太多,但是,根據一些經濟史學者的研究,雙方大約處於(yu) 相同的發展水平。羅馬帝國很快就崩潰了,西方進入到所謂的“黑暗時期”,經濟從(cong) 鼎盛的羅馬時代下滑到黑暗的農(nong) 奴社會(hui) 。中國在漢朝以後,經曆魏晉南北朝、唐宋時期,中華文明在不斷地發展。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大概在十八世紀也就是清朝初期之前的一兩(liang) 千年,中國的文明在世界上是領先的。當然,我們(men) 也知道,在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zheng) 以後,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淪落為(wei) 一個(ge) 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
中國的知識分子,曆來是以天下國家為(wei) 己任的。可以說,在鴉片戰爭(zheng) 以後的這一百六七十年的曆史中,中國社會(hui) 的各階層都在不斷地追求國家民族的複興(xing) ,尤其不少社會(hui) 、政治、文化精英,拋頭顱、灑熱血,為(wei) 了國家的富強、社會(hui) 的繁榮、民族的昌盛進行了許多探索,做了不少的犧牲。一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我們(men) 才迎來了一個(ge) 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
從(cong) 經濟角度來看,在1978年的時候,按照當時的美元計算,我國的人均收入是182美元,相當於(yu) 世界上最貧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非洲國家人均收入的1/3(他們(men) 當時的人均收入是500多美元)。從(cong) 1978年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連續32年平均每年以9.9%的速度增長。以這麽(me) 高的速度,持續增長這麽(me) 長的時間,在一個(ge) 13億(yi) 人口的大國取得這樣的成果,這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
經過32年的快速發展,我們(men) 的經濟規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時候達到4,370美元,跨過了高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現在的人均收入,已經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非洲國家的4倍左右。同時,我國成了“世界工廠”,最大的出口國,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人們(men) 的生活水平確實提高了很多,我個(ge) 人有不少切身體(ti) 驗。1987年我從(cong) 芝加哥學成回國。當時為(wei) 了吸引從(cong) 海外學成回國的人才,國家有不少優(you) 惠政策。我記得很清楚,按照優(you) 惠政策,當時我可以免稅帶“八大件”回國,“八大件”的內(nei) 容是什麽(me) 呢?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當時在國內(nei) 是緊俏的東(dong) 西;我又帶了一個(ge) 熱水器,還有四件是四個(ge) 電風扇,因為(wei) 我家有四口人,每人一個(ge) ,當時根本不敢想象像現在這樣每個(ge) 房間都有空調。這些年不僅(jin) 城裏人的生活質量提高了很多,全國上下,包括農(nong) 村人們(men) 的生活水平也獲得了大幅度的提高。世界銀行有一個(ge) 按照購買(mai) 力平價(jia) 計算一天一美元的貧困線。按此標準,我國在過去32年當中有6億(yi) 人擺脫了貧困。這個(ge) 意義(yi) 是非常重大的,因為(wei) 聯合國有一個(ge) “千年發展目標”,它的第一項目標就是希望在2015年的時候,全世界的貧困人口跟1990年比,減少一半。其實,中國一個(ge) 國家就使得聯合國這項目標在幾年前就完成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偉(wei) 大的成就,不僅(jin) 對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對世界經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最明顯的一個(ge) 例子是,1998年東(dong) 亞(ya) 金融危機來勢洶洶,當時大家普遍認為(wei) ,東(dong) 亞(ya) 經濟至少得一二十年才能夠緩過來。中國政府采取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避免了周邊的經濟出現競爭(zheng) 性貶值的情形。受到金融危機的衝(chong) 擊以後,經濟要複蘇就必須啟動內(nei) 需和外需。東(dong) 亞(ya) 經濟一般都是出口導向型的,它們(men) 的產(chan) 品跟中國的產(chan) 品在國際市場上相競爭(zheng) ,在危機衝(chong) 擊之下要想複蘇,一方麵要增加國內(nei) 的內(nei) 需,但對它們(men) 來講更重要的是增加外需。如果人民幣貶值,中國的產(chan) 品增加了出口競爭(zheng) 力,就會(hui) 占領它們(men) 的市場,它們(men) 為(wei) 了增加競爭(zheng) 力,就可能相繼貶值,這樣就會(hui) 出現所謂競爭(zheng) 性貶值,加劇經濟動蕩,對大家都不好。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負責任的國家,沒有讓人民幣貶值,避免了出現競爭(zheng) 性貶值的不良後果。同時,在1998到2002年那段時間裏,我國維持了8%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當時全世界最高的增長速度,拉動了東(dong) 亞(ya) 經濟的複蘇。東(dong) 亞(ya) 經濟在危機之後的兩(liang) 年就恢複到危機之前的水平,最大的貢獻來自於(yu)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
還有一個(ge) 例子就是從(cong)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這是自1929年美國紐約股票市場崩潰而引發的整個(ge) 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一次衝(chong) 擊。我國政府迅速地采取了4萬(wan) 億(yi) 人民幣的積極財政刺激政策,使中國經濟在2009年第一個(ge) 季度就開始複蘇,而且維持9-10%的增長速度。中國經濟同樣成為(wei) 這次全球經濟複蘇最重要的拉動力,這也是對全世界人民的貢獻。
上述成就都是大家未曾意料到的,因為(wei) 國外媒體(ti) 、學界從(cong) 八十年代開始就一直在預測中國經濟什麽(me) 時候崩潰。雖然到九十年代末,中國經濟已經有了20年的快速增長,然而,直到2001年還有一本在世界上非常暢銷的書(shu) ,叫《中國崩潰論》。那本書(shu) 當時在國外的書(shu) 店、飛機場的書(shu) 攤都被擺在最顯眼的位置。但是從(cong) 2001年到現在,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不僅(jin) 未減,反而加快:在1978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增長的速度是9.7%;而從(cong) 2000年到2010年是10.5%。
這樣的成績其實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自己也沒想到的。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他提出的目標是中國經濟20年翻兩(liang) 番。當時我在北大讀研究生,想知道20年翻兩(liang) 番平均每年需要增長多少。那時沒有電腦,隻能用手算。我花了整個(ge) 下午算出來,20年翻兩(liang) 番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7.2%。我認為(wei) 那是不可能達到的目標,因為(wei) 經濟學有一個(ge) 叫“自然增長率理論”,用一個(ge) 漂亮的數學模型和曆史實證經驗表明,任何一個(ge) 國家除了在戰後,或者遭受自然災害的破壞以後的經濟複蘇可以達到7%或稍高一點持續增長幾年,長期以每年超過7%的速度增長是不可能的。當時我認為(wei) 小平同誌是一個(ge) 很有經驗的政治家,因為(wei) 中國有句話:“取法乎上,僅(jin) 得其中;取法乎中,僅(jin) 得乎其下”,所以要把目標定高一點,才能鼓舞全國上下努力為(wei) 那個(ge) 目標去奮鬥,即使沒有達到7%,達到5%、6%也不錯。但現在發現小平同誌確實是一個(ge) 偉(wei) 大的政治家,他的以7.2%的速度增長20年的目標不僅(jin) 達到了,而且,還超過了,不僅(jin) 20年,現在已經持續了32年每年平均9.9%。雖然7.2%和9.9%差距看上去不大,但是32年累計下來,差距就很大了。如果每年以7.2%的增長速度,32年後我們(men) 的經濟跟1978年比隻增長了9.2倍,現在是每年9.9%,32年以後就是20.5倍。
今天我想跟各位探討的第一個(ge) 問題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包括:為(wei) 什麽(me) 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得這麽(me) 快?為(wei) 什麽(me)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未能有同樣的成績?八十年代以後,進行改革開放的其它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和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為(wei) 什麽(me) 未能取得同樣的成績?以及, 跟1978年相比,我國確實是進步了很多,但是,美國現在的人均收入是5萬(wan) 美元,我們(men) 還隻有它的十分之一,就算以購買(mai) 力平價(jia) 來計算也隻不過就是美國的20%,所以跟發達國家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隻有維持較高速增長,才能趕上發達國家,但是,這樣高的增長速度還能維持多久?
其次是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裏,國外有不少學者認為(wei) 經濟發展是由文化決(jue) 定的,著名的如馬克思?韋伯,認為(wei) 西方之工業(ye) 化、資本主義(yi) 、快速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基督教新教倫(lun) 理的基礎上的,這是文化決(jue) 定論的一種代表觀點。國內(nei) 也有不少學者認為(wei) ,中國以儒家為(wei) 基礎的文化屬於(yu) 黃色文明,西方以基督教為(wei) 基礎的文化是藍色文明,中國要富強,就必須舍棄保守落後的黃色文明,全盤西化,改變成西方進取的藍色文明才會(hui) 有希望。今天我就想跟各位探討的第二個(ge) 問題是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隻有在全盤西化後才能夠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以及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是代表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
首先來談為(wei) 什麽(me) 1978年以後,我國的經濟能夠持續32年以9.9%的速度增長。高速增長是在18世紀以後才出現的一個(ge) 新的文明現象。按照著名的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研究,在西方世界,18世紀以前,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隻有0.05%。也就是要140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才能夠翻一番;那時,其實是一個(ge) 停滯的社會(hui) ,當時一個(ge) 人的預期壽命不過是三四十歲,就是活七八十歲,也看不到任何經濟的進步。進入19世紀以後,突然間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增加了20倍,從(cong) 每年隻有0.05%,變成每年1%,這是一個(ge) 翻天覆地的變化。以這樣的速度,隻要7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了。也就是說,在19世紀如果一個(ge) 人比較幸運,能活到70歲的話,從(cong) 他當小孩到他行將就木的時候,可以看到他的收入水平翻了一番。進入20世紀以後,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又增加了一倍,從(cong) 每年隻有1%,變成每年2%,這樣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就減為(wei) 35年。到20世紀,西方國家一般人的預期壽命可以達到70歲,也就是說在一個(ge) 人有生之年收入就可以翻兩(liang) 番了。從(cong) 1,400年變成35年,這確實是翻天覆地的變化。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這麽(me) 大的變化,而且這個(ge) 變化的速度還在加速?原因在於(yu) 18世紀出現了工業(ye) 革命,導致技術的發明、創新、升級的速度不斷加快,產(chan) 業(ye) 結構也不斷從(cong) 附加價(jia) 值低的農(nong) 業(ye) 轉變到附加值高的製造業(ye) 、工業(ye) 、服務業(ye) 。這樣的技術創新和產(chan) 業(ye) 的升級,提高了勞動生產(chan) 率,成為(wei) 人均收入提高的物質基礎。
工業(ye) 革命以後的技術變遷產(chan) 業(ye) 升級是讓人類社會(hui) 進入現代文明的最主要的驅動力。前麵提到十八世紀以前中國領先於(yu) 全世界,可是一百年的時間不到,中國就從(cong) 世界上擁有最鼎盛文明的國家變成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原因並不是中國退步了,而是其他國家進步太快。西方在工業(ye) 革命以後,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經濟發展一日千裏,而中國還停留在前現代社會(hui) 的發展模式,要經過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經濟才能翻一番,於(yu) 是就落後了。
但如果說技術創新和產(chan) 業(ye) 升級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那落後國家實際上是有一個(ge) 優(you) 勢的,優(you) 勢是什麽(me) 呢?發達國家在工業(ye) 革命之後,產(chan) 業(ye) 、技術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產(chan) 業(ye) 升級、技術創新都必須來自自己的發明。發明需要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概率卻非常低。根據一些研究,在前沿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平均起來100項投入到最後隻有5項技術能過關(guan) ,可以去申請專(zhuan) 利;而在申請專(zhuan) 利的技術中,真正有商業(ye) 價(jia) 值的實際上隻有一項。也就是說投入100項,到最後真正能對生產(chan) 和經濟發展有貢獻的隻有一項。當然這一項專(zhuan) 利可以有全世界的市場,回報會(hui) 很高,可是那99項都像打水漂,有去無回。而發展中國家現在采用的技術和產(chan) 業(ye) 與(yu) 發達國家有差距,這個(ge) 差距就是經濟學上的後發優(you) 勢。因為(wei) ,對經濟發展有貢獻的是創新,所謂創新就是指在下一期生產(chan) 的時候所使用的技術比現有的技術好,生產(chan) 率高,進入的產(chan) 業(ye) 比現有的產(chan) 業(ye) 附加價(jia) 值高。但創新不見得是最新的發明,如果發展中國家善於(yu) 利用後發優(you) 勢,也就是采用在世界上現成的、成熟的但比自己現在用好的技術來進行創新,創新的成本就會(hui) 非常低。因為(wei) 這些技術有很多是過了專(zhuan) 利保護期的,即使還在保護期內(nei) ,根據研究,一項技術隻要超過10年,拿來用基本就不用付專(zhuan) 利費了。使用這些技術,不僅(jin) 成本低,而且風險小。一個(ge) 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後發優(you) 勢的話,創新的成本和速度會(hui) 比發達國家快得多。
根據一些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總共有13個(ge) 經濟體(ti) (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我們(men) 的台灣、香港,還有其他的幾個(ge) 國家和地區)充分利用了後發優(you) 勢,取得了每年7%或更高的經濟增長,持續了25年或更長的時間。而中國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成為(wei) 這13個(ge) 經濟體(ti) 當中的一個(ge) 的。我們(men) 改革開放後能夠增長得這麽(me) 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後發優(you) 勢。
但是,後發優(you) 勢一直都存在,為(wei) 什麽(me)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men) 才取得這樣的成績呢?這跟發展戰略有關(guan) 。鴉片戰爭(zheng) 以前,我們(men) 一直追求國家民族的複興(xing) ,推翻了滿清政府,經過了軍(jun) 閥混戰、抗日戰爭(zheng) 、國內(nei) 革命戰爭(zheng) ,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認識到如果沒有軍(jun) 事工業(ye) ,就沒有國防產(chan) 業(ye) ,沒有國防產(chan) 業(ye) 就要挨打,而軍(jun) 事工業(ye) 是重工業(ye) ,所以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ge) 五年計劃,提出了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的戰略思路,希望在一窮二白的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基礎之上,建立一個(ge) 現代的、先進的重工業(ye) 體(ti) 係。這個(ge) 目標非常偉(wei) 大,但是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當時的重工業(ye) 產(chan) 業(ye) 是全世界最先進的產(chan) 業(ye) ,最先進的產(chan) 業(ye) 一般都有專(zhuan) 利保護,要使用需要付很高的專(zhuan) 利費的,更重要的是那些先進的產(chan) 業(ye) 普遍被認為(wei) 和國防安全有關(guan) ,即使願意付錢買(mai) ,人家也不見得願意賣,因此,必須自己搞研發,付出的成本至少跟發達國家一樣,甚至還要高,因為(wei) 他們(men) 的基礎比較好。
第二,這些產(chan) 業(ye) 不符合我們(men) 的比較優(you) 勢,我們(men) 當時是一個(ge)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資本相對稀缺,資金的價(jia) 格按照市場來定比較高,而這種先進產(chan) 業(ye) 是資本密集型的產(chan) 業(ye) ,成本中最重要的就是資金、資本的價(jia) 格。如果是在一個(ge) 開放的市場裏,這些企業(ye) 沒法跟發達國家的重工業(ye) 企業(ye) 競爭(zheng) ,沒有自生能力,需要國家以低利率、匯率的保護、補貼才能存在。而且,重工業(ye) 需要大規模的資金投入,我國當時是一個(ge) 落後的農(nong) 業(ye) 經濟,大部分生產(chan) 活動在廣大的農(nong) 村,剩餘(yu) 非常少,隻有靠政府以工農(nong) 剪刀差的方式來動員以投資於(yu) 重工業(ye) 。
這樣一個(ge) 發展戰略,有它的成績——在六十年代製造出原子彈,七十年代衛星上天——但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jia) :就是資源的配置嚴(yan) 重錯位。應該講,中國當時的勞動力非常多,勞動力密集型產(chan) 業(ye) 是具有比較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但得不到資金來發展,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在七八十年代初期民生日用產(chan) 品非常短缺。
改革開放以後,改變了發展戰略,讓具有比較優(you) 勢的勞動力密集型產(chan) 業(ye) 發展起來,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很快地成為(wei) 了“世界工廠”。比如像現在的計算機產(chan) 業(ye) 、手機產(chan) 業(ye) 等高科技產(chan) 業(ye) ,國內(nei) 做的其實是勞動密集的加工區段,屬於(yu) 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有比較優(you) 勢,也就有競爭(zheng) 力;有競爭(zheng) 力就可以創造利潤;有利潤就可以搞投資;投資以後,資本就增加了,比較優(you) 勢就變了——從(cong) 勞動力極端密集逐漸地變成資本相對密集。在這個(ge) 轉變升級過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後發優(you) 勢,這是為(wei) 什麽(me)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能夠發展得那麽(me) 快,而改革開放以前沒有取得快速發展的原因。
如果改革開放後我國的經濟發展能夠利用比較優(you) 勢是經濟發展這麽(me) 快的原因,那為(wei) 什麽(me) 其他的轉型中國家,蘇聯、東(dong) 歐、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很多非洲國家,不能取得同樣的成績呢?它們(men) 問題的根子其實是一樣的。所有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都推行“斯大林模式”,都推行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的計劃經濟體(ti) 製,都是在相對落後的機製上發展現代產(chan) 業(ye) 。所以它們(men) 的計劃配置產(chan) 生的問題跟中國的問題是相同的。
在二戰以後,即使在資本主義(yi) 陣營中的發展中國家,也同樣根據當時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思想,去推行重工業(ye) 的優(you) 先發展。發展經濟學作為(wei) 一個(ge) 學科,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出現的,當時發展經濟學隻看到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產(chan) 業(ye) 結構的差距,即發達國家占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是先進的重工業(ye) ,發展中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是落後的農(nong) 業(ye) 和自然資源產(chan) 業(ye) ,於(yu) 是就給發展中國家建議應該去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這樣,它們(men) 出現的問題也跟中國一樣,很多的扭曲、政府幹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積極性受到抑製等等。
中國從(cong) 1979年開始進行改革,其他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發展中國家也都從(cong) 八十年代紛紛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但是到2000年的時候,回顧一下1960年到1980年,以及1980年到2000年這些國家的發展,我們(men) 會(hui) 發現,它們(men) 在後麵的20年,也就是1980年到2000年經濟增長的速度比1960年到1980年的增長速度還慢,不僅(jin) 是平均增長速度慢,而且經濟的波動更大、風險更大。為(wei) 什麽(me)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連續32年的快速增長,他們(men) 的經濟增長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機不斷、危機的頻率更高呢?這實際上是跟它們(men) 推行所謂“華盛頓共識”有關(guan) 。
當時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很多扭曲,和發展經濟學建議發展中國家去建立發達國家的產(chan) 業(ye) 結構的思路雷同,“華盛頓共識”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推行發達國家的製度,而且這個(ge) 製度是理想當中的市場經濟製度:包括全盤私有化,把國有企業(ye) 全部私有化;自由化,開放自由貿易;市場化,資源由市場配置、價(jia) 格由市場決(jue) 定;以及後來的穩定化,也就是政府的預算應該平衡,采用穩定的宏觀政策,不應該再去補貼不符合比較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中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ye) 。
“華盛頓共識”推行的結果事與(yu) 願違,因為(wei) “華盛頓共識”隻看到經濟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而沒有看到扭曲的根源是什麽(me) 。前麵提到,五十年代以後,我國經濟中那麽(me) 多的計劃幹預、那麽(me) 多的扭曲,都是為(wei) 了保護那些在優(you) 先發展的重工業(ye) 體(ti) 係裏麵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ye) ,如果把那些靠扭曲來實現的保護、補貼一下子都取消掉的話,原來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ye) 就要全部倒閉。可是那些企業(ye) 雇傭(yong) 了很多工人,如果讓它們(men) 全部倒閉的話,就會(hui) 出現大量的失業(ye) ,社會(hui) 和政治就不穩定,沒有穩定當然不能發展。絕大多數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一方麵為(wei) 了避免出現這樣的社會(hui) 經濟後果,同時,也認為(wei) 這些產(chan) 業(ye) 是先進的、國家現代化所需要的產(chan) 業(ye) ,因此絕大多數的政治家和人民不願意讓它們(men) 倒閉。所以,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以後,這些國家又引進了很多其他更為(wei) 隱蔽的扭曲、保護和補貼,這些措施所花的錢在很多情況下比原來花的更多。比如俄國的重工業(ye) 現在變成由8個(ge) 寡頭集團所掌握,根據很多研究,現在給這8個(ge) 寡頭集團的保護和補貼所花的錢,比沒有推行九十年代初的轉型政策之前花的錢還多。
為(wei) 什麽(me) 呢?九十年代初我就跟許多國內(nei) 外的經濟學家爭(zheng) 論,因為(wei) 那些產(chan) 業(ye) 不符合比較優(you) 勢,企業(ye) 沒有自生能力,把它們(men) 私有化以後,私人老板絕不會(hui) 為(wei) 了國家的強盛而自己掏腰包來補貼它們(men) 。私人資本家隻是逐利,不賺錢的事不幹。私有化之後這些私人資本家會(hui) 利用這些企業(ye) 沒有自生能力作為(wei) 借口來跟國家要保護補貼。當它還是國有財產(chan) 的時候,不管是部級單位還是局級單位經理人員都是公務員,公務員可以以此理由索要保護補貼,但拿了錢是不能放在自己口袋裏的,放在口袋裏就是貪汙,是犯法。但是私有了以後,要的越多,放在自己口袋裏越多是天經地義(yi) ,所以私有以後的保護補貼會(hui) 比在國有時期的保護補貼多。九十年代初,我跟很多國內(nei) 外學者爭(zheng) 論,當時隻是理論推導,而現在大量實證經驗證明我這個(ge) 看法是正確的。
中國為(wei) 什麽(me) 既避免了像蘇聯、東(dong) 歐那樣崩潰,又維持了社會(hui) 的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國采取了漸進的雙軌製的轉型方式。對於(yu) 原來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重工業(ye) 部門,知道它們(men) 沒有自生能力,需要保護補貼,承認這個(ge) 現實,繼續給它們(men) 必要的保護和補貼,同時,引進一些提高生產(chan) 積極性的利潤留成、包幹製、股份製,隻要他們(men) 經營的好,他們(men) 的收入就可以高一些。在農(nong) 村,實行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提高農(nong) 民的積極性。另外,在具有比較優(you) 勢、原來受抑製的勞動力密集型的產(chan) 業(ye) ,實行開放的政策,鼓勵民營經濟、三資經濟進入。這些新的部門由於(yu) 符合比較優(you) 勢,所以發展得非常快,於(yu) 是資本積累就非常快。資本積累以後,比較優(you) 勢得到提高,許多在五六十年代不符合比較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也變得有自生能力,可以與(yu) 其他國家的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了。同時,改革後的快速發展給國家創造了很多資源,可以用來補貼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使整個(ge) 經濟平穩地逐漸向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係轉型。
這些都是過去的成就,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快速增長還能夠維持多久,還有多大的潛力。從(cong) 前麵的分析來看,就要看技術的差距,也就是後發優(you) 勢還有多大。技術差距本身表示我國相對落後,但是這也是一個(ge) 資源。這個(ge) 差距怎麽(me) 衡量呢?一個(ge) 好的衡量指標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按照購買(mai) 力平價(jia) 來衡量的人均收入水平。因為(wei) 人均收入水平代表勞動生產(chan) 力的水平,勞動生產(chan) 力反映的就是技術和資本的使用量。目前最新的可以做跨國曆史研究的是2008年麥迪森教授的數據。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按照購買(mai) 力平價(jia) 計算是當年美國的21%,日本在1951年、我國台灣地區在1975年、韓國1977年也都是美國的21%。
日本從(cong) 1951年到1971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9.2%;台灣從(cong) 1975年到1995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8.3%;韓國從(cong) 1977年到1997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7.6%。他們(men) 的發展都是前麵講的發揮比較優(you) 勢,充分利用後發優(you) 勢。我國改革開放以後,同樣采用這樣一個(ge) 經濟發展模式。如果日本可以維持20年以9.2%的速度增長,台灣地區可以維持8.3%的速度,韓國可以維持7.6%的速度,我國在2008年以後,也應該有再維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經濟增長率的潛力。也就是說,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yu) 時俱進地不斷地根據科學發展觀提高我們(men) 的產(chan) 業(ye) 、技術水平,充分利用與(yu) 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發揮後發優(you) 勢,再維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經過20年的快速增長,日本從(cong) 人均收入為(wei) 美國的21%變成1971年為(wei) 美國的65.6%,我國台灣地區從(cong) 1975年的21%,到1995年就變成美國的54.2%,韓國到1997年時人均收入按照購買(mai) 力計算也達到美國的50%。也就是說,如果我國充分利用後發優(you) 勢,維持每年8%的增長速度,到2030年按照購買(mai) 力平價(jia) 計算的人均收入應該至少可以達到美國的50%,因為(wei) 我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4倍多。如果到2030年人均收入是美國的一半,那我國經濟的總體(ti) 規模就是美國的兩(liang) 倍,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ti) 。如果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可能低一點,以現在二比一的水平折算,到2030年我國經濟的總體(ti) 規模至少跟美國相當。
到2030年以後,我國的經濟發展會(hui) 怎麽(me) 樣呢?和代表最先進國家的美國相比,我們(men) 還可以繼續運用後發優(you) 勢維持較高速的經濟增長。當然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一半,就相當於(yu) 現在韓國和美國的差距,那時很多行業(ye) 會(hui) 已經達到世界先進的水平了,到時候我國需要多一點自主研發,這是一個(ge) 從(cong) 引進到自主研發的轉型。總的來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經濟這麽(me) 快速地發展,是不是就代表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呢?或是說即使能夠維持過去30年的快速發展,使中國變成現代化的國家,我國的文化還是否必須改頭換麵呢?我想對這一點也提出一些我個(ge) 人的看法。
要談文化的複興(xing) ,首先必須給文化下一個(ge) 定義(yi) 。根據漢語大詞典,文化是在社會(hui) 發展過程當中可代代相傳(chuan) 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除了強調可代代相傳(chuan) 之外,它與(yu) 馬克思所主張的人類社會(hui) 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所組成的統一整體(ti) 之內(nei) 涵基本一致。我個(ge) 人在研究文化,尤其是研究曆史,中國近代史的時候,比較喜歡采用的是費孝通的老師——著名人類文化學宗師馬林諾夫斯基對文化的劃分法。他把文化分成三個(ge) 層次,第一個(ge) 層次是器物,包括生產(chan) 工具、生活工具、戰爭(zheng) 工具等;第二個(ge) 層次是組織,包括社會(hui) 組織、經濟組織、教育組織、政治組織等;第三個(ge) 層次是價(jia) 值跟倫(lun) 理精神的層次。其實這個(ge) 定義(yi) 跟馬克思對人類社會(hui) 的定義(yi) 是一致的,器物是經濟基礎,組織跟價(jia) 值倫(lun) 理是上層建築。
根據馬林諾夫斯基對文化的定義(yi) ,任何一個(ge) 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在沒有外來文化衝(chong) 擊的時候,在長期發展和代代相傳(chuan) 的過程中,這三個(ge) 層次會(hui) 形成一個(ge) 自洽的體(ti) 係,有什麽(me) 樣的器物,就會(hui) 有什麽(me) 樣的組織,就會(hui) 有什麽(me) 樣的價(jia) 值和倫(lun) 理。
舉(ju) 一個(ge) 具體(ti) 的例子分析。原始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所用的生產(chan) 工具(也就是器物)是石器,生產(chan) 方式是遊獵,組織方式是公社,價(jia) 值理論是公有和共享。這三個(ge) 方麵是高度相關(guan) 的:因為(wei) 用石頭打獵,動物跑得比人快,一個(ge) 人如果要去打野獸(shou) 不容易打到。這樣用公社的組織方式,就可以發揮規模經濟的效用,石器工具的生產(chan) 力水平就可以得到充分的發揮。為(wei) 什麽(me) 強調公有與(yu) 共享呢?這跟生產(chan) 力水平相關(guan) 。因為(wei) 用公社的方式組織打獵,效率是高一點,可是一個(ge) 公社派幾隊人出去打獵,能不能打到不知道,也就是說它的生產(chan) 不確定性是很高的。另外,打回來的獵物沒有現在的保鮮手段,當時不吃,隔幾天就壞了,因而價(jia) 值倫(lun) 理最好強調公有,你打到的和我打到的我們(men) 共同分享,這樣有利於(yu) 減少每個(ge) 人的風險,提高每個(ge) 人生存的機會(hui) 。所以,我們(men) 可以看馬林諾夫斯基這樣的定義(yi) 是有道理的。當時生產(chan) 工具、器物跟它的組織和價(jia) 值倫(lun) 理是自洽的。
後來生產(chan) 力水平提高了,工具從(cong) 石頭變成銅器、鐵器,生產(chan) 從(cong) 遊獵變成農(nong) 耕。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特點是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生產(chan) 出來的東(dong) 西可以保存,而且按照24個(ge) 節氣去安排生產(chan) 活動,收獲一般是可以預期的。所以進入農(nong) 業(ye) 社會(hui) 以後,它的組織就從(cong) 公社變成了以私有製為(wei) 基礎的家庭和宗族社會(hui) 。以家庭為(wei) 單位來生產(chan) 有利於(yu) 提高每個(ge) 人的生產(chan) 積極性,在宗族內(nei) 以血緣為(wei) 紐帶互相幫助,有利於(yu) 分散風險,這樣也就形成了一個(ge) 自洽的整體(ti) 。
其次,講文化複興(xing) ,就必然跟兩(liang) 個(ge) 概念相關(guan) 。一個(ge) 是先進文化與(yu) 落後文化:因為(wei) 談文化複興(xing) ,必然是一個(ge) 文化原來是先進的,後來變成落後了,希望再變成先進的文化,這樣才有複興(xing) 可言。另一個(ge) 是綿延不斷的文化:隻有這個(ge) 文化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綿延不斷,才有複興(xing) 的概念,如果每次都重新開始,那就無所謂複興(xing) 了。
那麽(me) ,判斷先進文化和落後文化的標準是什麽(me) ?我個(ge) 人認為(wei) 它的標準是生產(chan) 力水平,也就是生產(chan) 工具。因為(wei) 從(cong) 倫(lun) 理和價(jia) 值的角度來看,很難說哪個(ge) 價(jia) 值和倫(lun) 理更好。比如,原始共產(chan) 社會(hui) 強調公有共享,而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強調私有,到底是哪個(ge) 好?應該講各有利弊。公有共享有利於(yu) 分擔風險,但是不利於(yu) 提高生產(chan) 積極性;而私有有利於(yu) 提高生產(chan) 積極性,但不利於(yu) 分擔風險。效率當然是需要的,但風險也必須規避,所以在這兩(liang) 者當中很難說哪一個(ge) 比較好,好壞不能從(cong) 價(jia) 值本身來衡量。
同樣中國文化是以儒家的“仁”為(wei) 核心價(jia) 值,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的“博愛”為(wei) 核心價(jia) 值。“仁”跟“愛”有共同的地方,都是對人的關(guan) 心。但是基督教的“愛”與(yu) 儒家的“仁” 相比哪一個(ge) 更好?我個(ge) 人認為(wei) 難分上下。基督教的“愛”是以神為(wei) 紐帶,基督徒都是神的子民,在神麵前是平等的,他們(men) 要像兄弟一樣地愛。 然而,它的“博愛”是在教徒這個(ge) 圈子裏麵的,於(yu) 是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分,它的愛不包括非教徒,所以才會(hui) 有十字軍(jun) 東(dong) 征,才會(hui) 有現在所謂文明的衝(chong) 突,甚至在教徒裏麵還有教派之分。而中國的“仁”的含義(yi) 其實很簡單,就是感同身受,隻要能夠感受到的都是自己的一部分。發生在別人的事情,我們(men) 也同樣會(hui) 欣喜或傷(shang) 感,也會(hui) 關(guan) 心,這是“仁”的含義(yi) 。但它是以血緣為(wei) 紐帶,跟我們(men) 血緣近,感受就會(hui) 強烈一點,血緣越遠,感受也就越淡,這樣就有親(qin) 疏遠近之分。那麽(me) ,這種有親(qin) 疏遠近之分的“仁”,跟以神為(wei) 紐帶但分成教內(nei) 教外的“愛”,不能說哪一個(ge) 絕對好,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們(men) 的區別。
一個(ge) 文化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不是從(cong) 它的倫(lun) 理和價(jia) 值來看,而是從(cong) 它的器物,它的生產(chan) 力水平來區分。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被認為(wei) 比原始共產(chan) 社會(hui) 先進,是因為(wei)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生產(chan) 力水平比較高。現代西方文化被認為(wei) 是先進的文化,甚至是強勢文化,那它先進在什麽(me) 地方,強勢在什麽(me) 地方?還是它的生產(chan) 力水平,它的器物。因為(wei) 它的工業(ye) 化生產(chan) 比我們(men) 的小農(nong) 經濟生產(chan) 力水平高。它用的戰爭(zheng) 武器,洋槍大炮,比我們(men) 過去的大刀長矛厲害得多了,所以1856年英法聯軍(jun) 能攻進北京火燒圓明園。中國當時是一個(ge) 4億(yi) 多人口的大國,但他們(men) 隻派了2萬(wan) 多人,就把我們(men) 的京城占領了,靠的是什麽(me) ?靠的就是他們(men) 先進的戰爭(zheng) 武器。所以一個(ge) 文化是先進還是落後,是由生產(chan) 力水平決(jue) 定的,而不在於(yu) 它的價(jia) 值和倫(lun) 理層次。
再來,何謂文化的綿延不斷?我認為(wei) 綿延不斷的是文化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因為(wei) 工具和組織都是不斷變化的。眾(zhong) 所周知中國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文化中,生產(chan) 工具來從(cong) 石器時代進入到銅器時代再到鐵器時代。秦漢以後有紙張、印刷術、火藥的發明。特別是宋朝的時候,出現了一段技術發明相對較快的時期,被西方學者認為(wei) 是中國的工業(ye) 革命。可見,生產(chan) 工具是在不斷進步的。從(cong) 政治社會(hui) 組織來看,在商周時期是封建製,到了秦漢以後,就變成了郡縣製,中央集權了。從(cong) 經濟組織來講,在明朝的時候還出現了資本主義(yi) 的萌芽,出現了雇傭(yong) 關(guan) 係。可見,五千年中器物和組織層次是不斷變化的。五千年中綿延不斷的是從(cong)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觀念在中國文化中代代相傳(chuan) 一直沒有變過。
我們(men) 現在講的西方文化,脫胎於(yu) 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在八、九世紀,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才逐漸形成現在所說的西方文化。八、九世紀西方還是農(nong) 奴社會(hui) ,生產(chan) 主要是農(nong) 業(ye) ,而現在是工業(ye) 化大生產(chan) ,但這種生產(chan) 工具的變化並沒有改變西方文化。從(cong) 政治社會(hui) 組織來講,在18世紀之前是君權神授的封建農(nong) 奴製度,現在是民主共和的資本主義(yi) 製度。使西方文化從(cong) 八九世紀到現在,一直綿延不斷的是什麽(me) ?就是以基督教的博愛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它有過宗教改革,但不管哪個(ge) 教派都秉持同樣的核心倫(lun) 理。
再如,埃及、希臘、巴比倫(lun) 同樣是文明古國。作為(wei) 地理名詞,今天的埃及與(yu) 三五千年前法老時代的埃及是同一個(ge) 地方,人種是同樣的人種,但人們(men) 認為(wei) 埃及現在的文化不是古埃及文化,為(wei) 什麽(me) 呢?當然,它現在的生產(chan) 工具跟古埃及是不一樣的,現在的組織形式跟古埃及也是不一樣的;但使它有別於(yu) 古埃及文化的不是這些原因,而是古埃及以太陽神為(wei) 信仰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體(ti) 係被後來的伊斯蘭(lan) 教的價(jia) 值體(ti) 係所取代了。同樣的希臘、羅馬現在變為(wei) 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因為(wei) 它原來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被基督教的倫(lun) 理價(jia) 值取代了。
了解這樣一個(ge) 定義(yi) 以後,那麽(me) 中國文化能否複興(xing) ,還必須回答以下幾個(ge) 問題。一是,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能不能夠支撐經濟基礎的不斷提升,使我們(men) 的生產(chan) 力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二是,我們(men) 的組織,包括社會(hui) 、經濟、政治組織,能不能夠隨著經濟基礎的不斷提升而跟它相適應。這是馬克思主義(yi) 的觀點,經濟基礎決(jue) 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經濟基礎。更重要的是,在這個(ge) 經濟快速發展,經濟水平、生產(chan) 力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當中,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能否保存而不消失?如果不能保存,消失了,那麽(me) 即使我們(men) 的經濟水平提高了,那也就不再是綿延不斷的中國文化了。這是一個(ge) 很關(guan) 鍵的問題。
從(cong) 經濟基礎來看,如果我們(men) 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內(nei) 涵是技術不斷創新、產(chan) 業(ye) 不斷升級,那麽(me) 依靠後發優(you) 勢至少還可以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長。而且中國人的技術創新能力並不低,外國很多著名大公司的主要骨幹科研人員是中國人;更何況在18世紀之前,我們(men) 技術創新的速度還比其他國家快。所以,在趕上發達國家以後,我國的經濟應該還能充滿活力。
從(cong) 經濟組織來看,一般認為(wei) ,與(yu) 現代工業(ye) 化大生產(chan) 的經濟組織相適應的是市場經濟體(ti) 係。但是,西方在羅馬時代是奴隸社會(hui) ,羅馬帝國崩潰了以後是農(nong) 奴社會(hui) ,一直到18世紀資本主義(yi) 的市場經濟體(ti) 係才興(xing) 起。但是中國在2000年前春秋戰國時代時,秦國的土地就可以自由買(mai) 賣了,而且勞動力也可以自由流動。孔子周遊列國,蘇秦張儀(yi) 遊說諸國,換句現代的話講就是高級白領到國外去找工作,而且當時不僅(jin) 是高級白領,一般勞動力的流動也是一樣的。《管子?牧民篇》寫(xie) 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ju) 則民留處。”其意為(wei) “一個(ge) 國家如果富裕,就會(hui) 吸引遠方的外國百姓來定居;改善基礎設施,提高土地生產(chan) 力,老百姓就會(hui) 留下來耕作、生活”。這就像現在我們(men) 國內(nei) 沿海比較發達,內(nei) 地很多人就移民到沿海;美國、歐洲經濟發展水平高,很多發展中國家、低收入國家的人民就移民到那裏去。
春秋戰國時代,不僅(jin) 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而且商品經濟也非常發達,那時就是一個(ge) 標準的市場經濟,而且還有投機產(chan) 業(ye) 的出現。春秋時代的吳越之爭(zheng) ,範蠡幫助越王打敗吳王後吸取“高鳥盡、良弓藏”的教訓辭掉官職,帶著漂亮的西施泛舟西湖。他有生財之道,並在很短的時間內(nei) 三聚千金之財三散之於(yu) 貧窮的親(qin) 戚朋友。短時間內(nei) 賺取巨大財富的捷徑是投機。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chuan) 》裏記載了範蠡投機之道是“論其有餘(yu) 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論其有餘(yu) 不足,則知貴賤”說明當時商品價(jia) 格是由市場上的供求關(guan) 係決(jue) 定。“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說明生產(chan) 者根據價(jia) 格信號來決(jue) 定生產(chan) ,價(jia) 格高時多生產(chan) ,導致供大於(yu) 求,價(jia) 格下跌;價(jia) 格低時少生產(chan) ,導致求大於(yu) 供,價(jia) 格上漲。最後一句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就是投機的原則,當商品價(jia) 格昂貴時要像清理糞土一樣趕快拋賣,當商品價(jia) 格便宜時要像珠寶一樣買(mai) 進積存越多越好。可見二十一世紀的投機原理在2,300年前春秋戰國時代範蠡就已經總結出來了,他當時投機的原則就是今天在美國紐約股票市場,或是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場投機的原則。可見,中國儒家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與(yu) 市場經濟的要求是相恰的。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zhong) 的參政意識會(hui) 越來越強。在西方文化裏,封建社會(hui) 時期,它的政治組織是建立在君權神授的基礎之上,為(wei) 了實現老百姓參政意識提高的要求,隻能采用革命的方式,建立民主共和製度。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強調“民為(wei) 重,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種民本思想與(yu) 西方君權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標,群眾(zhong) 的意見是政治決(jue) 策過程的依據,有這種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國儒家文化內(nei) ,作為(wei) 組織層次的文化應該有能力隨著經濟基礎的不斷提升,進行必要的調整來實現人民參政意識提高的要求。當然,這也必須走出一條我們(men) 自己的道路。
從(cong) 經濟基礎來說,我們(men) 的技術發展潛力、產(chan) 業(ye) 升級潛力都很大;從(cong) 組織層次上講,麵對市場經濟,儒家文化也是完全適應的。這樣,決(jue) 定中國文化能否綿延不斷、發揚光大的關(guan) 鍵就是儒家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是不是能夠保存,或者說是不是應該保存。過去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曾經不少人認為(wei) 如果不打倒孔家店,不消除儒家文化的愚昧落後,中國就不能實現現代化。但我覺得這個(ge) 看法不見得全麵。當時有這種看法是因為(wei) 我們(men) 經濟基礎弱,人家是強勢文化。國外有一套理論認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必須有和他們(men) 同樣的倫(lun) 理價(jia) 值、同樣的組織,才會(hui) 有和他們(men) 同樣的經濟基礎。現在看來並不是這樣的,所以,關(guan) 鍵是,以儒家的“仁”為(wei) 核心的價(jia) 值體(ti) 係該不該保留,會(hui) 不會(hui) 消失。
曾經有很多學者認為(wei) 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後的,是妨礙中國發展的,因為(wei) 孔子自稱“述而不作”(《論語?述而》),他隻是整理過去的,“不作”就是不創造新的。這個(ge) 說法正確嗎?我想孔子在“述”的時候是有取舍的,不是簡單照搬。孟子稱孔子是“聖之時者”(《孟子?萬(wan) 章章句上》),也就是說孔子所以是聖人,是因為(wei) 在各種不同的情況、環境下,他的行為(wei) 總是能夠因地製宜,做到恰到好處。《論語》裏麵談“仁”有20多次,但是說法各有不同,沒有重複,就是因為(wei) 對象、情況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現的形式也就不一樣。但是它的核心,“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這個(ge) 價(jia) 值是不變的。
從(cong) 孔子以後,中國的曆代聖賢繼承了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但表現方式不斷變化和豐(feng) 富。儒家的第二個(ge) 代表人物是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yi) ”。孔子強調“仁”,孟子強調“義(yi)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論語?顏淵》),孔子的“仁”是“視人如己”的道德關(guan) 懷。孟子的“義(yi) ”是“義(yi) 者宜也”,“義(yi) 者人之正路也” (《孟子?離婁章句上》),也就是人所應該遵循的行為(wei) 準則。但是,義(yi) 的目的是實現仁的要求。孟子有“自反而縮,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孟子?公孫醜(chou) 章句上》)的說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義(yi) ”更強調的是人對社會(hui) 的積極責任,他的學說反映的是戰國末期社會(hui) 紛亂(luan) ,作為(wei) 仁者的要求。
孟子之後儒家文化又繼續發展,到了宋明時期,社會(hui) 經濟基礎改變的同時又受到印度佛學的衝(chong) 擊。為(wei) 什麽(me) 會(hui) 受到佛學的衝(chong) 擊呢?因為(wei) 當時有很多戰亂(luan) ,避世思想受到歡迎。在佛學的衝(chong) 擊下出現了研究心性的理學,理學家強調“誠”,內(nei) 心的自我反省,堅持的行為(wei) 標準同樣是儒家的“仁”。
中國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學的同時,也把佛學融合成為(wei) 中國文化體(ti) 係的一部分。佛學在印度、泰國,重視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脫,到中國以後發展的是大乘佛教,講的是普度眾(zhong) 生,和儒家的“仁”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我們(men) 強調小乘,換掉“仁”,那樣的話,中國文化就變成印度文化的一部分了;但我們(men) 是把印度文化到中國本土化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仁者愛人”,希望每個(ge) 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移植到佛學裏麵去,把佛學變成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ge) 部分。
到明朝的時候,出現了資本主義(yi) 萌芽,生產(chan) 關(guan) 係更為(wei) 先進複雜。王陽明的“心學”和“知行合一”的學說應運而生。“心學”和“理學”的差異在道德修養(yang) 的途徑不同,可以從(cong) 王陽明和朱熹對《大學》一書(shu) 中“親(qin) 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來。朱熹認為(wei) “親(qin) 民”當作為(wei) “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則是“即物窮理”,也就是從(cong) 各個(ge) 事物上去認識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ti) 大用。王陽明則認為(wei) “親(qin) 民”是“親(qin) 親(qin) 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則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個(ge) 人良知的物欲以恢複每個(ge) 人與(yu) 生具有的良知,按照你的良心來行事,你的良心就是你對親(qin) 疏遠近的感覺。這都是“仁”的表現。
也就是說在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曆史長河中,“仁”的形式和途徑是不斷變化的,但它的核心價(jia) 值取向是不變的。“仁”這種從(cong) 我們(men) 內(nei) 心感觸出發的民胞物與(yu) 的愛,在中國文化中是幾千年延續不變、曆久常新的。現代社會(hui) 裏具有這種愛,實際上更容易避免紛爭(zheng) ,更容易讓各個(ge) 民族、各個(ge) 文化共同繁榮發展。它的內(nei) 涵也不是保守頑固的,也不會(hui) 製約一個(ge) 國家走向現代化,我們(men) 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已經是很好的證明。
另外,亞(ya) 洲四小龍,都是以儒家的“仁”為(wei) 核心的文化體(ti) 係,它們(men) 現在都變成了高收入群體(ti) 。比如美國2010年人均收入48,000美元,新加坡2010年的人均收入50,700美元,跟美國相當;香港34,000美元,跟美國差距不大,台灣、韓國都是2萬(wan) 多美元,都進入到高收入經濟體(ti) 的行列了,所以並不是以儒家文化為(wei) 基礎就不能進入高收入經濟體(ti) 的行列。
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仁”既然不是保守落後的,那麽(me) 它會(hui) 不會(hui) 消失?在我個(ge) 人看來,從(cong) 理論上來說不容易,但是並非不可能。不容易是因為(wei) 這些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並不是與(yu) 生俱來的,是後天學來的,一代一代傳(chuan) 承下來的。中國有一句古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一個(ge) 人三歲時,其行為(wei) 、價(jia) 值取向就已經固定,到七歲時,基本上已內(nei) 化了。一個(ge) 民族文化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就是靠從(cong) 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動中,以他所接觸到的人的行為(wei) 為(wei) 學習(xi) 的榜樣,而一代一代傳(chuan) 承下來。
然而,不容易變並不代表不能變,否則也就不會(hui) 有埃及文明、兩(liang) 河文明、古希臘文明的消失。在我國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些人為(wei) 名為(wei) 利沒著良心而幹傷(shang) 風敗俗的事時有發生,並且,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透過傳(chuan) 播、接觸,人們(men) 也容易不自覺地受到外來文化倫(lun) 理取向的影響。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多了,耳濡目染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也可能會(hui) 逐漸消失。所以,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各界有誌於(yu) 民族文化複興(xing) 的人士,尤其是屬於(yu) 社會(hui) 精英的知識分子,不僅(jin) 有責任與(yu) 義(yi) 務推動社會(hui) 的物質進步,獻身於(yu) 經濟社會(hui) 政治的現代化建設,同時也必須要有“死而後已”的任重道遠之責任心,以“仁”為(wei) 己任,用適合於(yu) 時代特質的形式,身體(ti) 力行地實踐給社會(hui) 做出楷模。政府和輿論界也應該通過教育與(yu) 媒體(ti) 的報道有意識地倡導適合時代的、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隻有這樣才能在經濟水平提高、實現社會(hui) 經濟政治體(ti) 製現代化的過程中保持中國文化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實現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
中央國家機關(guan) 工委和新聞出版總署邀請我做文化講座,我感到特別高興(xing) 能有這個(ge) 機會(hui) ,跟各位交換看法。我的報告自是一家之言,但我認為(wei) 在座的都是政治精英,責任重大,尤其是主管文化事業(ye) 的政治精英責任更加重大。美國文化是一個(ge) 強勢文化,美國的電影電視裏麵就灌輸了很多宣揚他們(men) 文化價(jia) 值取向的東(dong) 西。我們(men) 的文化事業(ye) ,不能用說教的方式,但是可以在小說、電影、文藝活動當中,把五千年來綿延不斷、曆久常新的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用具有現代社會(hui) 特質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是傳(chuan) 承中國五千年文化命脈非常關(guan) 鍵的一個(ge) 環節。謝謝大家!
(本文根據林毅夫2012年1月15日在中央國家機關(guan) “強素質,作表率”讀書(shu) 活動2012年第1期主題講壇上的講座內(nei) 容整理)
眾(zhong) 所周知,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和埃及、印度、巴比倫(lun) 一樣,在曆史上是令人羨慕的文明大國。對中國來講,尤其如此。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2000年前西方的希臘、羅馬是西方文明的一個(ge) 鼎盛時期,中國當時是漢朝,雙方的交流不太多,但是,根據一些經濟史學者的研究,雙方大約處於(yu) 相同的發展水平。羅馬帝國很快就崩潰了,西方進入到所謂的“黑暗時期”,經濟從(cong) 鼎盛的羅馬時代下滑到黑暗的農(nong) 奴社會(hui) 。中國在漢朝以後,經曆魏晉南北朝、唐宋時期,中華文明在不斷地發展。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大概在十八世紀也就是清朝初期之前的一兩(liang) 千年,中國的文明在世界上是領先的。當然,我們(men) 也知道,在十九世紀的鴉片戰爭(zheng) 以後,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淪落為(wei) 一個(ge) 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
中國的知識分子,曆來是以天下國家為(wei) 己任的。可以說,在鴉片戰爭(zheng) 以後的這一百六七十年的曆史中,中國社會(hui) 的各階層都在不斷地追求國家民族的複興(xing) ,尤其不少社會(hui) 、政治、文化精英,拋頭顱、灑熱血,為(wei) 了國家的富強、社會(hui) 的繁榮、民族的昌盛進行了許多探索,做了不少的犧牲。一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我們(men) 才迎來了一個(ge) 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
從(cong) 經濟角度來看,在1978年的時候,按照當時的美元計算,我國的人均收入是182美元,相當於(yu) 世界上最貧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非洲國家人均收入的1/3(他們(men) 當時的人均收入是500多美元)。從(cong) 1978年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連續32年平均每年以9.9%的速度增長。以這麽(me) 高的速度,持續增長這麽(me) 長的時間,在一個(ge) 13億(yi) 人口的大國取得這樣的成果,這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
經過32年的快速發展,我們(men) 的經濟規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時候達到4,370美元,跨過了高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現在的人均收入,已經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非洲國家的4倍左右。同時,我國成了“世界工廠”,最大的出口國,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人們(men) 的生活水平確實提高了很多,我個(ge) 人有不少切身體(ti) 驗。1987年我從(cong) 芝加哥學成回國。當時為(wei) 了吸引從(cong) 海外學成回國的人才,國家有不少優(you) 惠政策。我記得很清楚,按照優(you) 惠政策,當時我可以免稅帶“八大件”回國,“八大件”的內(nei) 容是什麽(me) 呢?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當時在國內(nei) 是緊俏的東(dong) 西;我又帶了一個(ge) 熱水器,還有四件是四個(ge) 電風扇,因為(wei) 我家有四口人,每人一個(ge) ,當時根本不敢想象像現在這樣每個(ge) 房間都有空調。這些年不僅(jin) 城裏人的生活質量提高了很多,全國上下,包括農(nong) 村人們(men) 的生活水平也獲得了大幅度的提高。世界銀行有一個(ge) 按照購買(mai) 力平價(jia) 計算一天一美元的貧困線。按此標準,我國在過去32年當中有6億(yi) 人擺脫了貧困。這個(ge) 意義(yi) 是非常重大的,因為(wei) 聯合國有一個(ge) “千年發展目標”,它的第一項目標就是希望在2015年的時候,全世界的貧困人口跟1990年比,減少一半。其實,中國一個(ge) 國家就使得聯合國這項目標在幾年前就完成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偉(wei) 大的成就,不僅(jin) 對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對世界經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最明顯的一個(ge) 例子是,1998年東(dong) 亞(ya) 金融危機來勢洶洶,當時大家普遍認為(wei) ,東(dong) 亞(ya) 經濟至少得一二十年才能夠緩過來。中國政府采取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避免了周邊的經濟出現競爭(zheng) 性貶值的情形。受到金融危機的衝(chong) 擊以後,經濟要複蘇就必須啟動內(nei) 需和外需。東(dong) 亞(ya) 經濟一般都是出口導向型的,它們(men) 的產(chan) 品跟中國的產(chan) 品在國際市場上相競爭(zheng) ,在危機衝(chong) 擊之下要想複蘇,一方麵要增加國內(nei) 的內(nei) 需,但對它們(men) 來講更重要的是增加外需。如果人民幣貶值,中國的產(chan) 品增加了出口競爭(zheng) 力,就會(hui) 占領它們(men) 的市場,它們(men) 為(wei) 了增加競爭(zheng) 力,就可能相繼貶值,這樣就會(hui) 出現所謂競爭(zheng) 性貶值,加劇經濟動蕩,對大家都不好。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負責任的國家,沒有讓人民幣貶值,避免了出現競爭(zheng) 性貶值的不良後果。同時,在1998到2002年那段時間裏,我國維持了8%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當時全世界最高的增長速度,拉動了東(dong) 亞(ya) 經濟的複蘇。東(dong) 亞(ya) 經濟在危機之後的兩(liang) 年就恢複到危機之前的水平,最大的貢獻來自於(yu)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
還有一個(ge) 例子就是從(cong)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這是自1929年美國紐約股票市場崩潰而引發的整個(ge) 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一次衝(chong) 擊。我國政府迅速地采取了4萬(wan) 億(yi) 人民幣的積極財政刺激政策,使中國經濟在2009年第一個(ge) 季度就開始複蘇,而且維持9-10%的增長速度。中國經濟同樣成為(wei) 這次全球經濟複蘇最重要的拉動力,這也是對全世界人民的貢獻。
上述成就都是大家未曾意料到的,因為(wei) 國外媒體(ti) 、學界從(cong) 八十年代開始就一直在預測中國經濟什麽(me) 時候崩潰。雖然到九十年代末,中國經濟已經有了20年的快速增長,然而,直到2001年還有一本在世界上非常暢銷的書(shu) ,叫《中國崩潰論》。那本書(shu) 當時在國外的書(shu) 店、飛機場的書(shu) 攤都被擺在最顯眼的位置。但是從(cong) 2001年到現在,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不僅(jin) 未減,反而加快:在1978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增長的速度是9.7%;而從(cong) 2000年到2010年是10.5%。
這樣的成績其實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自己也沒想到的。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他提出的目標是中國經濟20年翻兩(liang) 番。當時我在北大讀研究生,想知道20年翻兩(liang) 番平均每年需要增長多少。那時沒有電腦,隻能用手算。我花了整個(ge) 下午算出來,20年翻兩(liang) 番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7.2%。我認為(wei) 那是不可能達到的目標,因為(wei) 經濟學有一個(ge) 叫“自然增長率理論”,用一個(ge) 漂亮的數學模型和曆史實證經驗表明,任何一個(ge) 國家除了在戰後,或者遭受自然災害的破壞以後的經濟複蘇可以達到7%或稍高一點持續增長幾年,長期以每年超過7%的速度增長是不可能的。當時我認為(wei) 小平同誌是一個(ge) 很有經驗的政治家,因為(wei) 中國有句話:“取法乎上,僅(jin) 得其中;取法乎中,僅(jin) 得乎其下”,所以要把目標定高一點,才能鼓舞全國上下努力為(wei) 那個(ge) 目標去奮鬥,即使沒有達到7%,達到5%、6%也不錯。但現在發現小平同誌確實是一個(ge) 偉(wei) 大的政治家,他的以7.2%的速度增長20年的目標不僅(jin) 達到了,而且,還超過了,不僅(jin) 20年,現在已經持續了32年每年平均9.9%。雖然7.2%和9.9%差距看上去不大,但是32年累計下來,差距就很大了。如果每年以7.2%的增長速度,32年後我們(men) 的經濟跟1978年比隻增長了9.2倍,現在是每年9.9%,32年以後就是20.5倍。
今天我想跟各位探討的第一個(ge) 問題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包括:為(wei) 什麽(me) 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得這麽(me) 快?為(wei) 什麽(me)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未能有同樣的成績?八十年代以後,進行改革開放的其它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和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為(wei) 什麽(me) 未能取得同樣的成績?以及, 跟1978年相比,我國確實是進步了很多,但是,美國現在的人均收入是5萬(wan) 美元,我們(men) 還隻有它的十分之一,就算以購買(mai) 力平價(jia) 來計算也隻不過就是美國的20%,所以跟發達國家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隻有維持較高速增長,才能趕上發達國家,但是,這樣高的增長速度還能維持多久?
其次是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裏,國外有不少學者認為(wei) 經濟發展是由文化決(jue) 定的,著名的如馬克思?韋伯,認為(wei) 西方之工業(ye) 化、資本主義(yi) 、快速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基督教新教倫(lun) 理的基礎上的,這是文化決(jue) 定論的一種代表觀點。國內(nei) 也有不少學者認為(wei) ,中國以儒家為(wei) 基礎的文化屬於(yu) 黃色文明,西方以基督教為(wei) 基礎的文化是藍色文明,中國要富強,就必須舍棄保守落後的黃色文明,全盤西化,改變成西方進取的藍色文明才會(hui) 有希望。今天我就想跟各位探討的第二個(ge) 問題是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隻有在全盤西化後才能夠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以及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是代表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
首先來談為(wei) 什麽(me) 1978年以後,我國的經濟能夠持續32年以9.9%的速度增長。高速增長是在18世紀以後才出現的一個(ge) 新的文明現象。按照著名的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研究,在西方世界,18世紀以前,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隻有0.05%。也就是要140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才能夠翻一番;那時,其實是一個(ge) 停滯的社會(hui) ,當時一個(ge) 人的預期壽命不過是三四十歲,就是活七八十歲,也看不到任何經濟的進步。進入19世紀以後,突然間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增加了20倍,從(cong) 每年隻有0.05%,變成每年1%,這是一個(ge) 翻天覆地的變化。以這樣的速度,隻要7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了。也就是說,在19世紀如果一個(ge) 人比較幸運,能活到70歲的話,從(cong) 他當小孩到他行將就木的時候,可以看到他的收入水平翻了一番。進入20世紀以後,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又增加了一倍,從(cong) 每年隻有1%,變成每年2%,這樣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就減為(wei) 35年。到20世紀,西方國家一般人的預期壽命可以達到70歲,也就是說在一個(ge) 人有生之年收入就可以翻兩(liang) 番了。從(cong) 1,400年變成35年,這確實是翻天覆地的變化。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這麽(me) 大的變化,而且這個(ge) 變化的速度還在加速?原因在於(yu) 18世紀出現了工業(ye) 革命,導致技術的發明、創新、升級的速度不斷加快,產(chan) 業(ye) 結構也不斷從(cong) 附加價(jia) 值低的農(nong) 業(ye) 轉變到附加值高的製造業(ye) 、工業(ye) 、服務業(ye) 。這樣的技術創新和產(chan) 業(ye) 的升級,提高了勞動生產(chan) 率,成為(wei) 人均收入提高的物質基礎。
工業(ye) 革命以後的技術變遷產(chan) 業(ye) 升級是讓人類社會(hui) 進入現代文明的最主要的驅動力。前麵提到十八世紀以前中國領先於(yu) 全世界,可是一百年的時間不到,中國就從(cong) 世界上擁有最鼎盛文明的國家變成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原因並不是中國退步了,而是其他國家進步太快。西方在工業(ye) 革命以後,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經濟發展一日千裏,而中國還停留在前現代社會(hui) 的發展模式,要經過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經濟才能翻一番,於(yu) 是就落後了。
但如果說技術創新和產(chan) 業(ye) 升級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那落後國家實際上是有一個(ge) 優(you) 勢的,優(you) 勢是什麽(me) 呢?發達國家在工業(ye) 革命之後,產(chan) 業(ye) 、技術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產(chan) 業(ye) 升級、技術創新都必須來自自己的發明。發明需要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概率卻非常低。根據一些研究,在前沿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平均起來100項投入到最後隻有5項技術能過關(guan) ,可以去申請專(zhuan) 利;而在申請專(zhuan) 利的技術中,真正有商業(ye) 價(jia) 值的實際上隻有一項。也就是說投入100項,到最後真正能對生產(chan) 和經濟發展有貢獻的隻有一項。當然這一項專(zhuan) 利可以有全世界的市場,回報會(hui) 很高,可是那99項都像打水漂,有去無回。而發展中國家現在采用的技術和產(chan) 業(ye) 與(yu) 發達國家有差距,這個(ge) 差距就是經濟學上的後發優(you) 勢。因為(wei) ,對經濟發展有貢獻的是創新,所謂創新就是指在下一期生產(chan) 的時候所使用的技術比現有的技術好,生產(chan) 率高,進入的產(chan) 業(ye) 比現有的產(chan) 業(ye) 附加價(jia) 值高。但創新不見得是最新的發明,如果發展中國家善於(yu) 利用後發優(you) 勢,也就是采用在世界上現成的、成熟的但比自己現在用好的技術來進行創新,創新的成本就會(hui) 非常低。因為(wei) 這些技術有很多是過了專(zhuan) 利保護期的,即使還在保護期內(nei) ,根據研究,一項技術隻要超過10年,拿來用基本就不用付專(zhuan) 利費了。使用這些技術,不僅(jin) 成本低,而且風險小。一個(ge) 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後發優(you) 勢的話,創新的成本和速度會(hui) 比發達國家快得多。
根據一些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總共有13個(ge) 經濟體(ti) (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我們(men) 的台灣、香港,還有其他的幾個(ge) 國家和地區)充分利用了後發優(you) 勢,取得了每年7%或更高的經濟增長,持續了25年或更長的時間。而中國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成為(wei) 這13個(ge) 經濟體(ti) 當中的一個(ge) 的。我們(men) 改革開放後能夠增長得這麽(me) 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後發優(you) 勢。
但是,後發優(you) 勢一直都存在,為(wei) 什麽(me)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men) 才取得這樣的成績呢?這跟發展戰略有關(guan) 。鴉片戰爭(zheng) 以前,我們(men) 一直追求國家民族的複興(xing) ,推翻了滿清政府,經過了軍(jun) 閥混戰、抗日戰爭(zheng) 、國內(nei) 革命戰爭(zheng) ,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認識到如果沒有軍(jun) 事工業(ye) ,就沒有國防產(chan) 業(ye) ,沒有國防產(chan) 業(ye) 就要挨打,而軍(jun) 事工業(ye) 是重工業(ye) ,所以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ge) 五年計劃,提出了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的戰略思路,希望在一窮二白的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基礎之上,建立一個(ge) 現代的、先進的重工業(ye) 體(ti) 係。這個(ge) 目標非常偉(wei) 大,但是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當時的重工業(ye) 產(chan) 業(ye) 是全世界最先進的產(chan) 業(ye) ,最先進的產(chan) 業(ye) 一般都有專(zhuan) 利保護,要使用需要付很高的專(zhuan) 利費的,更重要的是那些先進的產(chan) 業(ye) 普遍被認為(wei) 和國防安全有關(guan) ,即使願意付錢買(mai) ,人家也不見得願意賣,因此,必須自己搞研發,付出的成本至少跟發達國家一樣,甚至還要高,因為(wei) 他們(men) 的基礎比較好。
第二,這些產(chan) 業(ye) 不符合我們(men) 的比較優(you) 勢,我們(men) 當時是一個(ge)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資本相對稀缺,資金的價(jia) 格按照市場來定比較高,而這種先進產(chan) 業(ye) 是資本密集型的產(chan) 業(ye) ,成本中最重要的就是資金、資本的價(jia) 格。如果是在一個(ge) 開放的市場裏,這些企業(ye) 沒法跟發達國家的重工業(ye) 企業(ye) 競爭(zheng) ,沒有自生能力,需要國家以低利率、匯率的保護、補貼才能存在。而且,重工業(ye) 需要大規模的資金投入,我國當時是一個(ge) 落後的農(nong) 業(ye) 經濟,大部分生產(chan) 活動在廣大的農(nong) 村,剩餘(yu) 非常少,隻有靠政府以工農(nong) 剪刀差的方式來動員以投資於(yu) 重工業(ye) 。
這樣一個(ge) 發展戰略,有它的成績——在六十年代製造出原子彈,七十年代衛星上天——但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jia) :就是資源的配置嚴(yan) 重錯位。應該講,中國當時的勞動力非常多,勞動力密集型產(chan) 業(ye) 是具有比較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但得不到資金來發展,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在七八十年代初期民生日用產(chan) 品非常短缺。
改革開放以後,改變了發展戰略,讓具有比較優(you) 勢的勞動力密集型產(chan) 業(ye) 發展起來,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很快地成為(wei) 了“世界工廠”。比如像現在的計算機產(chan) 業(ye) 、手機產(chan) 業(ye) 等高科技產(chan) 業(ye) ,國內(nei) 做的其實是勞動密集的加工區段,屬於(yu) 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有比較優(you) 勢,也就有競爭(zheng) 力;有競爭(zheng) 力就可以創造利潤;有利潤就可以搞投資;投資以後,資本就增加了,比較優(you) 勢就變了——從(cong) 勞動力極端密集逐漸地變成資本相對密集。在這個(ge) 轉變升級過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後發優(you) 勢,這是為(wei) 什麽(me)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能夠發展得那麽(me) 快,而改革開放以前沒有取得快速發展的原因。
如果改革開放後我國的經濟發展能夠利用比較優(you) 勢是經濟發展這麽(me) 快的原因,那為(wei) 什麽(me) 其他的轉型中國家,蘇聯、東(dong) 歐、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很多非洲國家,不能取得同樣的成績呢?它們(men) 問題的根子其實是一樣的。所有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都推行“斯大林模式”,都推行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的計劃經濟體(ti) 製,都是在相對落後的機製上發展現代產(chan) 業(ye) 。所以它們(men) 的計劃配置產(chan) 生的問題跟中國的問題是相同的。
在二戰以後,即使在資本主義(yi) 陣營中的發展中國家,也同樣根據當時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思想,去推行重工業(ye) 的優(you) 先發展。發展經濟學作為(wei) 一個(ge) 學科,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出現的,當時發展經濟學隻看到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產(chan) 業(ye) 結構的差距,即發達國家占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是先進的重工業(ye) ,發展中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是落後的農(nong) 業(ye) 和自然資源產(chan) 業(ye) ,於(yu) 是就給發展中國家建議應該去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這樣,它們(men) 出現的問題也跟中國一樣,很多的扭曲、政府幹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積極性受到抑製等等。
中國從(cong) 1979年開始進行改革,其他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發展中國家也都從(cong) 八十年代紛紛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但是到2000年的時候,回顧一下1960年到1980年,以及1980年到2000年這些國家的發展,我們(men) 會(hui) 發現,它們(men) 在後麵的20年,也就是1980年到2000年經濟增長的速度比1960年到1980年的增長速度還慢,不僅(jin) 是平均增長速度慢,而且經濟的波動更大、風險更大。為(wei) 什麽(me)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連續32年的快速增長,他們(men) 的經濟增長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機不斷、危機的頻率更高呢?這實際上是跟它們(men) 推行所謂“華盛頓共識”有關(guan) 。
當時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很多扭曲,和發展經濟學建議發展中國家去建立發達國家的產(chan) 業(ye) 結構的思路雷同,“華盛頓共識”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推行發達國家的製度,而且這個(ge) 製度是理想當中的市場經濟製度:包括全盤私有化,把國有企業(ye) 全部私有化;自由化,開放自由貿易;市場化,資源由市場配置、價(jia) 格由市場決(jue) 定;以及後來的穩定化,也就是政府的預算應該平衡,采用穩定的宏觀政策,不應該再去補貼不符合比較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中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ye) 。
“華盛頓共識”推行的結果事與(yu) 願違,因為(wei) “華盛頓共識”隻看到經濟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而沒有看到扭曲的根源是什麽(me) 。前麵提到,五十年代以後,我國經濟中那麽(me) 多的計劃幹預、那麽(me) 多的扭曲,都是為(wei) 了保護那些在優(you) 先發展的重工業(ye) 體(ti) 係裏麵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ye) ,如果把那些靠扭曲來實現的保護、補貼一下子都取消掉的話,原來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ye) 就要全部倒閉。可是那些企業(ye) 雇傭(yong) 了很多工人,如果讓它們(men) 全部倒閉的話,就會(hui) 出現大量的失業(ye) ,社會(hui) 和政治就不穩定,沒有穩定當然不能發展。絕大多數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一方麵為(wei) 了避免出現這樣的社會(hui) 經濟後果,同時,也認為(wei) 這些產(chan) 業(ye) 是先進的、國家現代化所需要的產(chan) 業(ye) ,因此絕大多數的政治家和人民不願意讓它們(men) 倒閉。所以,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以後,這些國家又引進了很多其他更為(wei) 隱蔽的扭曲、保護和補貼,這些措施所花的錢在很多情況下比原來花的更多。比如俄國的重工業(ye) 現在變成由8個(ge) 寡頭集團所掌握,根據很多研究,現在給這8個(ge) 寡頭集團的保護和補貼所花的錢,比沒有推行九十年代初的轉型政策之前花的錢還多。
為(wei) 什麽(me) 呢?九十年代初我就跟許多國內(nei) 外的經濟學家爭(zheng) 論,因為(wei) 那些產(chan) 業(ye) 不符合比較優(you) 勢,企業(ye) 沒有自生能力,把它們(men) 私有化以後,私人老板絕不會(hui) 為(wei) 了國家的強盛而自己掏腰包來補貼它們(men) 。私人資本家隻是逐利,不賺錢的事不幹。私有化之後這些私人資本家會(hui) 利用這些企業(ye) 沒有自生能力作為(wei) 借口來跟國家要保護補貼。當它還是國有財產(chan) 的時候,不管是部級單位還是局級單位經理人員都是公務員,公務員可以以此理由索要保護補貼,但拿了錢是不能放在自己口袋裏的,放在口袋裏就是貪汙,是犯法。但是私有了以後,要的越多,放在自己口袋裏越多是天經地義(yi) ,所以私有以後的保護補貼會(hui) 比在國有時期的保護補貼多。九十年代初,我跟很多國內(nei) 外學者爭(zheng) 論,當時隻是理論推導,而現在大量實證經驗證明我這個(ge) 看法是正確的。
中國為(wei) 什麽(me) 既避免了像蘇聯、東(dong) 歐那樣崩潰,又維持了社會(hui) 的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國采取了漸進的雙軌製的轉型方式。對於(yu) 原來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重工業(ye) 部門,知道它們(men) 沒有自生能力,需要保護補貼,承認這個(ge) 現實,繼續給它們(men) 必要的保護和補貼,同時,引進一些提高生產(chan) 積極性的利潤留成、包幹製、股份製,隻要他們(men) 經營的好,他們(men) 的收入就可以高一些。在農(nong) 村,實行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提高農(nong) 民的積極性。另外,在具有比較優(you) 勢、原來受抑製的勞動力密集型的產(chan) 業(ye) ,實行開放的政策,鼓勵民營經濟、三資經濟進入。這些新的部門由於(yu) 符合比較優(you) 勢,所以發展得非常快,於(yu) 是資本積累就非常快。資本積累以後,比較優(you) 勢得到提高,許多在五六十年代不符合比較優(you) 勢的產(chan) 業(ye) 也變得有自生能力,可以與(yu) 其他國家的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了。同時,改革後的快速發展給國家創造了很多資源,可以用來補貼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使整個(ge) 經濟平穩地逐漸向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係轉型。
這些都是過去的成就,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快速增長還能夠維持多久,還有多大的潛力。從(cong) 前麵的分析來看,就要看技術的差距,也就是後發優(you) 勢還有多大。技術差距本身表示我國相對落後,但是這也是一個(ge) 資源。這個(ge) 差距怎麽(me) 衡量呢?一個(ge) 好的衡量指標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按照購買(mai) 力平價(jia) 來衡量的人均收入水平。因為(wei) 人均收入水平代表勞動生產(chan) 力的水平,勞動生產(chan) 力反映的就是技術和資本的使用量。目前最新的可以做跨國曆史研究的是2008年麥迪森教授的數據。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按照購買(mai) 力平價(jia) 計算是當年美國的21%,日本在1951年、我國台灣地區在1975年、韓國1977年也都是美國的21%。
日本從(cong) 1951年到1971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9.2%;台灣從(cong) 1975年到1995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8.3%;韓國從(cong) 1977年到1997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7.6%。他們(men) 的發展都是前麵講的發揮比較優(you) 勢,充分利用後發優(you) 勢。我國改革開放以後,同樣采用這樣一個(ge) 經濟發展模式。如果日本可以維持20年以9.2%的速度增長,台灣地區可以維持8.3%的速度,韓國可以維持7.6%的速度,我國在2008年以後,也應該有再維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經濟增長率的潛力。也就是說,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yu) 時俱進地不斷地根據科學發展觀提高我們(men) 的產(chan) 業(ye) 、技術水平,充分利用與(yu) 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發揮後發優(you) 勢,再維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經過20年的快速增長,日本從(cong) 人均收入為(wei) 美國的21%變成1971年為(wei) 美國的65.6%,我國台灣地區從(cong) 1975年的21%,到1995年就變成美國的54.2%,韓國到1997年時人均收入按照購買(mai) 力計算也達到美國的50%。也就是說,如果我國充分利用後發優(you) 勢,維持每年8%的增長速度,到2030年按照購買(mai) 力平價(jia) 計算的人均收入應該至少可以達到美國的50%,因為(wei) 我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4倍多。如果到2030年人均收入是美國的一半,那我國經濟的總體(ti) 規模就是美國的兩(liang) 倍,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ti) 。如果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可能低一點,以現在二比一的水平折算,到2030年我國經濟的總體(ti) 規模至少跟美國相當。
到2030年以後,我國的經濟發展會(hui) 怎麽(me) 樣呢?和代表最先進國家的美國相比,我們(men) 還可以繼續運用後發優(you) 勢維持較高速的經濟增長。當然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一半,就相當於(yu) 現在韓國和美國的差距,那時很多行業(ye) 會(hui) 已經達到世界先進的水平了,到時候我國需要多一點自主研發,這是一個(ge) 從(cong) 引進到自主研發的轉型。總的來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經濟這麽(me) 快速地發展,是不是就代表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呢?或是說即使能夠維持過去30年的快速發展,使中國變成現代化的國家,我國的文化還是否必須改頭換麵呢?我想對這一點也提出一些我個(ge) 人的看法。
要談文化的複興(xing) ,首先必須給文化下一個(ge) 定義(yi) 。根據漢語大詞典,文化是在社會(hui) 發展過程當中可代代相傳(chuan) 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除了強調可代代相傳(chuan) 之外,它與(yu) 馬克思所主張的人類社會(hui) 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所組成的統一整體(ti) 之內(nei) 涵基本一致。我個(ge) 人在研究文化,尤其是研究曆史,中國近代史的時候,比較喜歡采用的是費孝通的老師——著名人類文化學宗師馬林諾夫斯基對文化的劃分法。他把文化分成三個(ge) 層次,第一個(ge) 層次是器物,包括生產(chan) 工具、生活工具、戰爭(zheng) 工具等;第二個(ge) 層次是組織,包括社會(hui) 組織、經濟組織、教育組織、政治組織等;第三個(ge) 層次是價(jia) 值跟倫(lun) 理精神的層次。其實這個(ge) 定義(yi) 跟馬克思對人類社會(hui) 的定義(yi) 是一致的,器物是經濟基礎,組織跟價(jia) 值倫(lun) 理是上層建築。
根據馬林諾夫斯基對文化的定義(yi) ,任何一個(ge) 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在沒有外來文化衝(chong) 擊的時候,在長期發展和代代相傳(chuan) 的過程中,這三個(ge) 層次會(hui) 形成一個(ge) 自洽的體(ti) 係,有什麽(me) 樣的器物,就會(hui) 有什麽(me) 樣的組織,就會(hui) 有什麽(me) 樣的價(jia) 值和倫(lun) 理。
舉(ju) 一個(ge) 具體(ti) 的例子分析。原始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所用的生產(chan) 工具(也就是器物)是石器,生產(chan) 方式是遊獵,組織方式是公社,價(jia) 值理論是公有和共享。這三個(ge) 方麵是高度相關(guan) 的:因為(wei) 用石頭打獵,動物跑得比人快,一個(ge) 人如果要去打野獸(shou) 不容易打到。這樣用公社的組織方式,就可以發揮規模經濟的效用,石器工具的生產(chan) 力水平就可以得到充分的發揮。為(wei) 什麽(me) 強調公有與(yu) 共享呢?這跟生產(chan) 力水平相關(guan) 。因為(wei) 用公社的方式組織打獵,效率是高一點,可是一個(ge) 公社派幾隊人出去打獵,能不能打到不知道,也就是說它的生產(chan) 不確定性是很高的。另外,打回來的獵物沒有現在的保鮮手段,當時不吃,隔幾天就壞了,因而價(jia) 值倫(lun) 理最好強調公有,你打到的和我打到的我們(men) 共同分享,這樣有利於(yu) 減少每個(ge) 人的風險,提高每個(ge) 人生存的機會(hui) 。所以,我們(men) 可以看馬林諾夫斯基這樣的定義(yi) 是有道理的。當時生產(chan) 工具、器物跟它的組織和價(jia) 值倫(lun) 理是自洽的。
後來生產(chan) 力水平提高了,工具從(cong) 石頭變成銅器、鐵器,生產(chan) 從(cong) 遊獵變成農(nong) 耕。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特點是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生產(chan) 出來的東(dong) 西可以保存,而且按照24個(ge) 節氣去安排生產(chan) 活動,收獲一般是可以預期的。所以進入農(nong) 業(ye) 社會(hui) 以後,它的組織就從(cong) 公社變成了以私有製為(wei) 基礎的家庭和宗族社會(hui) 。以家庭為(wei) 單位來生產(chan) 有利於(yu) 提高每個(ge) 人的生產(chan) 積極性,在宗族內(nei) 以血緣為(wei) 紐帶互相幫助,有利於(yu) 分散風險,這樣也就形成了一個(ge) 自洽的整體(ti) 。
其次,講文化複興(xing) ,就必然跟兩(liang) 個(ge) 概念相關(guan) 。一個(ge) 是先進文化與(yu) 落後文化:因為(wei) 談文化複興(xing) ,必然是一個(ge) 文化原來是先進的,後來變成落後了,希望再變成先進的文化,這樣才有複興(xing) 可言。另一個(ge) 是綿延不斷的文化:隻有這個(ge) 文化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綿延不斷,才有複興(xing) 的概念,如果每次都重新開始,那就無所謂複興(xing) 了。
那麽(me) ,判斷先進文化和落後文化的標準是什麽(me) ?我個(ge) 人認為(wei) 它的標準是生產(chan) 力水平,也就是生產(chan) 工具。因為(wei) 從(cong) 倫(lun) 理和價(jia) 值的角度來看,很難說哪個(ge) 價(jia) 值和倫(lun) 理更好。比如,原始共產(chan) 社會(hui) 強調公有共享,而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強調私有,到底是哪個(ge) 好?應該講各有利弊。公有共享有利於(yu) 分擔風險,但是不利於(yu) 提高生產(chan) 積極性;而私有有利於(yu) 提高生產(chan) 積極性,但不利於(yu) 分擔風險。效率當然是需要的,但風險也必須規避,所以在這兩(liang) 者當中很難說哪一個(ge) 比較好,好壞不能從(cong) 價(jia) 值本身來衡量。
同樣中國文化是以儒家的“仁”為(wei) 核心價(jia) 值,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的“博愛”為(wei) 核心價(jia) 值。“仁”跟“愛”有共同的地方,都是對人的關(guan) 心。但是基督教的“愛”與(yu) 儒家的“仁” 相比哪一個(ge) 更好?我個(ge) 人認為(wei) 難分上下。基督教的“愛”是以神為(wei) 紐帶,基督徒都是神的子民,在神麵前是平等的,他們(men) 要像兄弟一樣地愛。 然而,它的“博愛”是在教徒這個(ge) 圈子裏麵的,於(yu) 是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分,它的愛不包括非教徒,所以才會(hui) 有十字軍(jun) 東(dong) 征,才會(hui) 有現在所謂文明的衝(chong) 突,甚至在教徒裏麵還有教派之分。而中國的“仁”的含義(yi) 其實很簡單,就是感同身受,隻要能夠感受到的都是自己的一部分。發生在別人的事情,我們(men) 也同樣會(hui) 欣喜或傷(shang) 感,也會(hui) 關(guan) 心,這是“仁”的含義(yi) 。但它是以血緣為(wei) 紐帶,跟我們(men) 血緣近,感受就會(hui) 強烈一點,血緣越遠,感受也就越淡,這樣就有親(qin) 疏遠近之分。那麽(me) ,這種有親(qin) 疏遠近之分的“仁”,跟以神為(wei) 紐帶但分成教內(nei) 教外的“愛”,不能說哪一個(ge) 絕對好,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們(men) 的區別。
一個(ge) 文化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不是從(cong) 它的倫(lun) 理和價(jia) 值來看,而是從(cong) 它的器物,它的生產(chan) 力水平來區分。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被認為(wei) 比原始共產(chan) 社會(hui) 先進,是因為(wei)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生產(chan) 力水平比較高。現代西方文化被認為(wei) 是先進的文化,甚至是強勢文化,那它先進在什麽(me) 地方,強勢在什麽(me) 地方?還是它的生產(chan) 力水平,它的器物。因為(wei) 它的工業(ye) 化生產(chan) 比我們(men) 的小農(nong) 經濟生產(chan) 力水平高。它用的戰爭(zheng) 武器,洋槍大炮,比我們(men) 過去的大刀長矛厲害得多了,所以1856年英法聯軍(jun) 能攻進北京火燒圓明園。中國當時是一個(ge) 4億(yi) 多人口的大國,但他們(men) 隻派了2萬(wan) 多人,就把我們(men) 的京城占領了,靠的是什麽(me) ?靠的就是他們(men) 先進的戰爭(zheng) 武器。所以一個(ge) 文化是先進還是落後,是由生產(chan) 力水平決(jue) 定的,而不在於(yu) 它的價(jia) 值和倫(lun) 理層次。
再來,何謂文化的綿延不斷?我認為(wei) 綿延不斷的是文化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因為(wei) 工具和組織都是不斷變化的。眾(zhong) 所周知中國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文化中,生產(chan) 工具來從(cong) 石器時代進入到銅器時代再到鐵器時代。秦漢以後有紙張、印刷術、火藥的發明。特別是宋朝的時候,出現了一段技術發明相對較快的時期,被西方學者認為(wei) 是中國的工業(ye) 革命。可見,生產(chan) 工具是在不斷進步的。從(cong) 政治社會(hui) 組織來看,在商周時期是封建製,到了秦漢以後,就變成了郡縣製,中央集權了。從(cong) 經濟組織來講,在明朝的時候還出現了資本主義(yi) 的萌芽,出現了雇傭(yong) 關(guan) 係。可見,五千年中器物和組織層次是不斷變化的。五千年中綿延不斷的是從(cong)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觀念在中國文化中代代相傳(chuan) 一直沒有變過。
我們(men) 現在講的西方文化,脫胎於(yu) 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在八、九世紀,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才逐漸形成現在所說的西方文化。八、九世紀西方還是農(nong) 奴社會(hui) ,生產(chan) 主要是農(nong) 業(ye) ,而現在是工業(ye) 化大生產(chan) ,但這種生產(chan) 工具的變化並沒有改變西方文化。從(cong) 政治社會(hui) 組織來講,在18世紀之前是君權神授的封建農(nong) 奴製度,現在是民主共和的資本主義(yi) 製度。使西方文化從(cong) 八九世紀到現在,一直綿延不斷的是什麽(me) ?就是以基督教的博愛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它有過宗教改革,但不管哪個(ge) 教派都秉持同樣的核心倫(lun) 理。
再如,埃及、希臘、巴比倫(lun) 同樣是文明古國。作為(wei) 地理名詞,今天的埃及與(yu) 三五千年前法老時代的埃及是同一個(ge) 地方,人種是同樣的人種,但人們(men) 認為(wei) 埃及現在的文化不是古埃及文化,為(wei) 什麽(me) 呢?當然,它現在的生產(chan) 工具跟古埃及是不一樣的,現在的組織形式跟古埃及也是不一樣的;但使它有別於(yu) 古埃及文化的不是這些原因,而是古埃及以太陽神為(wei) 信仰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體(ti) 係被後來的伊斯蘭(lan) 教的價(jia) 值體(ti) 係所取代了。同樣的希臘、羅馬現在變為(wei) 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因為(wei) 它原來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被基督教的倫(lun) 理價(jia) 值取代了。
了解這樣一個(ge) 定義(yi) 以後,那麽(me) 中國文化能否複興(xing) ,還必須回答以下幾個(ge) 問題。一是,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能不能夠支撐經濟基礎的不斷提升,使我們(men) 的生產(chan) 力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二是,我們(men) 的組織,包括社會(hui) 、經濟、政治組織,能不能夠隨著經濟基礎的不斷提升而跟它相適應。這是馬克思主義(yi) 的觀點,經濟基礎決(jue) 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經濟基礎。更重要的是,在這個(ge) 經濟快速發展,經濟水平、生產(chan) 力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當中,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能否保存而不消失?如果不能保存,消失了,那麽(me) 即使我們(men) 的經濟水平提高了,那也就不再是綿延不斷的中國文化了。這是一個(ge) 很關(guan) 鍵的問題。
從(cong) 經濟基礎來看,如果我們(men) 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內(nei) 涵是技術不斷創新、產(chan) 業(ye) 不斷升級,那麽(me) 依靠後發優(you) 勢至少還可以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長。而且中國人的技術創新能力並不低,外國很多著名大公司的主要骨幹科研人員是中國人;更何況在18世紀之前,我們(men) 技術創新的速度還比其他國家快。所以,在趕上發達國家以後,我國的經濟應該還能充滿活力。
從(cong) 經濟組織來看,一般認為(wei) ,與(yu) 現代工業(ye) 化大生產(chan) 的經濟組織相適應的是市場經濟體(ti) 係。但是,西方在羅馬時代是奴隸社會(hui) ,羅馬帝國崩潰了以後是農(nong) 奴社會(hui) ,一直到18世紀資本主義(yi) 的市場經濟體(ti) 係才興(xing) 起。但是中國在2000年前春秋戰國時代時,秦國的土地就可以自由買(mai) 賣了,而且勞動力也可以自由流動。孔子周遊列國,蘇秦張儀(yi) 遊說諸國,換句現代的話講就是高級白領到國外去找工作,而且當時不僅(jin) 是高級白領,一般勞動力的流動也是一樣的。《管子?牧民篇》寫(xie) 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ju) 則民留處。”其意為(wei) “一個(ge) 國家如果富裕,就會(hui) 吸引遠方的外國百姓來定居;改善基礎設施,提高土地生產(chan) 力,老百姓就會(hui) 留下來耕作、生活”。這就像現在我們(men) 國內(nei) 沿海比較發達,內(nei) 地很多人就移民到沿海;美國、歐洲經濟發展水平高,很多發展中國家、低收入國家的人民就移民到那裏去。
春秋戰國時代,不僅(jin) 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而且商品經濟也非常發達,那時就是一個(ge) 標準的市場經濟,而且還有投機產(chan) 業(ye) 的出現。春秋時代的吳越之爭(zheng) ,範蠡幫助越王打敗吳王後吸取“高鳥盡、良弓藏”的教訓辭掉官職,帶著漂亮的西施泛舟西湖。他有生財之道,並在很短的時間內(nei) 三聚千金之財三散之於(yu) 貧窮的親(qin) 戚朋友。短時間內(nei) 賺取巨大財富的捷徑是投機。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chuan) 》裏記載了範蠡投機之道是“論其有餘(yu) 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論其有餘(yu) 不足,則知貴賤”說明當時商品價(jia) 格是由市場上的供求關(guan) 係決(jue) 定。“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說明生產(chan) 者根據價(jia) 格信號來決(jue) 定生產(chan) ,價(jia) 格高時多生產(chan) ,導致供大於(yu) 求,價(jia) 格下跌;價(jia) 格低時少生產(chan) ,導致求大於(yu) 供,價(jia) 格上漲。最後一句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就是投機的原則,當商品價(jia) 格昂貴時要像清理糞土一樣趕快拋賣,當商品價(jia) 格便宜時要像珠寶一樣買(mai) 進積存越多越好。可見二十一世紀的投機原理在2,300年前春秋戰國時代範蠡就已經總結出來了,他當時投機的原則就是今天在美國紐約股票市場,或是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場投機的原則。可見,中國儒家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與(yu) 市場經濟的要求是相恰的。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zhong) 的參政意識會(hui) 越來越強。在西方文化裏,封建社會(hui) 時期,它的政治組織是建立在君權神授的基礎之上,為(wei) 了實現老百姓參政意識提高的要求,隻能采用革命的方式,建立民主共和製度。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強調“民為(wei) 重,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種民本思想與(yu) 西方君權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標,群眾(zhong) 的意見是政治決(jue) 策過程的依據,有這種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國儒家文化內(nei) ,作為(wei) 組織層次的文化應該有能力隨著經濟基礎的不斷提升,進行必要的調整來實現人民參政意識提高的要求。當然,這也必須走出一條我們(men) 自己的道路。
從(cong) 經濟基礎來說,我們(men) 的技術發展潛力、產(chan) 業(ye) 升級潛力都很大;從(cong) 組織層次上講,麵對市場經濟,儒家文化也是完全適應的。這樣,決(jue) 定中國文化能否綿延不斷、發揚光大的關(guan) 鍵就是儒家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是不是能夠保存,或者說是不是應該保存。過去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曾經不少人認為(wei) 如果不打倒孔家店,不消除儒家文化的愚昧落後,中國就不能實現現代化。但我覺得這個(ge) 看法不見得全麵。當時有這種看法是因為(wei) 我們(men) 經濟基礎弱,人家是強勢文化。國外有一套理論認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必須有和他們(men) 同樣的倫(lun) 理價(jia) 值、同樣的組織,才會(hui) 有和他們(men) 同樣的經濟基礎。現在看來並不是這樣的,所以,關(guan) 鍵是,以儒家的“仁”為(wei) 核心的價(jia) 值體(ti) 係該不該保留,會(hui) 不會(hui) 消失。
曾經有很多學者認為(wei) 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後的,是妨礙中國發展的,因為(wei) 孔子自稱“述而不作”(《論語?述而》),他隻是整理過去的,“不作”就是不創造新的。這個(ge) 說法正確嗎?我想孔子在“述”的時候是有取舍的,不是簡單照搬。孟子稱孔子是“聖之時者”(《孟子?萬(wan) 章章句上》),也就是說孔子所以是聖人,是因為(wei) 在各種不同的情況、環境下,他的行為(wei) 總是能夠因地製宜,做到恰到好處。《論語》裏麵談“仁”有20多次,但是說法各有不同,沒有重複,就是因為(wei) 對象、情況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現的形式也就不一樣。但是它的核心,“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這個(ge) 價(jia) 值是不變的。
從(cong) 孔子以後,中國的曆代聖賢繼承了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但表現方式不斷變化和豐(feng) 富。儒家的第二個(ge) 代表人物是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yi) ”。孔子強調“仁”,孟子強調“義(yi)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論語?顏淵》),孔子的“仁”是“視人如己”的道德關(guan) 懷。孟子的“義(yi) ”是“義(yi) 者宜也”,“義(yi) 者人之正路也” (《孟子?離婁章句上》),也就是人所應該遵循的行為(wei) 準則。但是,義(yi) 的目的是實現仁的要求。孟子有“自反而縮,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孟子?公孫醜(chou) 章句上》)的說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義(yi) ”更強調的是人對社會(hui) 的積極責任,他的學說反映的是戰國末期社會(hui) 紛亂(luan) ,作為(wei) 仁者的要求。
孟子之後儒家文化又繼續發展,到了宋明時期,社會(hui) 經濟基礎改變的同時又受到印度佛學的衝(chong) 擊。為(wei) 什麽(me) 會(hui) 受到佛學的衝(chong) 擊呢?因為(wei) 當時有很多戰亂(luan) ,避世思想受到歡迎。在佛學的衝(chong) 擊下出現了研究心性的理學,理學家強調“誠”,內(nei) 心的自我反省,堅持的行為(wei) 標準同樣是儒家的“仁”。
中國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學的同時,也把佛學融合成為(wei) 中國文化體(ti) 係的一部分。佛學在印度、泰國,重視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脫,到中國以後發展的是大乘佛教,講的是普度眾(zhong) 生,和儒家的“仁”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我們(men) 強調小乘,換掉“仁”,那樣的話,中國文化就變成印度文化的一部分了;但我們(men) 是把印度文化到中國本土化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仁者愛人”,希望每個(ge) 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移植到佛學裏麵去,把佛學變成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ge) 部分。
到明朝的時候,出現了資本主義(yi) 萌芽,生產(chan) 關(guan) 係更為(wei) 先進複雜。王陽明的“心學”和“知行合一”的學說應運而生。“心學”和“理學”的差異在道德修養(yang) 的途徑不同,可以從(cong) 王陽明和朱熹對《大學》一書(shu) 中“親(qin) 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來。朱熹認為(wei) “親(qin) 民”當作為(wei) “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則是“即物窮理”,也就是從(cong) 各個(ge) 事物上去認識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ti) 大用。王陽明則認為(wei) “親(qin) 民”是“親(qin) 親(qin) 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則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個(ge) 人良知的物欲以恢複每個(ge) 人與(yu) 生具有的良知,按照你的良心來行事,你的良心就是你對親(qin) 疏遠近的感覺。這都是“仁”的表現。
也就是說在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曆史長河中,“仁”的形式和途徑是不斷變化的,但它的核心價(jia) 值取向是不變的。“仁”這種從(cong) 我們(men) 內(nei) 心感觸出發的民胞物與(yu) 的愛,在中國文化中是幾千年延續不變、曆久常新的。現代社會(hui) 裏具有這種愛,實際上更容易避免紛爭(zheng) ,更容易讓各個(ge) 民族、各個(ge) 文化共同繁榮發展。它的內(nei) 涵也不是保守頑固的,也不會(hui) 製約一個(ge) 國家走向現代化,我們(men) 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已經是很好的證明。
另外,亞(ya) 洲四小龍,都是以儒家的“仁”為(wei) 核心的文化體(ti) 係,它們(men) 現在都變成了高收入群體(ti) 。比如美國2010年人均收入48,000美元,新加坡2010年的人均收入50,700美元,跟美國相當;香港34,000美元,跟美國差距不大,台灣、韓國都是2萬(wan) 多美元,都進入到高收入經濟體(ti) 的行列了,所以並不是以儒家文化為(wei) 基礎就不能進入高收入經濟體(ti) 的行列。
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仁”既然不是保守落後的,那麽(me) 它會(hui) 不會(hui) 消失?在我個(ge) 人看來,從(cong) 理論上來說不容易,但是並非不可能。不容易是因為(wei) 這些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並不是與(yu) 生俱來的,是後天學來的,一代一代傳(chuan) 承下來的。中國有一句古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一個(ge) 人三歲時,其行為(wei) 、價(jia) 值取向就已經固定,到七歲時,基本上已內(nei) 化了。一個(ge) 民族文化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就是靠從(cong) 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動中,以他所接觸到的人的行為(wei) 為(wei) 學習(xi) 的榜樣,而一代一代傳(chuan) 承下來。
然而,不容易變並不代表不能變,否則也就不會(hui) 有埃及文明、兩(liang) 河文明、古希臘文明的消失。在我國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些人為(wei) 名為(wei) 利沒著良心而幹傷(shang) 風敗俗的事時有發生,並且,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透過傳(chuan) 播、接觸,人們(men) 也容易不自覺地受到外來文化倫(lun) 理取向的影響。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多了,耳濡目染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也可能會(hui) 逐漸消失。所以,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各界有誌於(yu) 民族文化複興(xing) 的人士,尤其是屬於(yu) 社會(hui) 精英的知識分子,不僅(jin) 有責任與(yu) 義(yi) 務推動社會(hui) 的物質進步,獻身於(yu) 經濟社會(hui) 政治的現代化建設,同時也必須要有“死而後已”的任重道遠之責任心,以“仁”為(wei) 己任,用適合於(yu) 時代特質的形式,身體(ti) 力行地實踐給社會(hui) 做出楷模。政府和輿論界也應該通過教育與(yu) 媒體(ti) 的報道有意識地倡導適合時代的、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隻有這樣才能在經濟水平提高、實現社會(hui) 經濟政治體(ti) 製現代化的過程中保持中國文化的核心倫(lun) 理價(jia) 值,實現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
中央國家機關(guan) 工委和新聞出版總署邀請我做文化講座,我感到特別高興(xing) 能有這個(ge) 機會(hui) ,跟各位交換看法。我的報告自是一家之言,但我認為(wei) 在座的都是政治精英,責任重大,尤其是主管文化事業(ye) 的政治精英責任更加重大。美國文化是一個(ge) 強勢文化,美國的電影電視裏麵就灌輸了很多宣揚他們(men) 文化價(jia) 值取向的東(dong) 西。我們(men) 的文化事業(ye) ,不能用說教的方式,但是可以在小說、電影、文藝活動當中,把五千年來綿延不斷、曆久常新的以“仁”為(wei) 核心的倫(lun) 理價(jia) 值用具有現代社會(hui) 特質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是傳(chuan) 承中國五千年文化命脈非常關(guan) 鍵的一個(ge) 環節。謝謝大家!
(本文根據林毅夫2012年1月15日在中央國家機關(guan) “強素質,作表率”讀書(shu) 活動2012年第1期主題講壇上的講座內(nei) 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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