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每日經濟新聞報》 | 發布日期：2012-07-27

　　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日前在京表示，中國進行社會(hui) 經濟製度改革必須要創新，與(yu) 發達國家製度的接近度不能成為(wei) 衡量中國改革是否成功的標準，國外的理論不適於(yu) 作為(wei) 中國來製定政策或國際談判的依據，中國學者要自主建立內(nei) 部邏輯自洽，多種推論能與(yu) 事實經驗一致的理論，來改變被動局麵。
　　
　　發展中國家需要的製度不能以發達國家作判斷標準
　　
　　關(guan) 於(yu) 發展中國家如何進行製度改革，林毅夫表示，製度的變革是需要的，但是發展中國家需要什麽(me) 樣的製度不能以發達國家作為(wei) 參考對象來判斷。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並不在理想條件下進行轉型，在次優(you) 環境下，即使想進行最優(you) 的製度變革，結果可能比原來更差。
　　
　　林毅夫以90年代華盛頓共識達成前後，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來進行說明。
　　
　　“華盛頓共識”推行的就是以發達國家的製度作為(wei) 標準，從(cong) 發展中國家製度與(yu) 之差距來界定哪些製度是扭曲的，是製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潛力發揮的因素，然後再係統推行標準製度。但是發展中國家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普遍不好，經濟增長較之推行之前更慢，經濟波動較之之前更高。製度變革是需要的，但是變革必須要創新。這個(ge) 創新要求首先要發展階段契合。國際上推行金融體(ti) 製改革無非就是建立大銀行體(ti) 係建立股票市場，但是對於(yu) 發展中國家，90%以上的生產(chan) 活動是中小型農(nong) 戶經營的製造業(ye) 和服務業(ye) 。如果按照一上方式進行改革，結果是80%以上的生產(chan) 活動得不到金融支持。林毅夫認為(wei) ，這是從(cong) 華盛頓改革後，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惡化的主要原因，因為(wei) 隻有大企業(ye) 才能得到金融支持。
　　
　　中國的金融改革並不是應該改到跟發達國家一樣的金融體(ti) 製，而是必須根據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能給中小型的農(nong) 戶製造業(ye) 和服務業(ye) 提供金融支持。我們(men) 談改革，不能簡單的拿國外的理論和經驗，而必須結合我們(men) 的發展階段和目前的結構特性，來進行研究。這樣的政策才能真正將中國的發展潛力發揮出來。
　　
　　關(guan) 於(yu) 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作用，林毅夫表示，經濟發展的本質是產(chan) 業(ye) 結構和技術結構的不斷變遷。在這個(ge) 產(chan) 業(ye) 和經濟機構不斷變遷的過程當中，市場失靈是必然存在的。地方經濟要發展，在一個(ge) 勞動力比較密集的階段，這個(ge) 地區能不能發展就跟這個(ge) 地區能不能形成產(chan) 業(ye) 群聚有很大的關(guan) 係，而不同產(chan) 業(ye) 群聚需要的基礎設施和這個(ge) 群聚企業(ye) 進駐的時間都決(jue) 定這個(ge) 群聚是否能形成。完全靠市場自發的話，基礎設施可能沒法依市場解決(jue) 。即使地方政府對經濟過於(yu) 幹預飽受詬病，但不能否認的是，中國各地方政府在發展自主產(chan) 業(ye) 形成過程中，解決(jue) 了市場失靈帶來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經濟高速發展。
　　
　　政府協調產(chan) 業(ye) 升級過程中帶來的問題和矛盾，跟以市場為(wei) 基礎形成產(chan) 業(ye) 發展比較優(you) 勢並行不悖，都要發揮作用。我們(men) 有一個(ge) 比較好的理論框架，能界定正常幹預和不正常幹預，然後靠社會(hui) 監督，能讓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發揮積極作用。
　　
　　林毅夫還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中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經濟的影響會(hui) 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引起國際社會(hui) 的關(guan) 注。可能造成的矛盾衝(chong) 突也會(hui) 越來越多。
　　
　　國外學者的研究由於(yu) 囿於(yu) 資料研究或者由於(yu) 自身政治需求的影響，很多時候是盲人摸象甚至是指鹿為(wei) 馬，而學者根據資料建立模型，隻要模型內(nei) 部邏輯自洽，理論模型跟事實經驗一致，即可在國際知名刊物上發表，得到廣泛傳(chuan) 播。利用外國的理論來製定自己的政策或是作為(wei) 談判依據，中國會(hui) 永遠很被動。中國學者亟需根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狀況，自己去了解現象，自己去擴建理論，去做各種理論的推論，然後檢驗這些推論是不是跟事實一致。隻有這樣的理論才能比較全麵，中國政策才有可靠依據，中國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且這樣的理論可以在國際上與(yu) 其他理論交鋒，相互辯論，相互交流，被接受。隻有這樣，中國才能化被動為(wei) 主動。
　　
　　中國還能保持8%增長潛力20年
　　
　　此外，林毅夫強調了了其“中國還能保持8%增長潛力20年”觀點的內(nei) 在邏輯。
　　
　　林毅夫說，現在流行的兩(liang) 大反駁論據都是基於(yu) 曆史經驗主義(yi) ，一是中國已經保持了9%的增長三十年，如果再保持8%的增速20年就是50年保持超8%的增長速度，而曆史上沒有國家實現過。二是有些國家在保持了20年超8%的增長後，當使按購買(mai) 力平價(jia) 人均GDP達到一萬(wan) 美元，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而現在中國已經接近這個(ge) 水平。
　　
　　對於(yu) 第一點，林毅夫說，中國已經維持9.9%的增速20年，這在曆史上就不曾有過。以往發展速度證明曆史上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不代表在中國不能發生。
　　
　　關(guan) 於(yu) 第二點，林毅夫表示收入占比比收入的絕對數值更能反映經濟發展潛力。根據新結構經濟學，一個(ge) 國家經濟增長速度靠的是技術創新，產(chan) 業(ye) 的不斷升級到附加價(jia) 值更高的階段。發展中國家增長速度有多快靠的是發展中國家後發優(you) 勢有多大。後發優(you) 勢在於(yu) 可以利用前人的經驗，減少創新成本，加快發展速度。
　　
　　從(cong) 曆史經驗的角度來看，當日本在1971年和德國在1968年的人均收入達到一萬(wan) 美元的時候，他們(men) 的收入水平已經是美國的65%，但是從(cong) 71年至今，美國也在技術創新產(chan) 業(ye) 升級，即使現在中國人均收入近萬(wan) 美元，也隻有美國收入的25%。從(cong) 25%到65%還有40%的差距。
　　
　　現在的一萬(wan) 美元比以前的一萬(wan) 美元後發優(you) 勢大很多。2008年，大陸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相當於(yu) 日本1951年的水平，台灣地區1975年的水平，韓國1977年的水平。這個(ge) （比例）代表整個(ge) 技術發展水平和美國的差距，在這個(ge) 階段，日本維持了每年9。2%的增長，台灣地區是每年8。3%的增長，韓國增長速度也超過7%。日本51年的時候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到71年的時候達到美國的65%。台灣地區在76年的時候是美國的21%，到95年的時候達到美國的54%，韓國從(cong) 71年的21%到97年達到50%。如果把這個(ge) 潛力利用好，中國到2030年，人均收入將會(hui) 達到美國的一半。
　　
　　林毅夫表示，這個(ge) 潛力就要利用後發優(you) 勢，而不是實行趕超的政策。此外，作為(wei) 發展中國家，確實有各種社會(hui) 和經濟的矛盾，在這個(ge) 發展過程當中，也應該不斷深化改革，來解決(jue) 問題和矛盾。進行這個(ge) 長期增長潛力的分析，用短周期的政策，為(wei) 下次增長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