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經濟參考報 | 發布日期：2012-11-08

　　“兩(liang) 頭冒尖”愈演愈烈
　　
　　所謂“兩(liang) 頭冒尖”，其實就是一種新體(ti) 製和舊體(ti) 製之間的矛盾。問題產(chan) 生的原因有兩(liang) 方麵。一方麵，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年，我國通過改革開放，在原來的命令經濟體(ti) 製下開辟了一片市場經濟的新天地。另外一方麵，原有命令經濟的遺產(chan) 還大量存在，這種遺產(chan) 的大量存在使得現行體(ti) 製不是一個(ge) 很完善的體(ti) 製，是一種統治經濟和市場經濟雙重存在的體(ti) 製。
　　
　　吳敬璉說，“兩(liang) 頭冒尖”的關(guan) 鍵問題在於(yu) ，這種過渡性質的雙重性是此消彼長，還是此長彼消？是舊體(ti) 製逐漸的消退、新體(ti) 製逐漸成長完善，還是反過來，停頓、倒退，回到舊體(ti) 製？如果是新體(ti) 製逐步擴大，它造成的結果是正麵的，是積極的。
　　
　　一方麵是因為(wei) 原來沒有得到利用的，或者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得到了利用；另一方麵，因為(wei) 城鄉(xiang) 分割這個(ge) 舊的增長模式被打破，使得原來在農(nong) 業(ye) 或者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中就業(ye) 的低效使用的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轉移到了城市工商業(ye) 或者城市中的比較高效率的行業(ye) ，使得我國增長中的效率提高。由於(yu) 我國能夠更多地利用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我國的生產(chan) 效率有了提高，這就支撐了我國改革30年來的高速增長。特別是到90年代以後，增長速度更是加快，使得我國在最近20年的G D P年增長率甚至超過了10%。到了2010年中國超越了日本，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ti) 。
　　
　　“但是事情還有另一個(ge) 方麵。”吳敬璉說，“就是說這個(ge) 舊體(ti) 製的遺產(chan) 阻礙著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他認為(wei) 這種舊體(ti) 製———命令經濟體(ti) 製造成的主要後果，在中國來說，一個(ge) 是使得我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能夠延續。因為(wei) 這種模式是由強勢政府主導的威權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下的增長一定是依靠資源的投入，因為(wei) 政府具有很強的動員資源和指定資源投入方向的能力，所以這樣的粗放的增長模式就會(hui) 延續下去。另一個(ge) 後果是，因為(wei) 行政權力、政府權力大量幹預經濟活動，就造成了一個(ge) 普遍的尋租環境，因此腐敗的蔓延很難製止，不管是用思想動員還是用嚴(yan) 刑峻法。
　　
　　吳敬璉認為(wei) ，想要解決(jue) 這種局麵，就必須轉變經濟的增長模式。目標模式就是中國政府提出的要實現從(cong) 依靠投資來驅動的增長，轉變到依靠效率提高實現的增長。原有模式則是強化國家對於(yu) 經濟、對於(yu) 社會(hui) 的幹預，用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國家投資來推動增長，東(dong) 亞(ya) 國家的討論中把它叫做威權發展模式。
　　
　　轉模式存在體(ti) 製性障礙
　　
　　吳敬璉指出，中國舊的增長模式的特點就是靠投資的增加來維持高速度增長。這樣的增長模式恰恰應了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yi) 時做出的分析。馬克思說資本主義(yi) 就要滅亡了，他分析的就是當時西方國家主要靠投資的增長模式。馬克思說，這樣靠投資來維持增長，結果一定是資本對勞動的比例不斷提高，投資率不斷提高，消費率不斷降低，它的結果主要是兩(liang) 個(ge) 。一是產(chan) 能過剩。因為(wei) 投資增加，產(chan) 能就不斷的擴大，而消費率降低，表明最終需求不足，那麽(me) 就出現了在19世紀很典型的經濟危機。從(cong) 政治上來說，因為(wei) 分配的格局是由生產(chan) 的格局決(jue) 定的，投資資本對勞動的比例越來越高，在收入分配中，就造成了所謂勞動者的貧困化和階級鬥爭(zheng) 的尖銳化。
　　
　　由於(yu) 選用靠投資的增加來維持高速度增長這樣一種增長模式的國家都發生了同樣的問題，所以中國在“九五”計劃以後明確提出來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方法就是要實現從(cong) 依靠投資來驅動的增長轉變到依靠效率提高實現的增長。在黨(dang) 和政府的文件裏麵，從(cong) 1995年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製定第九個(ge) 五年的計劃的建議以來一直是把“從(cong) 粗放的增長模式轉變到集約的增長模式”作為(wei) 整個(ge) 經濟工作的主線。但是成效有限。吳敬璉認為(wei) ，原因總的來說是存在體(ti) 製性的障礙，這些體(ti) 製性的障礙主要有三點。
　　
　　第一，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中扮演主導的角色。我國農(nong) 村的土地是屬於(yu) 集體(ti) 的，城市的土地是屬於(yu) 國有的。於(yu) 是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化過程中把大量的農(nong) 用土地轉移到城市中來。那麽(me) 在這個(ge) 製度下，政府就以一個(ge) 很簡便的辦法拿到了大量的低價(jia) 土地。土地是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說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掌握住這麽(me) 大量的土地就使得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了一個(ge) 非常重要的作用。還有就是銀行體(ti) 係基本上是國有的，各級政府在信貸的發放上其實有很大的權力。政府掌握了土地資源和信貸資源，在資源配置中就仍然起著決(jue) 定性的作用。
　　
　　第二，G D P崇拜，這個(ge) 不光是政府部門的事情，而是形成了全社會(hui) 的共識。因為(wei) 各級政府變成了經濟的首腦，於(yu) 是各級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表現就簡化成了經濟增長率。這就使得各級政府會(hui) 動用配製資源的權力來營造政績。
　　
　　第三，價(jia) 格扭曲。按照計劃經濟的辦法，各種資源的價(jia) 格，各種上遊產(chan) 品的價(jia) 格都要往低裏定，這就促成了一種粗放增長方式，就是高能耗、高汙染的產(chan) 業(ye) 的畸形發展。
　　
　　“十一五”進一步強調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是，要把技術創新轉化為(wei) 商品進而實現產(chan) 業(ye) 化卻是步履維艱。問題仍然出在體(ti) 製上，關(guan) 鍵在於(yu) 我國沒有能夠建立起一個(ge) 能夠鼓勵創新、鼓勵創業(ye) 的體(ti) 製。
　　
　　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
　　
　　吳敬璉認為(wei) ，中國的狀況是即使有了一部分市場，也還是停留在很低的發展階段，所謂原始的社會(hui) 經濟階段。它最重要的特點是缺乏規則，缺乏完善的產(chan) 權保護。在這種情況之下創新往往會(hui) 夭折。結果就是我國在增長方式的轉變上號召很多，但是進展甚微，於(yu) 是資源緊缺、環境破壞這樣一些問題變得越來越嚴(yan) 重，以至於(yu) 在社會(hui) 關(guan) 係上出現了收入水平提高緩慢、消費不足、儲(chu) 蓄和消費的失衡等等問題，而且變得越來越嚴(yan) 重。
　　
　　吳敬璉說，從(cong) 上個(ge) 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就考慮怎麽(me) 突破這種雙重體(ti) 製膠著對峙的狀況，全麵進行改革，要建立一個(ge) 健全的商品經濟製度，也就是市場經濟製度。1992年6月9日，江澤民總書(shu) 記對市場經濟下了一個(ge) 定義(yi) ，這個(ge) 定義(yi) 是說在這個(ge) 經濟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1992年的10月第十四次代表大會(hui) 上就確定了中國要建立一個(ge)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製度。今年已經是這一概念提出的第20年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製度概念的提出解決(jue) 了很大的問題，就是當時的頂層設計，明確了中國改革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方向。
　　
　　十四大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後，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根據這一目標製定了經濟改革的總體(ti) 規劃，對我國市場經濟係統的各個(ge) 子係統改革的目標、改革的順序、改革的進程和配套的政策做出了規定。從(cong) 1994年開始，政府就照這樣的一個(ge) 總體(ti) 規劃全麵推進了中國的改革。這個(ge) 改革總體(ti) 規劃對於(yu) 我國最近20年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絕對性的作用。1997年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提出了要進行以國有企業(ye) 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為(wei) 核心的所有製結構的調整和完善。所有這些改革加在一起，我國就能夠在20世紀末期宣布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已經建立。
　　
　　但是，初步框架的建立並不意味著一個(ge) 現代市場經濟體(ti) 製已經完全建立了，它還有很多命令經濟的遺產(chan) 。特別是關(guan) 於(yu) 政府的職能、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等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jue) 。吳敬璉表示，我國當前對於(yu) 經濟的發展存在著體(ti) 製性的障礙，要消除這些障礙，不但需要經濟方麵的改革，還需要政治方麵的改革。因為(wei)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hui) 就提出來要建立法製國家，十六次代表大會(hui) 又提出要提升政治文明，要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
　　
　　吳敬璉說，舊體(ti) 製造成的另外一個(ge) 問題就是尋租這種製度基礎的擴大。尋租造成腐敗。在舊的意識形態的解釋下，認為(wei) 腐敗是市場或者說是資產(chan) 階級意識影響造成的結果，所以就加強政府的控製，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政府力量的加強又使得尋租的基礎進一步擴大。
　　
　　改革共識在困境中形成
　　
　　吳敬璉說，當前我國麵臨(lin) 著嚴(yan) 峻的挑戰。從(cong) 微觀經濟來說就是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效率降低，產(chan) 能過剩，中小企業(ye) 經營困難。從(cong) 宏觀經濟來說就是消費需求不足，貨幣超發，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再杠杆化，房地產(chan) 價(jia) 格居高不下，通脹危險加大，由此產(chan) 生了宏觀經濟政策既不能鬆也不能緊的兩(liang) 難困境，社會(hui) 矛盾加劇。
　　
　　然而，正是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人們(men) 越來越多地認識到隻有推進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ti) 製性障礙，隻有推進改革才能遏製腐敗。隻有通過市場化的經濟體(ti) 製改革和法製化民主化的政治體(ti) 製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ti) 製和政治體(ti) 製。
　　
　　吳敬璉表示，從(cong) 實際狀況來看，確實出現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識的可能性。其中一個(ge) 原因就是前幾年被短期效益所掩蓋的問題逐漸顯現，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同時各地也出現了一些改革創新，贏得了更多人的支持。比如在上海開始的營業(ye) 稅改增值稅的政策，這個(ge) 本來從(cong) 上麵到下麵很多人有顧慮，但是上海試點以後，雖然還存在著不少的瑕疵，但是很多地方都明顯地看到了它對於(yu) 促進服務業(ye) 發展的作用。所以從(cong) 上到下，從(cong) 國家的稅務總局到地方財政部，到許多地方政府都要求參加試點。
　　
　　從(cong) 北京來說，近期各界人士對於(yu) 頂層設計有很多討論。包括對加快競爭(zheng) 性市場體(ti) 係的建立、國有經濟布局的調整、農(nong) 地改革等等，都提出了很多很有見地的意見。還出現了關(guan) 於(yu) 公共品領域、財稅改革、市場監管和反壟斷的大討論。
　　
　　“從(cong) 最近20年的情況看，我們(men) 改革的難點和弱點都跟政治方麵的改革密不可分。”吳敬璉表示，為(wei) 了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必須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進行政治改革。建立市場經濟首先就需要建立法製。對於(yu) 非人格化的市場來說必須依靠規則的執行，也就是說要靠法製。所以沒有法製就不可能有什麽(me) 現代市場經濟製度。
　　
　　問與(yu) 答
　　
　　問：如何得到全麵推進改革的動力？
　　
　　答：21世紀以來，確實存在改革動力不足的問題。但是這是不是一個(ge) 曆史的必然趨勢呢？不是這樣的，它是由一些特別的因素造成的。因為(wei) 在一個(ge) 強勢政府起主導作用的情況下，官員手中的權力很多，而且在威權主義(yi) 的政府中官員往往是不受監督的，於(yu) 是許多官員變成了特殊的既得利益者。其實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有一部分人是靠權力得到利益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就變成了改革的阻力，而他們(men) 手中又有權力，所以使改革寸步難行。這種情況是不是不能改變的？我認為(wei) 是可以改變的。
　　
　　因為(wei) 以專(zhuan) 業(ye) 人員為(wei) 主體(ti) 的中產(chan) 階層已經成長壯大了。因為(wei) 中國人口太多了，即使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不那麽(me) 高，但是它的絕對量也是非常可觀的。就我的觀察來說，一個(ge) 國家走向富裕的初期，新成長起來的以專(zhuan) 業(ye) 人員為(wei) 主的白領或者中產(chan) 階層往往帶有自己的弱點。由於(yu) 經濟上的貧困狀態突然得到了改變，他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家庭和個(ge) 人的物質生活和短期的利益。從(cong) 東(dong) 亞(ya) 國家你可以看到，包括我國的台灣在上個(ge) 世紀80年代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但是這種情況是可以改變的。
　　
　　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人們(men) 素質的提高，隨著我國麵對的各種矛盾變成了切膚之痛，就會(hui) 有越來越多的人提高他們(men) 的利益自覺性和公民意識，這樣就會(hui) 在整個(ge) 社會(hui) 中形成一種改革的推動力量。
　　
　　問：您對當前推進的金融改革有何看法？
　　
　　答：金融改革是一個(ge) 很複雜的問題，問題主要有兩(liang) 個(ge) 方麵，一個(ge) 方麵是如何使金融市場，包括信貸市場、投資市場、證券市場形成競爭(zheng) 性的市場。從(cong) 銀行體(ti) 係來說，中央銀行提出的要實現利率市場化是非常正確的。另外一個(ge) 問題就是監管問題。因為(wei) 金融業(ye) 有它的特殊性，特別是它是一個(ge) 信息高度不對稱的不完全市場，所以監管就非常的重要。因為(wei) 證券市場是一個(ge) 高度的信息不對稱的市場，所以要正常運轉，最重要的就是要改變信息嚴(yan) 重不對稱的情況，所以正確的監管路線，應該是嚴(yan) 格執行強製性的信息對稱製度。比如說證券市場的信息準確全麵及時地向全社會(hui) 披露，來改變證券市場的問題。但是中國目前實行的是“實質審批”的政策監管路線，用審批製度來監管。
　　
　　因為(wei) 審批製度涉及管理層的許多人的權力和利益，所以就很難改變。似乎最近中國證監會(hui) 也在這方麵做出了一些努力，向這個(ge) 方向前進。但是證券市場的正常化，不光是證券部門就能解決(jue) 的，它牽扯其他好多問題。比如從(cong) 微觀角度來說，它健康發展的基礎是建立在這些上市公司自己的業(ye) 績、未來的營利能力是不是能夠提高之上的。從(cong) 宏觀角度來說，跟監管有關(guan) 係，但是更重要的一個(ge) 問題就是貨幣擴張。貨幣的過量擴張，造成流動性泛濫，所以這是一個(ge) 全麵的改革，不是光靠金融體(ti) 係本身的改革就能解決(jue) 的。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員、博導，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講席教授。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ju) 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21期日前召開。50人論壇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發表題為(wei) ：“怎樣應對我們(men) 麵臨(lin) 的挑戰”的主題演講。吳敬璉表示，我國通過改革開放，在原來的命令經濟體(ti) 製下開辟了一片市場經濟的新天地。但是原有命令經濟的遺產(chan) 還大量存在，這就使得我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能夠延續，並造成了一個(ge) 普遍的尋租環境。也正是由於(yu) 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人們(men) 形成了改革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