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財經 | 發布日期：2013-09-02

　　從(cong) 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到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的20年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積累了重重問題。重溫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胎動和誕生時的風風雨雨，剖析完善市場經濟體(ti) 製所必須邁過的重重關(guan) 隘，有利於(yu) 我們(men) 鼓足勇氣再度出發，堅定推進改革深化
　　
　　上篇
　　
　　回首來時路
　　
　　整整20年前，1993年的夏天，一個(ge) 25人的寫(xie) 作組聚集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上。組長是時任中央書(shu) 記處書(shu) 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shu) 長溫家寶，起草組成員來自中央各部委，其中有十多位經濟學家。
　　
　　這個(ge)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hui) 直接領導的起草組成立於(yu) 當年5月底，在隨後的半年時間裏，它完成了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第一個(ge) 總體(ti) 設計。11月中旬，這份名為(wei) 《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的文件在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上全票通過。
　　
　　這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新一輪改革的行動綱領，它將中共十四大確立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改革目標具體(ti) 化，勾畫出中國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基本框架。20年過去，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理論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可是它的來龍去脈卻鮮為(wei) 人知。
　　
　　“堅持改革開放是決(jue) 定中國命運的一招”
　　
　　1991年8月19日，前蘇聯副總統亞(ya) 納耶夫發布命令宣布，戈爾巴喬(qiao) 夫由於(yu) 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總統職務，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hui) ”，行使國家全部權力。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前蘇聯“八一九”事件。
　　
　　當天，鄧小平就讓身邊工作人員轉告中央負責人：蘇聯今天發生的事件是緊急的事情，是一個(ge) 非常事件。
　　
　　據多年後各方麵信息交叉佐證，正在外地視察的江澤民緊急回京，第二天來到位於(yu) 景山後街米糧庫胡同的鄧小平家中。
　　
　　鄧小平告誡這位兩(liang) 年前在緊急狀態下接任總書(shu) 記的晚輩，“堅持改革開放是決(jue) 定中國命運的一招。這方麵的道理要講夠。這一段總結經濟工作經驗，重點還是放在堅持改革開放上。”
　　
　　改革開放是鄧小平這位“總設計師”的堅定目標。即使中國發生了“八九政治風波”，他在這個(ge) 根本問題上也毫不退讓。
　　
　　風波平息不久，鄧小平就強調：“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dang) 的代表大會(hui) 通過的，一個(ge) 字都不能動。”他在同時任總理李鵬談話時還特別交代說：不要提以計劃經濟為(wei) 主。
　　
　　但是在一些人士眼裏，改革開放正是政治風波的罪魁禍首。在各種媒體(ti) 上，充斥著反對“和平演變”、批判“資產(chan) 階級自由化”的文章。它們(men) 對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係列重大問題提出了疑問和詰難，對每一項改革開放的措施都要“問一問是姓社還是姓資”。有“理論家”公然在報上提出：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改革，還是資本主義(yi) 的改革？
　　
　　人民日報刊登文章宣稱，“階級鬥爭(zheng) 和全麵建設”是中國的“雙重任務”，“隻有正確估量和進行階級鬥爭(zheng) ，才能保證現代化建設事業(ye) 的社會(hui) 主義(yi) 性質和方向，並促進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的發展”。
　　
　　反對改革的人們(men) 重新挑起計劃和市場的爭(zheng) 論，而且將對計劃和市場的不同看法進一步上綱為(wei) “姓‘社’姓‘資"的問題。一些政治家和理論家斷言，“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隻能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製，這就是說，要否定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否定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搞資本主義(yi) ”。於(yu) 是，“市場化”被斥為(wei) “資本主義(yi) 和平演變”的一項主要內(nei) 容。
　　
　　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召開經濟問題座談會(hui) ，不同主張的經濟學家當場激烈交鋒。反對市場化改革的經濟學家批評改革出現了方向性的錯誤，本來應該是計劃取向的，但是搞了市場取向，導致問題叢(cong) 生。薛暮橋、吳敬璉等少數經濟學家堅持市場化改革，據理力爭(zheng) ，呼籲應該繼續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
　　
　　座談會(hui) 之後，堅持市場化改革的吳敬璉被稱為(wei) “吳市場”。在當時的政治氣候裏，“吳市場”深含“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貶義(yi) 。
　　
　　在經濟問題座談會(hui) 前四個(ge) 月，鄧小平與(yu) 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時表示，“我擔心經濟滑坡。”事實上，對於(yu) 市場的大規模批判已經引起社會(hui) 混亂(luan) ，改革停滯，企業(ye) 家人心惶惶，經濟滑坡，市場蕭條，中國經濟陷入極大的困境。1989年經濟增長速度突然掉到了4.1%，1990年進一步下滑到3.8%。
　　
　　1991年初，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他同上海市委書(shu) 記朱鎔基幾次談話，強調“改革開放還要講”，他指出，“不要以為(wei) ，一說計劃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yi) ，不是那麽(me) 回事，兩(liang) 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服務。”
　　
　　《解放日報》根據鄧小平講話精神，發表了“皇甫平係列評論”，宣揚改革開放。文章指出：“計劃和市場隻是資源配置的兩(liang) 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hui) 主義(yi) 和資本主義(yi) 的標誌，資本主義(yi) 有計劃，社會(hui) 主義(yi) 也有市場”，“如果我們(men) 仍然囿於(yu) 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隻能坐失良機。”
　　
　　皇甫平文章發表後，海內(nei) 外反響強烈。然而，就像傅高義(yi) 在《鄧小平時代》裏所說那樣，“1991年的這把火並沒有點著”。皇甫平的文章反而遭致圍攻和批判。
　　
　　北京的《當代思潮》雜誌發起無限上綱的“大批判”，指責“皇甫平”文章“必然會(hui) 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yi) 道路而斷送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接著，又有幾家刊物起來呼應，指責 “改革不問姓社姓資是‘精英’們(men) 為(wei) 了暗度陳倉(cang) 而施放的煙幕彈”。
　　
　　麵對前蘇聯的突變和國內(nei) 激烈的爭(zheng) 論，鄧小平冷靜觀察，沒有公開發言。他對江澤民說：“總結經驗，‘穩’這個(ge) 字很重要的，但並不能解決(jue) 一切問題。特別要注意，根本的一條是改革開放不能丟(diu) ，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抓住時機上台階。”
　　
　　三個(ge) 關(guan) 鍵問題
　　
　　國際局勢瞬息萬(wan) 變，國內(nei) 圍繞計劃和市場的爭(zheng) 論也極為(wei) 激烈，如何推進改革開放仍是一個(ge) 問題。
　　
　　當時朱鎔基已經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作為(wei) 過去在中國社科院工作的老同事，吳敬璉向他反映了經濟學界對主流媒體(ti) 批判皇甫平的不同意見。朱鎔基說，皇甫平文章的基本內(nei) 容，都是鄧小平春節時對他本人講的，“現在有人要批判。他們(men) 要批判到哪裏去?!”
　　
　　多年以後，郭樹清在回憶文章裏寫(xie) 道：“始於(yu) 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經過十年的順利推進，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問題。1988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雙重體(ti) 製並存導致經濟秩序陷入嚴(yan) 重混亂(luan) ，1989年又發生了社會(hui) 動蕩和政治風波，中國改革自然地也是必然地進入了一個(ge) 調整期，需要認真總結、反思，明確新的目標。”
　　
　　1991年7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林毅夫接到周小川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參加將於(yu) 中南海舉(ju) 行的座談會(hui) 。
　　
　　當時43歲的周小川是中國銀行副行長，他的父親(qin) 周建南曾任一機部副部長和機械工業(ye) 部部長，是江澤民的老上級。在20世紀80年代，周小川在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政策分析及許多經濟課題研究方麵做了大量工作，還曾擔任國務院體(ti) 改方案領導小組成員，兼任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所副所長。
　　
　　周小川告訴林毅夫，要對以下三個(ge) 問題做好發言準備：第一，按列寧的帝國主義(yi) 論，資本主義(yi) 是腐朽的、垂死的，為(wei) 何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西方資本主義(yi) 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還表現出了勃勃生機？第二，按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看法，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是優(you) 越的，為(wei) 何出現了前蘇聯東(dong) 歐的變局，丟(diu) 失了社會(hui) 主義(yi) 政權？第三，如何搞好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事後人們(men) 才知道，這三個(ge) 問題都是江澤民直接提出來的。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體(ti) 改委、外交部等部門的20餘(yu) 位學者陸續接到了通知。他們(men) 意識到，這三個(ge) 問題都是當時社會(hui) 上普遍關(guan) 心、也是非常敏感的問題。
　　
　　尤其是對資本主義(yi) 的判斷，自從(cong) 列寧在1916年斷言“帝國主義(yi) 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yi) ”以來，“垂死論”已經成為(wei) 不可懷疑的“真理”。1989年，有黨(dang) 內(nei) 元老在和新任一位政治局常委談話時還說，那種認為(wei) 列寧的帝國主義(yi) 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
　　
　　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製裁政策，讓一些人士更加起勁地鼓吹“垂死論”。在這種政治氣氛下，西方資本主義(yi) “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觀點已經不再是學術問題，而是一個(ge) 政治立場問題。
　　
　　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何方曾撰文提出，列寧的《帝國主義(yi) 論》裏的一些論斷已經過時。1990年3月，在鄧力群主持的關(guan) 於(yu) 帝國主義(yi) 論的座談會(hui) 上，何方受到了批判和指責。
　　
　　前蘇聯“八一九事件”後，北京一家大報發表 《正確認識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矛盾，掌握處理矛盾的主動權》，重申當前中國的階級鬥爭(zheng) “比建國以來任何時期都要鮮明、激烈、尖銳”。
　　
　　如何認識資本主義(yi) ，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理論問題，更是一個(ge) 重大的現實問題，關(guan) 係到如何判斷中國所處的時代。假如堅持“垂死論”，那麽(me) 世界就仍然處於(yu) 列寧所斷言的“革命與(yu) 戰爭(zheng) ”時代，對抗和戰爭(zheng) 不可避免，中國的建設難以安心進行，改革開放更無從(cong) 談起。
　　
　　“千萬(wan) 不能把剛剛打開的大門關(guan) 上”
　　
　　1991年10月中旬，正是秋風落葉時節，來自不同部門和研究機構的20餘(yu) 位學者走進中南海，其中經濟學家有十多位。
　　
　　史料披露，對於(yu) 座談會(hui) 的參加者，江澤民明確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實事求是方麵比較突出，敢於(yu) 說話；二是對改革開放的設計、論證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參與(yu) 較多；三是找1名－2名海外學成人員。另外，還要有幾個(ge) 能夠介紹並討論資本主義(yi) 經濟和蘇東(dong) 經濟的專(zhuan) 家。
　　
　　主持會(hui) 議的就是中共中央總書(shu) 記江澤民。他說，我們(men) 這個(ge) 會(hui) 是內(nei) 部研究，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實事求是，怎麽(me) 想的就怎麽(me) 說，會(hui) 議也不做結論，主要是聽大家的意見。
　　
　　座談會(hui) 首先從(cong) 分析戰後資本主義(yi) 發展開始。江澤民提出，為(wei) 什麽(me) 資本主義(yi) “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生產(chan) 力還有了很大發展？這個(ge) 問題不能回避。
　　
　　限於(yu) 當時的環境，學者們(men) 準備的書(shu) 麵發言都比較謹慎。但是在主持人的引導下，與(yu) 會(hui) 者開始放下思想包袱，脫離發言稿。
　　
　　座談會(hui) 沒有直接碰觸理論問題，而是以數字和事實討論資本主義(yi) 的曆史與(yu) 現狀。劉國光和吳敬璉指出，在1890年－1990年的100年裏，以3.2%劃一條線，“二戰”前波動很劇烈，“二戰”結束後比較穩定。1950年－1990年西方國家經濟增長平均達到約4%，比1870年－1949年高出約2個(ge) 百分點。
　　
　　深受列寧思想影響的人們(men) 認為(wei) ，資本主義(yi) 之所以富裕發達，是建立在掠奪落後國家資源的基礎上的。可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學者甄炳禧分析道，戰後世界經濟超出預料的發展趨向，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依賴日益減少，貿易和投資的絕大部分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
　　
　　郭樹清在發言中指出，戰後西方社會(hui) 結構已經從(cong) “金字塔型”轉變為(wei) “洋蔥型”，收入分配則從(cong) “倒金字塔型”轉變為(wei) “倒寶塔型”。富人比從(cong) 前多了，但是特別富的人少了；物質性、金融性資本的影響削弱了，勞動力資本，特別是高級專(zhuan) 業(ye) 人員的勞動力資本的地位大大上升。
　　
　　35歲的郭樹清是與(yu) 會(hui) 者中最年輕的，當時是國家計委經濟研究中心副司長。此前六年，還在讀研究生的郭樹清就曾上書(shu) 國務院總理，提出“全麵改革亟須總體(ti) 規劃”的建議。
　　
　　大量的事實說明，資本主義(yi) 仍然有生命力。
　　
　　一些與(yu) 會(hui) 者認為(wei) ，資本主義(yi) “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在於(yu) ，戰後西方國家總結吸取了曆史教訓，對經濟體(ti) 製和宏觀政策做出了調整，充分發揮了市場和科技的巨大作用，在認真對待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挑戰、加強福利、緩和社會(hui) 矛盾等方麵也做出了努力。
　　
　　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王慧炯被江澤民稱為(wei) “老班長”—他們(men) 是上海交通大學時的同班同學，年長1歲的王慧炯是大學四年級時的班長。這位由科技轉入經濟學研究的學者指出，新技術的應用使發達國家的大企業(ye) 獲得了“技術租金”，改變了資本收益與(yu) 工資開支的比例關(guan) 係，促進了世界一體(ti) 的市場形成。
　　
　　在經濟國際化的大趨勢麵前，中國顯然不能閉關(guan) 鎖國。時任國家體(ti) 改委國外司副司長江春澤引用了智利中央銀行行長的一句話：在封閉的環境下搞現代化隻能建成“烏(wu) 托邦”。
　　
　　江春澤是與(yu) 會(hui) 者中唯一的女性，一年前她曾整理了一篇材料《外國關(guan) 於(yu) 計劃與(yu) 市場問題的爭(zheng) 論和實踐以及對中國的計劃與(yu) 市場關(guan) 係的評論》，江澤民看到後十分欣賞，特意加印20份在領導層傳(chuan) 閱。
　　
　　國家體(ti) 改委的經濟學家楊啟先談到西方發展對中國的啟示，認為(wei) 必須解決(jue) 好穩定與(yu) 競爭(zheng) 的關(guan) 係，按照客觀要求及時調整有關(guan) 改革和措施，社會(hui) 主義(yi) 也可以采用一些適應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和商品經濟的做法。
　　
　　當時宣傳(chuan) 上鼓動排外情緒的做法，讓有識之士深感不安。由於(yu) 政治氣候的變化，中國吸收FDI的國際環境持續惡化，1990年，中國吸收的FDI出現了負增長，外資銳減，沿海地區、經濟特區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機。
　　
　　與(yu) 會(hui) 學者指出，要認真對待經濟國際化、全球化的趨勢，以積極的態度參與(yu) 國際經濟貿易活動。千萬(wan) 不能把剛剛打開的門關(guan) 上，無論是搞建設還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國，爭(zheng) 取最有利的國際環境。
　　
　　連續兩(liang) 天的會(hui) 議上，江澤民頻頻記錄，不斷插話、提問，並圍繞所提問題開展討論。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倪立羽是與(yu) 會(hui) 者中年齡最長者，在他發言後，江澤民說，你可以把自己的觀點寫(xie) 出來，直接寄給我。
　　
　　在主持人的引導下，討論式、互動式的座談會(hui) 開得生動活潑。在時任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經濟所所長張卓元的記憶裏，“會(hui) 議充滿自由討論的氣氛，會(hui) 議沒有桌簽，與(yu) 會(hui) 專(zhuan) 家到會(hui) 議室後自由選座位，發言順序不是預定的，都是臨(lin) 時要求發言，還可隨時補充。”
　　
　　探究蘇東(dong) 劇變的原因
　　
　　1991年12月6日，座談會(hui) 開始進入第二個(ge) 專(zhuan) 題，討論蘇東(dong) 劇變及其教訓。此時距離中共中央十三屆八中全會(hui) 閉幕剛剛一周，會(hui) 議決(jue) 定次年四季度在北京舉(ju) 行中共十四大。
　　
　　江澤民事先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主持詞：我們(men) 一定要牢牢扣住一個(ge) 問題，為(wei) 什麽(me) 馬克思主義(yi) 指導下取得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成功的國家，經濟沒有搞得很好？蘇聯、東(dong) 歐國家過去的經濟基礎比西方怎麽(me) 樣？有的差，有的還不差，為(wei) 什麽(me) 後來都不行？
　　
　　確實，與(yu) 不但沒有滅亡、反而更加繁榮強大的資本主義(yi) 國家截然相反，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卻陷於(yu) 危機。
　　
　　1989年下半年，東(dong) 歐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紛紛崩潰。當時社會(hui) 上流傳(chuan) 一個(ge) 略顯誇張的說法：社會(hui) 主義(yi) 的垮台在波蘭(lan) 用了十年，匈牙利用了十個(ge) 月，民主德國十周，捷克斯洛伐克十天，最後在羅馬尼亞(ya) 隻用了十個(ge) 小時。唯一幸存的蘇聯也因為(wei) “八一九事件”而搖搖欲墜，戈爾巴喬(qiao) 夫宣布辭去蘇共總書(shu) 記職務，蘇共已經解散。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工業(ye) 經濟研究所所長蔣一葦認為(wei) ，蘇共覆滅根本原因是兩(liang) 條，一是經濟沒有搞上去，這是根本的；二是黨(dang) 脫離了人民群眾(zhong) 。他對深化改革提出一係列建議，對中央工作也坦率地提出意見。
　　
　　這位71歲的經濟學家當時已罹患絕症，是從(cong) 醫院病房直接來參加座談會(hui) 的。蔣一葦說話非常真誠，富有說服力，感動了與(yu) 會(hui) 者。一個(ge) 月後，這位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就溘然去世。
　　
　　吳敬璉、王慧炯等認為(wei) ，經濟是一切的基礎，沒能把經濟搞上去，是蘇聯式社會(hui) 主義(yi) 失敗的根本原因。國家體(ti) 改委宏觀體(ti) 製司司長傅豐(feng) 祥列舉(ju) 了許多財政經濟數字，說明蘇聯經濟惡化的原因在於(yu) 體(ti) 製和政策，他指出，“二戰”剛結束時，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奧地利高10%，東(dong) 德有一段時間比西德恢複發展得還好，匈牙利曾經也與(yu) 西歐其他國家相差不大。
　　
　　來自外交部的專(zhuan) 家都很熟悉蘇東(dong) 的實際情況，剖析了問題的根源。崔琦說，千百萬(wan) 人的價(jia) 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質利益為(wei) 基礎的，根子是體(ti) 製問題、結構問題，不是工作問題。蔣本良認為(wei) ，蘇共長期沒有從(cong) 革命黨(dang) 、國際黨(dang) 的定位轉出來，是其崩潰的主要原因。
　　
　　20世紀50年代，江澤民在羅馬尼亞(ya) 實習(xi) 期間，認識了中國駐羅使館的蔣本良。當時在外交部歐亞(ya) 司工作的李景賢記得很清楚，座談會(hui) 期間江澤民向他打聽蔣本良，並讓蔣本良也來參加座談會(hui) 。
　　
　　李景賢回憶說，江澤民要求每個(ge) 人發言不能少於(yu) 半個(ge) 小時，而且隻能談自己的觀點，不談部門的觀點。曾在蘇聯、俄羅斯工作30多年的李景賢發現，江澤民對於(yu) 蘇東(dong) 劇變的原因非常關(guan) 注。1991年、1999年李景賢先後陪同白俄羅斯、烏(wu) 茲(zi) 別克斯坦領導人訪華，江澤民每次都向對方詢問蘇聯解體(ti) 的原因。
　　
　　蘇聯經濟建設失敗根本上是體(ti) 製效率低下，計劃分配資源，這是大部分與(yu) 會(hui) 者的共識。江春澤認為(wei) ，蘇聯沒有把資源配置方式與(yu) 社會(hui) 基本製度區分開來，總是把中央計劃經濟體(ti) 製看作是社會(hui) 主義(yi) 。
　　
　　在郭樹清看來，革命和戰爭(zheng) 之後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ti) 製，依靠政治熱情和軍(jun) 事熱情難以持久，整個(ge) 社會(hui) 都養(yang) 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啟動改革，根本的矛盾已無法自己解決(jue) 。周小川對比了計劃經濟與(yu) 市場經濟的思維邏輯，他認為(wei) ，資源配置和激勵機製是分不開的，必須要靠改革開放把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搞上去。
　　
　　蘇東(dong) 的政治問題自然引起對中國政治體(ti) 製改革的思考。蔣一葦主張，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
　　
　　沈晉福明確提出，中國的政治改革從(cong) 一開始就是和經濟改革同時進行的，但是現在感到提經濟改革，內(nei) 容比較豐(feng) 富，說政治改革，文件中話很少。這位來自中國現代國際關(guan) 係研究所的研究員可能意識到自己失言了，對後排的記錄人員說，我的發言不要記錄。江澤民說，沒關(guan) 係，我們(men) 是內(nei) 部討論。同時他也回應說，我們(men) 搞政治體(ti) 製改革，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法製當然要不斷發展。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陳東(dong) 琪在1988年出版《東(dong) 歐經濟學概論》，還獲得全國圖書(shu) 獎。可是1990年在“反資產(chan) 階級精神汙染”中被作為(wei) 禁書(shu) 停止出版。正是因為(wei) 這本書(shu) 的影響，陳東(dong) 琪以“熟悉蘇東(dong) 社會(hui) 主義(yi) 改革理論”的專(zhuan) 家身份，全程參加了係列座談會(hui) 。他認為(wei) ，對於(yu) 諸多問題江澤民已有自己的看法。
　　
　　在陳東(dong) 琪的一篇文章裏，記錄了江澤民的一段插話：“看來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計劃經濟那一套，存在嚴(yan) 重的體(ti) 製機製缺陷，關(guan) 門時不知道，可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一放開，封閉的大門一打開，大家一比較，體(ti) 製毛病就顯示出來了。”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呼之欲出
　　
　　周小川後來評論說，江澤民“為(wei) 11次座談會(hui) 設計了非常清晰的邏輯路線”。在厘清資本主義(yi) 現狀和蘇東(dong) 失敗的原因後，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入怎樣吸取關(guan) 於(yu) 資本主義(yi) 和蘇東(dong) 體(ti) 製的經驗教訓，討論中國改革的體(ti) 製目標和改革方向。從(cong) 12月10日開始，座談會(hui) 圍繞這個(ge) 話題展開。
　　
　　“二戰”結束後，除了政治民主化，世界發展的另一大潮流是經濟市場化。尤其是1980年以來，市場化在全世界迅猛擴展。
　　
　　自1978年啟動改革以來，中國同樣走在經濟市場化的道路上，市場化因素不斷增加，計劃經濟體(ti) 製漸趨式微。
　　
　　但是，由於(yu) 中國始終堅持“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使得經濟體(ti) 製改革總是難以堅持明確、清晰的改革方向和目標，在目標體(ti) 製的選擇上爭(zheng) 論不休，幾經反複。“八九風波”使得反對市場化改革的聲音占據上風。主張市場化改革的人為(wei) 了避免直接衝(chong) 突，選用“市場取向的改革”這一提法。即使這樣，反對“市場化改革”的一方仍然步步緊逼，追問“姓社姓資”，並將“市場化改革”打上了姓“資”的標簽。
　　
　　1991年夏天,中央顧問委員會(hui) 一位副主任讓幾位經濟學家為(wei) 其起草一篇主張發揮市場作用的文章，準備在《人民日報》發表。
　　
　　國務院研究中心顧問徐雪寒支持這篇文章，並寫(xie) 信建議恢複“建立商品經濟”的口號。文章草成，即遇到蘇聯“八一九事件”。結果文章發表之議擱淺，文章的執筆者還受到指責。
　　
　　8月下旬，一家權威的理論刊物發表文章說： “我們(men) 劃清兩(liang) 種改革開放觀的界限，一個(ge) 很重要的方麵，是要在事關(guan) 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看看是否有利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的發展。通俗的說法，就是問一問姓社姓資。隻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men) 的改革開放始終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方向，避免重大錯誤。”
　　
　　9月1日晚，江澤民在看了央視《新聞聯播》節目提前播報的《人民日報》第二天的社論提要之後，當晚下令，要《人民日報》刪去社論中的“在改革開放中，我們(men) 要問一問姓社姓資”這句話。不過，第二天該報發表的文章裏仍然說：“我們(men) 的同誌中，有的也在抹殺兩(liang) 種改革觀的分野，忌言姓資姓社。” “在改革問題上的兩(liang) 種主張、兩(liang) 個(ge) 方向即兩(liang) 條道路的鬥爭(zheng) ，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繼續。”
　　
　　在連續四天的五場座談會(hui) 上，話題涉及農(nong) 業(ye) 、鄉(xiang) 鎮企業(ye) 、剩餘(yu) 勞動力就業(ye) 、工業(ye) 生產(chan) 質量、庫存、外貿、利用外資等許多具體(ti) 的經濟問題。在非常分散的議論中，江澤民反複講到：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內(nei) 涵是什麽(me) ？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怎麽(me) 結合，要說清楚。
　　
　　楊啟先認為(wei) ，計劃與(yu) 市場不是誰為(wei) 主、誰為(wei) 輔的問題。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詳細回顧了改革以來各個(ge) 時期對改革目標的不同提法，認為(wei)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改革以來經濟理論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改革最重要的基礎。
　　
　　吳敬璉也讚同“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提法。此前他曾向江澤民、朱基介紹過關(guan) 於(yu) 計劃和市場提法演變的過程。座談會(hui) 期間吳敬璉恰巧出版了一本專(zhuan) 門論述在中國如何建立市場經濟的著作，這本完成於(yu) 兩(liang) 年前的書(shu) 難以麵世，最後更名《論競爭(zheng) 性市場體(ti) 製》這樣一個(ge) 奇怪的名字，並且罕見地由三個(ge) 社領導簽字共同承擔風險，才最終出版。
　　
　　與(yu) 會(hui) 的經濟學家們(men) 都是傾(qing) 向於(yu) 市場經濟的，但是教育背景差異大，具體(ti) 觀點不盡相同。經過討論，多數與(yu) 會(hui) 者認識到：現代商品經濟是有宏觀管理的，是宏觀調控下的商品經濟，或者說市場在宏觀調控下發揮對經濟資源的配置作用。
　　
　　一些人還提出，應當由國內(nei) 外市場信息來對經濟活動發揮引導作用，不能把責任都放在計委和信息中心。
　　
　　深諳現代經濟學的周小川指出，市場經濟體(ti) 製有兩(liang) 項主要功能：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勵機製。他在發言中還巧妙地觸及到了姓“社”姓“資”的敏感話題，認為(wei) 計劃經濟與(yu) 市場調節相結合，一是要改進並收縮計劃，二是要擴大市場調節的範圍，要在堅持以公有製為(wei) 主的同時，不斷發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製實現形式。
　　
　　陳東(dong) 琪、劉國光等人談到，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製。傅豐(feng) 祥認為(wei) ，可以搞多種形式的所有製，特別要發展公有為(wei) 主的股份製；要搞活大中型企業(ye) ，減輕國有企業(ye) 包袱；加強股份製改造，因為(wei) 這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籌資方式，而是涉及計劃、投資、金融等方麵的改革。隻有產(chan) 權清晰，企業(ye) 才能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kui) 、自我約束、自我發展。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李琮重點談了企業(ye) 改革。他認為(wei) ，資本主義(yi) 的企業(ye) 是一個(ge) 自然演變的過程，而不是人為(wei) 選擇的。中國的國有企業(ye) 並不是真正的公有製，必須進行改革。
　　
　　張卓元強調，要建立合理的價(jia) 格結構，處理好改革與(yu) 發展的關(guan) 係，總體(ti) 上要堅持漸進改革，但分領域、分地區應當加快。
　　
　　郭樹清在發言中說，一個(ge) 符合現代商品經濟規範的新體(ti) 製的基本輪廓已經呈現在麵前。在這個(ge) 新體(ti) 製裏，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通過市場，一切市場關(guan) 係都受計劃調節，市場成為(wei) 協調經濟關(guan) 係的基礎機製，計劃就是間接型的宏觀管理。企業(ye) 成為(wei) 獨立的商品生產(chan) 者和經營者；勞動者參加生產(chan) 活動並獲取與(yu) 其勞動成果相符合的報酬；政府的基本經濟職責是，提供非盈利性公共服務，開展宏觀調控，對市場進行監督管理。
　　
　　“在1991年的11次座談會(hui) 上，有的同誌曾口頭提出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傾(qing) 向性提法。”周小川在一篇紀念文章裏寫(xie) 道，“將計劃與(yu) 市場關(guan) 係描述為(wei) 宏觀調控與(yu) 市場配置資源的關(guan) 係，既能銜接又能發展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提法，並強調這是一種原則上不同於(yu) 傳(chuan) 統體(ti) 製、以市場機製為(wei) 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有其自身的新的理論框架。”
　　
　　江澤民後來也曾回憶說：1991年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研究西方經濟學。我得出結論，在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奪取政權以後，要把經濟搞上去，必須用市場經濟的辦法。
　　
　　終成正果
　　
　　1991年12月25日，存在69年的蘇聯解體(ti) ，此時距離最後一次座談會(hui) 僅(jin) 有11天。國內(nei) “反和平演變”的呼聲高漲，中國“向何處去”的現實問題更加嚴(yan) 峻。
　　
　　1992年1月17日，88歲高齡的鄧小平乘專(zhuan) 列南下，先後在武漢、深圳、珠海和上海發表了一係列談話。“他在這些地方成功點燃了擴大市場開放和加快發展的大火。”《鄧小平時代》這樣評論道。
　　
　　在南行的第一站武漢，鄧小平就對當地領導說，“中國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誰不改革開放誰就下台。”離開的時候他又說，“你們(men) 要把我這個(ge) 話整理送給黨(dang) 中央。”
　　
　　在南方談話裏，鄧小平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資本主義(yi) 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yu)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抵達上海不久，江澤民打來電話給他拜年。次日，在中央春節團拜會(hui) 上，江澤民呼籲“大膽探索”和“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在此後的幾個(ge) 月裏，他先後批準下發了20多個(ge) 刊登鄧小平談話的文件。
　　
　　4月21日，江澤民收到國家體(ti) 改委主任陳錦華的一封信。此前，江澤民要求國家體(ti) 改委對下一步改革提出建議。陳錦華召開廣東(dong) 、山東(dong) 等五省體(ti) 改委主任座談會(hui) ，與(yu) 會(hui) 者都希望黨(dang) 的十四大在計劃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上有所突破，建議應當明確提出“建立和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
　　
　　陳錦華還在給江澤民的信中附了基辛格給他寫(xie) 的一封信。這位與(yu) 中國友好的美國政治家認為(wei) ，當今時代變革“中心是朝向市場經濟”，“世界各地的領導人們(men) 不約而同地得出這樣一個(ge) 結論：總的來說，市場為(wei) 持續經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基礎。”
　　
　　4月30日，吳敬璉向中央領導提出一份關(guan) 於(yu) 改革目標模式的建議，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對社會(hui) 主義(yi) 改革的目標模式做出新的科學的概括”，並提出兩(liang) 個(ge) 方案可供選擇：“社會(hui) 主義(yi) 商品經濟”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是更理想的方案。
　　
　　4月底的一個(ge) 晚上，時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徐匡迪應邀來到中南海。這位曾係統研究過國內(nei) 外經濟學理論的院士市長後來回憶說：江澤民突然提了一個(ge) 問題，我們(men) 可不可以叫“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徐匡迪有點不敢回答，因為(wei) 這個(ge) 問題太大，沒有人這麽(me) 說過。
　　
　　6月9日，距離十四大召開已經不足百天，江澤民在中央黨(dang) 校發表講話。他列舉(ju) 了當時關(guan) 於(yu) 對計劃與(yu) 市場和建立新經濟體(ti) 製問題上的三個(ge) 提法：第一個(ge) 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ti) 製”，第二個(ge) 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ti) 製”，第三個(ge) 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江澤民說，我個(ge) 人的看法，比較傾(qing) 向於(yu) 使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這個(ge) 提法。
　　
　　這個(ge) 講話非常敏感。因為(wei)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黨(dang) 內(nei) 對這樣的新思想還沒有準備好。在一個(ge) 對措辭的微小變化都十分敏感的文化中，這個(ge) 新術語不啻一顆意識形態炸彈。
　　
　　據周瑞金介紹，江澤民講話前曾征求鄧小平意見，鄧小平擔心新提法會(hui) 導致黨(dang) 內(nei) 分裂。不過，中央黨(dang) 校講話後，江澤民來到鄧小平住地匯報，鄧小平表示讚成“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提法。他說，可以先發內(nei) 部文件，反映好的話，就可以講。這樣十四大也就有一個(ge) 主題了。
　　
　　四個(ge) 月後，中共十四大正式決(jue) 定：“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並且明確地指出：“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在目標模式確定後，開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總體(ti) 規劃。在玉泉山上，文件起草組經過近半年的工作，完成了一萬(wan) 五六千字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對市場經濟各個(ge) 子係統改革之間的配合關(guan) 係和時間順序，做了細致安排。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決(jue) 定》，停滯四年的改革重新啟動，中國開始公開推進市場化進程。
　　
　　耐人尋味的是，幾乎同一時期，世界各國的市場化進程也在加速。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期，除了極少數幾個(ge) 小國外，世界各國都實現了經濟市場化。整個(ge) 世界形成了一個(ge) 無所不包的統一市場。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薩默斯在一次會(hui) 議上比喻說，“這是一場把亞(ya) 洲、東(dong) 歐、拉美和非洲幾十億(yi) 人送上通往繁榮的快速電梯的運動。”
　　
　　1993年以來，由於(yu) 加速推進市場改革，中國經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整整20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長率一直以超過10%的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在全球排名升至第二位，人均收入迅速增加，總體(ti) 上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中國沒有錯過“通往繁榮的快速電梯”。
　　
　　溫故知新
　　
　　22年過去，彈指一揮間。
　　
　　回首當年，張卓元認為(wei) ，座談會(hui) 的最主要成果是醞釀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傾(qing) 向性提法，“這11次座談會(hui) 把中國新體(ti) 製明確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從(cong) 而明確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目標模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江春澤認為(wei) ，“市場經濟體(ti) 製是任何社會(hui) 通往經濟繁榮發達的必由之路。”這位年屆八旬的經濟學家在接受采訪時說，“如果20年前改革倒退，仍然懼怕市場經濟，那就很難避免蘇東(dong) 國家當時的‘多米諾效應’，而一旦社會(hui) 動蕩，改革與(yu) 發展再打亂(luan) 重來，付出的代價(jia) 就要沉重得多，老百姓為(wei) 此要承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了。”
　　
　　陳東(dong) 琪說，如果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不及時提出並積極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不推進市場取向的體(ti) 製改革，甚或倒退到計劃經濟，“我國經濟發展不僅(jin) 速度沒有這麽(me) 快，發展成果沒有這麽(me) 大，而且也難擺脫大起大落的循環，也可能被嚴(yan) 重的外部危機拖下水，陷入持續衰退之中”。
　　
　　不過，當年參加座談會(hui) 的多位經濟學家認為(wei) ，在世紀之交初步搭建起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基本框架以後，中國改革卻沒有如人們(men) 所預期的那樣積極推進，而是放慢進度，有些方麵甚至遲滯倒退。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功能作用以及民營中小企業(ye) 的發展空間受到很多限製，公平競爭(zheng) 、包容有序的市場體(ti) 係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在這種體(ti) 製下，中國在實現高速增長的同時，各種矛盾也逐漸積累。
　　
　　吳敬璉認為(wei) ，中國目前的經濟體(ti) 製是一種“半統製、半市場”的混合體(ti) 製，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還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製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是，“1992年重啟的改革存在一個(ge) 明顯的缺點，就是隻著重經濟體(ti) 製方麵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紀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樣，將政治改革與(yu) 經濟改革並提。這不但延遲了法治、民主政治等體(ti) 製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經濟作用、國有經濟等方麵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製。”
　　
　　王慧炯、李琮等人在采訪中都提到，中國的體(ti) 製至今仍然深受前蘇聯影響，一些人對前蘇聯解體(ti) 的評論往往折射出他們(men) 對中國問題的認知。傅豐(feng) 祥說，改革之所以越來越難，是“因為(wei) 既得利益者留戀舊體(ti) 製，不願意放棄特權。當年也有特權，但是不如今天這麽(me) 巨大驚人”。
　　
　　郭樹清則認為(wei) ，中國經濟發展中所顯現的突出問題，主要根源還在於(yu) 社會(hui) 方麵，其實質是社會(hui) 管理還沒有完全從(cong) 過去的舊體(ti) 製轉變出來，沒有建立起適應新型市場經濟的社會(hui) 體(ti) 製。早在2010年，這位學者型官員就呼籲“告別狹義(yi) 的改革”，以內(nei) 容廣泛的社會(hui) 變革作為(wei) 推動中國發展的主要動力。
　　
　　中國改革充滿挑戰，因為(wei) 中國的轉型具有雙重使命：既要從(cong) 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又要從(cong) 傳(chuan) 統社會(hui) 轉向現代社會(hui) 。
　　
　　越來越多的人們(men) 通過閱讀《舊製度與(yu) 大革命》認識到，經濟發展起步以後，並不意味著一個(ge) 社會(hui) 可以順利地不斷前進，相反，由於(yu) 舊製度的存在，經濟發展會(hui) 使得社會(hui) 關(guan) 係和政治關(guan) 係趨於(yu) 緊張。在中國這種緊張關(guan) 係更是頻繁不斷出現，因此中國改革經常麵臨(lin) 進與(yu) 退的艱難選擇。
　　
　　自從(cong) 1978年中國重啟現代化進程以來，中國改革充滿曲折。尤其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讓這一進程再次停擺。此後複雜的國內(nei) 外背景，使得中國現代化麵臨(lin) 中斷的危險。
　　
　　不過，通過將改革目標確立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中國順利走出困境。就像周小川所說：“這一提法所確立的中期目標為(wei) 今後20年（甚至20年以上）的經濟體(ti) 製改革給出了一個(ge) 穩定的導向，統一了思想，避免了無休止的爭(zheng) 論和實踐中的徘徊，具有很強的方向性、前瞻性和推進性。”
　　
　　今天中國處於(yu) 轉型的關(guan) 鍵時期。一方麵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另一方麵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愈演愈烈，腐敗蔓延，貧富差別懸殊。中國改革再度麵臨(lin) 艱難選擇：今後10年乃至20年的發展主要依靠什麽(me) 驅動，如何推進平穩轉型，跨越中國的“卡夫丁峽穀”？
　　
　　曆史告訴人們(men) ，停滯和倒退沒有出路。“何以解憂，唯有改革”。唯一的出路就是正視中國的現實問題，解放思想，集思廣益，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堅持不斷的、深入的改革。這既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氣和曆史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