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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nei) 資訊(08年前)
人民幣升值經濟結構轉型與(yu) 中小企業(ye) 的出路
《21世紀》:人民幣升值是否會(hui) 促進出口企業(ye) 轉型?
黃亞(ya) 生:現在有一個(ge) 非常普遍的觀點:之所以中國沒有高技術企業(ye) ,是因為(wei) 我們(men) 出口做得太多,所以我們(men) 要通過升值來調整產(chan) 業(ye) 結構,去壓製出口。我覺得這沒有任何道理,這就好比,一個(ge) 學生語文成績很好、數學成績不好,老師為(wei) 了提高他的數學成績,就把他的語文成績搞差。從(cong) 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日本、韓國,包括台灣省,都是靠出口導向發展的,但一點沒妨礙技術進步。
中國企業(ye) 技術發展的主要障礙是金融體(ti) 製的問題。世界銀行做過一項研究,回顧了中國1990年代初至今出口結構的變化,如果僅(jin) 看產(chan) 品結構的變化,確實是從(cong) 製鞋、製襪這些行業(ye) 逐漸發展到計算機等高科技產(chan) 品的出口,但是如果從(cong) 產(chan) 品的技術含量來看,產(chan) 品的技術含量最多的部分全是進口的,本國加工的這部分產(chan) 品的技術含量在這麽(me) 多年裏幾乎沒有什麽(me) 變化。中國企業(ye) 的自主創新能力有很大的不足。
我不同意通過升值來促進出口企業(ye) 的技術升級。首先,匯率從(cong) 來是一個(ge) 宏觀經濟的政策,不是一個(ge) 微觀經濟的政策。其次,如果出口企業(ye) 長期沒有提高技術含量的話,我們(men) 應該分析的是這個(ge) 問題的深層原因,包括金融體(ti) 製和勞動力市場的問題,這是更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非常不讚成犧牲中國出口企業(ye) 的利益。通貨膨脹並不是由它們(men) 造成,犧牲它們(men) 達不到宏觀經濟穩定的目標。微觀上,匯率升值也不能改變創新技術方麵的問題。
《21世紀》:有人認為(wei) ,企業(ye) 的技術水平是良莠不齊的,升值會(hui) 產(chan) 生優(you) 勝劣汰的效果,您是否同意這樣的觀點?
黃亞(ya) 生:企業(ye) 的平均技術水平是很低的,其中有比較傑出的企業(ye) ,像聯想、海爾是不錯的。中國進行了30年的經濟改革,保持8%-10%的經濟增長,為(wei) 什麽(me) 非常傑出的企業(ye) 就這麽(me) 幾家?有些國外學者認為(wei) 中國的企業(ye) 是非常傑出的,我就讓他們(men) 舉(ju) 個(ge) 例子,一般都隻能舉(ju) 出聯想、華為(wei) 。了解國際商務的人士,讓他們(men) 講講印度的企業(ye) ,至少能說出五六個(ge) 。日本在1980年代末期,在國際上有競爭(zheng) 能力的企業(ye) 也有很多家。
在缺少其他的更詳細的數據的情況下,海外投資可以作為(wei) 一個(ge) 國家微觀競爭(zheng) 能力的一個(ge) 指標。但是,在計算海外投資的時候,要排除那些能源和壟斷企業(ye) 的投資。從(cong) 這點上來看,印度遠遠領先於(yu) 中國,而且不隻是差10%、20%,而是差幾倍。所以,從(cong) 微觀條件來講,中國根本不具備人民幣升值的條件,如果現在要大幅升值,影響將是毀滅性的,受到打擊的將是出口企業(ye) 和就業(ye) 。
當然,人民幣現在確實麵臨(lin) 著很強大的國際壓力,但這種壓力的根源在於(yu) 中國的消費上不去,過於(yu) 依賴國外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更符合邏輯的結論應該是發展國內(nei) 市場,用其它方式來消化國外的壓力,而不僅(jin) 僅(jin) 是把升值作為(wei) 應對方法。中國的內(nei) 需非常弱,農(nong) 村市場很大,但由於(yu) 人民收入很低,增長很慢,這個(ge) 市場並沒有被開發出來。所以我們(men) 應當首先想到,是如何增加消費和收入,增進社會(hui) 福利、減稅。
《21世紀》:升值確實給我們(men) 的經濟帶來了很多考驗,但是升值的壓力似乎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必經之路,您如何看待升值和經濟發展階段的關(guan) 係?
黃亞(ya) 生:從(cong) 東(dong) 亞(ya) 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升值確實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的趨勢,但是中國不太符合這樣的規律,也就是說中國的出口企業(ye) 是在微觀基礎很差的情況下,麵臨(lin) 強大的升值壓力。對比日本企業(ye) 來看,當年日本企業(ye) 麵臨(lin) 升值壓力的時候,豐(feng) 田、本田、索尼這些公司的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是很高的,已經在全球範圍進行運作。而我國的企業(ye) 則是在管理水平、技術水平非常低的情況下,麵臨(lin) 跟當時日本企業(ye) 一樣的升值壓力。
同時,日本企業(ye) 當時消化升值壓力的渠道我們(men) 都不具備。首先是技術升級,從(cong) 工商聯2004年到最近所做的調查來看,民營企業(ye) 對於(yu) 研發的投資沒有什麽(me) 改善。海外投資是日本企業(ye) 過去消化升值的另一個(ge) 手段,中國企業(ye) 也沒有采取。企業(ye) 要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才能夠進行海外投資,而中國的民營企業(ye) 遠遠沒有達到這樣的管理能力。而對於(yu) 那些在海外有投資的企業(ye) ,它們(men) 在海外投資的資金規模非常小。
在日本企業(ye) 技術、管理達到高水平,並且已經培養(yang) 出一批跨國公司的情況下,日元的升值對很多中小企業(ye) 還是有很大的打擊,在1980年代,日本很多中小企業(ye) 都破產(chan) 了,升值對它的經濟的破壞性也是很大的,由此可以想象,中國會(hui) 是什麽(me) 一種情況。當然,日元當時的升值速度比中國的人民幣升值要快。但是,中國的微觀基礎卻跟日本當時差得很遠。
中國很多出口企業(ye) 長期形成了政策依賴,讓它們(men) 迅速轉型是非常困難的。政策依賴當中,出口退稅是最直接的依賴,但是更根本的是相對過剩的勞動力供給。現在把這些政策因素減弱了以後,讓這些企業(ye) 很快提高科技水平,那是不可能的。技術的研發是一個(ge) 緩慢的過程。其中的轉型成本,是怎麽(me) 也逃不掉的。
農(nong) 村改革是經濟轉型和產(chan) 業(ye) 升級的關(guan) 鍵
《21世紀》:中國出口企業(ye) 長期停留在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的原因是什麽(me) ?
黃亞(ya) 生:本來應該有一個(ge) 過渡,這些產(chan) 業(ye) 最初集中在沿海地區,然後逐漸的向內(nei) 陸轉移,可為(wei) 什麽(me) 經過了30年,這些企業(ye) 沒有向內(nei) 陸轉移,還是停留在廣東(dong) 、浙江、江蘇這些地區?廣東(dong) 1980年代生產(chan) 成衣,1990年代生產(chan) 電子,然後開始生產(chan) 汽車,但成衣卻還在那兒(er) 生產(chan) 。這是非常反常的現象,要解釋這個(ge) 現象,就要回到關(guan) 於(yu) 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討論。
在任何國家,地理上最能夠流動的因素,應該不是勞動者,而是資金、技術和機器設備。但中國恰恰相反,中國兩(liang) 億(yi) 的流動人口從(cong) 內(nei) 陸省份到廣東(dong) 、浙江、江蘇。作為(wei) 廣東(dong) 的企業(ye) ,勞動力忽然有很大的增加,肯定就意味著勞動力相對的成本下降,資本相對的成本上升,它們(men) 肯定更願意去做勞動密集的產(chan) 品,所以,它沒有任何的積極性去提高技術,提高資金的使用。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企業(ye) 經過30年改革還停留在簡單加工製造的一個(ge) 重要原因。當然,還有金融體(ti) 製對研發的影響,資金成本太高,民營企業(ye) 很難搞研發。在這種情況下,有理智的企業(ye) 家,肯定選擇那些技術最簡單、勞動最密集的產(chan) 業(ye) 。
《21世紀》:那農(nong) 村地區向沿海地區大量輸出勞動力的深層原因是什麽(me) ?
黃亞(ya) 生:首先因為(wei) 農(nong) 村的金融體(ti) 製。在1990年代,農(nong) 村金融改革實際上是在走回頭路。1980年代農(nong) 村的金融改革,對當時的鄉(xiang) 鎮企業(ye) 、民營企業(ye) 的發展是有非常巨大的促進作用的。那時,人們(men) 認識到,農(nong) 業(ye) 本身是不能致富的,必須促進農(nong) 業(ye) 向非農(nong) 業(ye) 轉移,所以,要讓農(nong) 民獲得資金,開拓一些非農(nong) 業(ye) 項目,通過對農(nong) 產(chan) 品(18.08,0.00,0.00%,吧)的初加工等方式進行工業(ye) 化,這是一個(ge) 良性工業(ye) 化的道路。1980年代是把批貸款的權力下放的,而到了1990年代,批貸款的權力又集中到縣級農(nong) 村信用社。1990年代的農(nong) 村貸款,優(you) 先用於(yu) 農(nong) 業(ye) ,非農(nong) 項目排在很後麵,這跟1980年代的政策正好相反。1990年代的政策是讓農(nong) 民種地,而在城市大規模地搞工業(ye) 園區、吸引外資,等等。農(nong) 民在1990年代獲得創業(ye) 資金是非常困難的,而同時農(nong) 業(ye) 的回報率很低,所以他們(men) 隻能夠出售勞動力,而出售勞動力的機會(hui) 不在農(nong) 村肯定是在城市和沿海地區,這就是1990年代產(chan) 生大規模勞動力流動的原因。
在1990年代,農(nong) 村的創業(ye) 資金非常緊張,而農(nong) 村儲(chu) 蓄率非常高。農(nong) 村信用社的網點,在1985年的時候是40多萬(wan) 家,到了1990年代末,大概隻剩下9萬(wan) 家,這麽(me) 廣大的農(nong) 村地區隻有9萬(wan) 家網點能夠提供貸款,所以農(nong) 民的儲(chu) 蓄大部分是進入郵政儲(chu) 蓄,而郵政儲(chu) 蓄隻能吸納存款不能貸款。因此,1990年代城市向農(nong) 村的資金流向是負的。同時,農(nong) 村居民當時還麵臨(lin) 教育、醫療等費用的提高,他們(men) 在農(nong) 村除了種地,沒有其他的創業(ye) 機會(hui) ,隻有到城市去打工。
現在的決(jue) 策層,實行了包括取消農(nong) 業(ye) 稅等一係列針對農(nong) 村的政策,農(nong) 村的教育和醫療方麵有了極大的改善。取消了農(nong) 業(ye) 稅之後,廣東(dong) 馬上就出現了“民工荒”。農(nong) 村的問題和沿海企業(ye) 的發展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21世紀》:鄉(xiang) 鎮企業(ye) 曾經是農(nong) 村改革中的亮點,為(wei) 什麽(me) 現在農(nong) 村非農(nong) 經濟的發展反而不如以前?農(nong) 村缺乏經濟活力的原因是什麽(me) ?
黃亞(ya) 生:中國1980年代的發展模式是良性的,特別是農(nong) 村改革非常深遠,而1990年代的農(nong) 村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是在走回頭路,如糧食收購、土地製度都沒有沿著1980年代的改革繼續深化下去。
從(cong) 農(nong) 戶調查數據來看,1986年-2002年間,若剔除掉通貨膨脹因素,1980年代農(nong) 戶獲得貸款的平均數額大於(yu) 1990年代中期農(nong) 戶獲得貸款的平均數額。1980年代,農(nong) 戶從(cong) 正規金融獲得貸款和從(cong) 非正規金融獲得貸款的比例是1:1左右,到了1990年代,這個(ge) 比例就變成了1:3左右。非正規金融的融資成本是非常高昂的,這就意味著,1990年代的農(nong) 村更依賴於(yu) 更昂貴的資金,非正規金融雖然彌補了正規金融的某些缺點,但它不可能彌補所有的不足,因此它不是最完全的替代。舉(ju) 個(ge) 例子來說,你開一家做麵條的小店,需要借幾百塊錢,可以依賴非正規金融;若想把企業(ye) 做大做強,需要借幾百萬(wan) ,就必須依賴正規金融,所以非正規金融和正規金融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另外,由於(yu) 非正規金融的合同是非法的,很容易產(chan) 生違約風險。所以,正規金融優(you) 於(yu) 非正規金融,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1980年代的農(nong) 村金融狀況是優(you) 於(yu) 1990年代的。
中國農(nong) 村從(cong) 來都應該是改革的前沿,我這樣說,並不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農(nong) 村人口龐大,還因為(wei) 農(nong) 村實際上具有很強的創業(ye) 能力和精神。農(nong) 村改革加上農(nong) 村本身具有的創業(ye) 能力和精神,所產(chan) 生的經濟效益會(hui) 非常大。
這是我對1990年代發展模式的一個(ge) 反思,我們(men) 付出了很大的代價(jia) ,卻錯過了在農(nong) 村發展良性企業(ye) 和創業(ye) 精神的機會(hui) ,也影響了城市企業(ye) 的技術升級。
《21世紀》:那如何促進農(nong) 村經濟的良性發展?
黃亞(ya) 生:農(nong) 村應該進行經濟改革,首先是農(nong) 村金融要更開放,搞私有銀行和信用社。其次,土地產(chan) 權製度要進行改革,農(nong) 民應該可以用土地作為(wei) 抵押物獲得貸款。實際上,農(nong) 民是最有信用的貸款人,因為(wei) 他有土地逃不掉。沒有一個(ge) 國家是靠農(nong) 業(ye) 致富的,而實現工業(ye) 化、城市化要充分調動農(nong) 民的活力。如果土地私有化,農(nong) 民可以去開發,就可以變現。
民營企業(ye) 的困境與(yu) 出路
《21世紀》:有學者認為(wei) ,人民幣的逐步升值是為(wei) 了保護出口企業(ye) ,並且認為(wei) 一步到位的升值雖然會(hui) 犧牲出口企業(ye) ,但是可以抑製升值預期,平抑通脹,您如何評價(jia) 此種觀點?
黃亞(ya) 生:現在的小幅逐步升值的方式,我認為(wei) 保護的不是出口企業(ye) ,出口企業(ye) ——特別是勞動力密集的企業(ye) ——利潤率是非常低的,人民幣升值幅度達到3%的話,就已經達不到保護它們(men) 的作用,從(cong) 2005年到現在,人民幣已經升值超過20%了,早已經起不到保護的作用了。小幅升值保護的是大型資產(chan) 擁有者、希望通過土地變現的地方政府、房地產(chan) 商、股票的投資基金,等等。逐漸升值的預期,會(hui) 刺激外資進入,這些外資就會(hui) 進入資本市場和房地產(chan) 市場,房地產(chan) 這幾年的發展都和升值預期有一定關(guan) 係。
我是反對人民幣升值的。但是一旦要升值,就要一次升值到位。現在這樣去升,一個(ge) 可預測的結果就是熱錢的流入,而熱錢流入的渠道是很窄的,房地產(chan) 是其中之一。熱錢的流入可能對中國的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現在政府已經開始重視這個(ge) 問題,例如,北京開始限製持外國護照的人買(mai) 地。
《21世紀》:現在的外匯管理的思路發生了轉變,從(cong) 政策解讀上來看,由“寬進嚴(yan) 出”轉向“嚴(yan) 進寬出”,您覺得它會(hui) 對企業(ye) 的融資產(chan) 生怎樣的影響?
黃亞(ya) 生:這個(ge) “嚴(yan) 進”對中國的經濟也會(hui) 產(chan) 生打擊。我過去做的研究表明,很多外資進入中國,是因為(wei) 我們(men) 的金融體(ti) 製沒有效率,但是在這樣的金融環境下,外資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有益的。中國的民營企業(ye) ,由於(yu) 受到歧視,從(cong) 銀行拿不到貸款,就必須得出讓股本,這個(ge) 過程就是外商直接投資,這些企業(ye) 確實喪(sang) 失了很多對將來利潤的擁有權,但是從(cong) 發展來講,企業(ye) 獲得了資金。
現在如果采取“嚴(yan) 進”政策,民營企業(ye) 的最後活路都沒有了。在2006年10月份,證監會(hui) 出台政策,加強對企業(ye) 海外上市的審批,民營企業(ye) 海外上市的難度增大,這對於(yu) 中國的中小企業(ye) 、創業(ye) 型的企業(ye) 打擊是非常大的。
同時,“寬出”的投資渠道也不暢通。首先,現在大規模到國外投資的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ye) ,根據工商聯做的調查,從(cong) 2004年至2006年,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資本項目對外流出的管製也放寬了,但是民營企業(ye) 到海外投資沒有任何增長,主要增長的是中石化等大型國企到非洲等地購買(mai) 原材料所投入的資產(chan) 。實際上,中國的所謂的“嚴(yan) 進寬出”,對於(yu) 民營企業(ye) 來講,作用一點都不明顯,主要的作用在於(yu) 國營企業(ye) 。在我看來,國營企業(ye) 並不能代表企業(ye) 運營的效率,所以“寬出”並不能夠帶來多少經濟利益。
《21世紀》:如何建立有效率的資本市場,解決(jue) 民營企業(ye) 的融資問題?
黃亞(ya) 生:開放企業(ye) 的融資渠道,也應該開放外資融資渠道。在兩(liang) 個(ge) 市場同時開放的背景下,本土企業(ye) 家仍然更傾(qing) 向於(yu) 選擇本土的資本市場。原因非常簡單,隻有中國的投資者最了解中國的企業(ye) ,所以中國的投資者對本國的企業(ye) 估值較高。很多時候,它們(men) 選擇去國外上市是迫不得已的,因為(wei) 國內(nei) 資本市場對他們(men) 不開放。印度的企業(ye) 就往往是先在本國資本市場上市,做大以後,取得了一部分國外投資者的認可,才到國外上市。中國的民營企業(ye) 卻恰恰相反,直接到國外去上市,浙江的一些企業(ye) 甚至到新加坡去上市,新加坡的股票市場非常小,成本非常高,這對企業(ye) 來說是不劃算的。
A股上市門檻高,本質上是抑製競爭(zheng) ,但是一個(ge) 國家總是要通過競爭(zheng) 來改善資本市場的。例如1990年代初孟買(mai) 的股票市場是一塌糊塗,但因為(wei) 印度有別的股票市場,孟買(mai) 的股票市場就受到了壓力,就需要自我改革。而1990年代中國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場並沒有什麽(me) 本質區別,不存在什麽(me) 競爭(zheng) 。
《21世紀》:目前的宏觀調控目標是“一保一控”,您認為(wei) 在經濟增長和控製通脹之間,應該如何取舍?
黃亞(ya) 生:中國的金融體(ti) 製和宏觀穩定,與(yu) 微觀經濟發展常常處於(yu) 一個(ge) 非常矛盾的狀況,維持宏觀穩定會(hui) 降低微觀效益;支持微觀效益,支持民營企業(ye) ,又會(hui) 造成通貨膨脹。我擔心奧運後這個(ge) 矛盾會(hui) 變得更加嚴(yan) 重,如果不改變現有的金融製度,這個(ge) 矛盾永遠得不到解決(jue) 。
我對中國這兩(liang) 年的經濟走勢非常擔心,現在美國的經濟不景氣,次貸危機也沒有完全解決(jue) ,導致中國發展麵臨(lin) 的國際環境非常不好。如果一定要選,我可能更願意容忍通貨膨脹。在中國曆史上,凡是通貨膨脹嚴(yan) 重的年份,都是民營企業(ye) 發展最快的時期。所以,在中國的體(ti) 製下,放鬆銀根、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或許是一個(ge) 更好的選擇,在微觀上可以促進民營企業(ye) 的發展。當然,我們(men) 也要防止寬鬆政策隻用於(yu) 刺激房地產(chan) ,那樣的話,連微觀的好處都得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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