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歐、中美紡織品協議為(wei) 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的發展創造了可預見的、相對穩定的貿易環境，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出口首次超過千億(yi) 美元，國際競爭(zheng) 力指數大大提高。但貿易保護條款16條、比較優(you) 勢弱化、人民幣升值等風險因素的存在，卻給紡織產(chan) 業(ye) 的安全發展預設了新的命題，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在國際市場上的“暢遊”，也因此繼續麵臨(lin) “深水區”的側(ce) 度。

　　16條款的特保風險2005年，歐、美啟動242條款，給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帶來了震撼性的衝(chong) 擊，減少紡織服裝出口額50至70億(yi) 美元，危及到3萬(wan) 家紡織服裝出口企業(ye) 的生存和發展，直接或間接影響了18萬(wan) 人的就業(ye) 和近1億(yi) 人的生活。然而，對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來講，如果把242條款比作“雨夾雪”，在感受冬寒的同時尚有些許濕潤，那麽(me) 16條款才是真正的“暴風雪”。

　　《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WTO議定書(shu) 》“第16條”，即“特定產(chan) 品過渡性保障措施機製”明確規定，“如原產(chan) 於(yu) 中國的產(chan) 品在進口至任何WTO成員領土時，其增長的數量或所依據的條件對生產(chan) 同類產(chan) 品或直接競爭(zheng) 產(chan) 品的國內(nei) 生產(chan) 者造成或威脅造成市場擾亂(luan) ，則受此影響的WTO成員可請求與(yu) 中國進行磋商，……如磋商未能使中國與(yu) 有關(guan) WTO成員在收到磋商請求後60天內(nei) 達成協議，則受影響的WTO成員有權在防止或補救此種市場擾亂(luan) 所必需的限度內(nei) ，對此類產(chan) 品撤銷減讓或限製進口”。顯然，這是一條隻針對中國的歧視性條款。理論上講，隻要是WTO成員國，都享有針對中國產(chan) 品采取保障措施的權利，其中也包括紡織品。242條款3年結束，但16條款的適用期卻一直要延續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2年之後才終止，所以，一旦觸動，後患無窮！

　　筆者認為(wei) ，歐美等國是否會(hui) 啟動16條款，主要取決(jue) 於(yu) 兩(liang) 方麵的因素：一方麵，從(cong) 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出口的國際環境看，歐美等國在選舉(ju) 政治的背景下，出於(yu) 本國利益及國家產(chan) 業(ye) 安全的考量，加上貿易保護勢力的抬頭，啟動16條款的可能性很大，但前提是，要以中國紡織品出口幹擾其國內(nei) 市場為(wei) 誘因；另一方麵，從(cong) 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自身看，由於(yu) 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度高、企業(ye) 數量大、產(chan) 業(ye) 集中度低、產(chan) 業(ye) 素質差、行業(ye) 自律缺失、出口惡性競爭(zheng) 現象嚴(yan) 重，量增價(jia) 跌甚至低質出口的無序競爭(zheng) 態勢依然延續，這就很容易受人以柄，為(wei) 歐、美等國啟動16條款提供口實。

　　盡管紡織商會(hui) 、外商投資等行業(ye) 協會(hui) 一直在大力倡導行業(ye) 自律，試圖引導紡織服裝的出口有序增長，但這隻是揚湯止沸之舉(ju) 。資本的趨利性和中國紡織業(ye) 完全競爭(zheng) 的市場結構決(jue) 定了，行業(ye) 自律很難在短時間內(nei) 建立起來。而當前國企、外企和民企“三分天下”的出口形勢，又進一步延緩了紡織產(chan) 業(ye) 整體(ti) 利益的形成，從(cong) 而把這種依靠意識形態和思想道德的自律倡議推向一種被漠視的尷尬境地。

　　如果說行業(ye) 自律是“無形的手”在起作用，那麽(me) 在遭遇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就須借助政府這隻“有形的手”進行幹預。筆者認為(wei) ，中國應從(cong) 2009年1月1日始，將歐美設限的被動配額類別改為(wei) 主動配額管理，適當控製出口數量的增長速度，並把配額管理作為(wei) 調整產(chan) 業(ye) 結構、優(you) 化產(chan) 業(ye) 布局的有效杠杆，在盡量避免出口無序競爭(zheng) 、減少貿易摩擦的同時，積極推動紡織產(chan) 業(ye) 升級，維護紡織產(chan) 業(ye) 安全，而目前的配額招標和分配在這方麵似乎並沒有太多考慮。

　　比較優(you) 勢的弱化風險盡管國內(nei) 資源和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you) 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仍將是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但這種優(you) 勢顯然正在被各種因素逐漸弱化，從(cong) 而也成為(wei) 了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安全的新課題。

　　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以紡織業(ye) 的主要供給產(chan) 業(ye) 棉花產(chan) 業(ye) 為(wei) 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產(chan) 國，客觀上為(wei) 紡織產(chan) 業(ye) 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源保障。但是，資源要素的供給優(you) 勢卻因為(wei) 資源配置的低效率而被大大抵消和減弱。2004年，中國國內(nei) 棉花產(chan) 量達到632萬(wan) 噸，創出曆史新高，然而，同期國內(nei) 棉花市場價(jia) 格卻也跌宕起伏：2003年9月129棉每噸上漲了4400至4500元，漲幅高達32.8％，到2004年10月則累計跌落了6200至6800元，跌幅38.2％。許多棉紡企業(ye) 為(wei) 防備棉價(jia) 進一步上漲，前中期購買(mai) 了大量高價(jia) 棉，隨著棉價(jia) 逐月急跌，因難舍拋售，致使棉花經營全麵虧(kui) 損，棉紡企業(ye) 大量高價(jia) 棉紗、棉布半成品滯銷，進而波及了紡織產(chan) 業(ye) 的出口成交量和出口效益。這期間，作為(wei) 國家宏觀調控手段的國家儲(chu) 備棉，非但沒有發揮調控作用，還積極加入了逐利的行列，使棉花市場更是雪上加霜。

　　棉花價(jia) 格的暴漲暴跌和國內(nei) 外棉花市場長期存在的價(jia) 格差異（中國國內(nei) 棉價(jia) 高出國際市場棉價(jia) 1000至2000元／噸），根本上是源於(yu) 我國棉花流通體(ti) 製的不健全，不能與(yu) 國際市場完全接軌。此外，棉花配額體(ti) 製的存在，以及政府決(jue) 策的滯後性，客觀上也加劇了市場失靈。尚未完全市場化的棉花流通體(ti) 製必然製約其下遊已經完全市場化的紡織產(chan) 業(ye) 的發展，從(cong) 而影響到整個(ge) 產(chan) 業(ye) 鏈的安全與(yu) 發展。

　　勞動力成本走高中國紡織業(ye) 的勞動力成本與(yu) 發達國家及國際平均水平相比，具有較強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但與(yu) 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這種優(you) 勢正在迅速減弱。1988至1998年十年時間，中國紡織業(ye) 的勞動力成本增長了230％，到2002年已經翻了4倍多，增長速度遠遠高於(yu) 墨西哥、菲律賓和泰國。2002年，中國紡織業(ye) 平均工資水平已達到印度的1.12倍，巴基斯坦的1.86倍。而這兩(liang) 個(ge) 20世紀90年代後期崛起的國家正日漸成為(wei) 中國在低附加值大眾(zhong) 化產(chan) 品上最強勁的對手。

　　勞動力供應減少隨著“獨生子女”政策後效應的顯現，中國勞動力資源將會(hui) 在2015至2020年的供應洪峰後出現逆轉，從(cong) 而導致勞動力成本的進一步上升。

　　根據波特的鑽石理論，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目前仍處於(yu) 產(chan) 業(ye) 發展四階段中的初級階段———生產(chan) 要素導向階段。在這一階段，產(chan) 業(ye) 發展主要依靠的是生產(chan) 要素優(you) 勢，容易彰顯產(chan) 業(ye) 成績，但也非常脆弱，生產(chan) 要素比較優(you) 勢的降低或相對減弱很容易給產(chan) 業(ye) 發展帶來重創。這就迫使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必須加快把主要依靠生產(chan) 要素數量和低成本的擴長模式逐步轉向主要依靠質量提升的發展模式上來，並積極進行體(ti) 製改革，大幅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人民幣升值的匯率風險新的匯率機製允許人民幣匯率每天以0.3％的速度攀升（或下跌），因此從(cong) 理論上講，人民幣可以在兩(liang) 個(ge) 月內(nei) 升值（或貶值）15％。中國紡織業(ye) 屬於(yu) 出口依賴型產(chan) 業(ye) ，人民幣升值必然會(hui) 擠壓產(chan) 品出口的利潤空間，使得紡織產(chan) 業(ye) 的形勢變得異常嚴(yan) 峻。

　　據初步估算，人民幣升值2％，即可使棉紡織行業(ye) 營業(ye) 利潤下降24％，毛紡織行業(ye) 下降16％，而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行業(ye) 受到的損失最大，利潤率下降26％。2005年7月22日，央行宣布人民幣升值2％，意味著超過千億(yi) 美元的紡織服裝出口減少了逾200億(yi) 人民幣的淨利潤。再加上貿易摩擦高發期，我國紡織行業(ye) 議價(jia) 能力趨弱，升值所帶來的邊際負麵效應會(hui) 進一步被放大。因此，在新的匯率機製下，進出口企業(ye) 必須盡快學會(hui) 在外貿合同中增設附加條款以及采用遠期套匯保值等金融工具來規避和鎖定匯率風險。

　　值得說明的是，盡管遠期套匯保值業(ye) 務是實現換匯成本可預期的有力措施和重要手段，如應用得當，可以幫助企業(ye) 將匯率風險控製在合理範圍內(nei) ，但這種金融工具本身也具有一定風險，對人民幣匯率升跌走勢的錯誤判斷同樣會(hui) 給企業(ye) 帶來損失。而對於(yu) 平均利潤率僅(jin) 有3％至5％的中國紡織企業(ye) 而言，這種損失很可能是災難性的。因此，隻有借助品牌產(chan) 品和高端產(chan) 品的豐(feng) 厚利潤來提高企業(ye) 的抗風險能力，並通過不斷的產(chan) 品結構升級來消化因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成本上升因素的影響，才是抵禦匯率風險的根本舉(ju) 措。

　　配額的管理、匯率的調整等是政府的規製行為(wei) ，而行業(ye) 自律、套匯保值等卻是市場手段。因此，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的安全發展還必須依靠政府和市場“兩(liang) 隻手”的有效結合。當市場失靈時，政府必須進行幹預，以期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並求得產(chan) 業(ye) 發展的最大效益，確保中國紡織產(chan) 業(ye) 的發展安全渡過“深水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