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在再平衡過程中興起了一種“換崗”說法：以亞洲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將替代歐美成為驅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
對此，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近日在複旦大學主辦2014上海論壇的中語出驚人。華民稱：“亞洲的經濟增長達不到歐美的境界，可持續性很低。”
華民指出，歐洲人花了兩百到三百年及通過文藝複興、宗教改革、社會變革奠定了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社會環境，而“窮追猛趕”的亞洲忽略了社會的變革。若是裝個擴聲器，料將驚醒不少酣睡在“趕美超歐”美夢中的新興市場人士。
“小龍小虎”難長成？
自上世紀50年代起，日本經濟率先崛起，70年代起亞洲四小龍、四小虎騰飛，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1992年印度對外開放，隨後亞洲經濟開始興起，亞洲成為新興經濟體集團中規模最大的區域。
然而，亞洲持續增長的時間較之歐美明顯縮短。華民舉例稱，日本經濟基本在上世紀50年後就開始衰退；改革開放35年後的中國經濟目前亦出現拐點，未來中國的增長趨勢撲朔迷離。
“我們甚至不知道目前的人民幣貶值會否持續？房地產泡沫會不會破裂？中國會否重新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三句反問句表達了華民對中國增長可持續性的擔憂。
“亞洲經濟增長沒有擺脫曆史增長的痕跡，其獨具的特點也製約了其成長。”華民指出亞洲增長的三大結構性特點：一，趕超型（catch-up），多由政府主導，若財富無法匯集人民，就好比沒有雞尾酒的雞尾酒會，完全沒意義；二，嚴重外生性（即資源稀缺性），在全球的產值分工鏈裏，研發和設計在發達國家，而加工組裝在亞洲，銷售市場在國外，並且依賴於資源進口，這給亞洲經濟造成了很大約束；三，稟賦（即資源）相似性強，產品可替代性催生了相互競爭性的格局，因此“區域合作”有時隻能是“逢場作戲”。
隨著經濟的增長，亞洲國家內生的這種衝突和矛盾正不斷加劇。區域合作的重重阻礙究竟緣起何處？
華民表示，首先，文化多元化，亞洲有各樣宗教，很難形成共識；第二，亞洲不同於北美、歐洲大陸，其地理都由島嶼、海洋把亞洲分隔了，導致要素難以流動；第三，產業替代率很高，這阻止了區域經濟合作，無法產生像美國、歐洲這樣通貨區可以帶來的競爭優勢，這也讓亞洲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最為關鍵的是，技術落後和創造性缺失也阻礙了亞洲持續邁進的步伐。
華民表示，亞洲國家基本上靠成本競爭，一旦成本提升就會失去競爭力。近代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腐蝕了人民的創造性，且現代技術大部分是引進的，一旦亞洲國家進行進入前沿時就會止步不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
消費驅動增長是“因果倒置”？
“以消費驅動經濟增長”已成為亞洲或中國式結構改革的出發點。然而，華民卻稱，消費不是帶動增長的動因，而是經濟增長的果實。
他指出，首先老百姓得有活幹、有錢，然後才能消費。中國政府多年來欲以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的辦法來促進經濟增長，並未出現任何轉機。
華民劍指兩大“消費”症結：沒有完成農耕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農民占人口比重大），消費占GDP的比重就無法上升；沒有一個高品質的消費市場，國內的消費意願就無法驅動，隻得眼睜睜看著海外購物狂潮。
此外，中國政府今年一直在致力發展人民幣離岸交易，打造金融中心。而華民表示，“凡是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隻是純粹交易，不會拉動經濟增長，最後一定是泡沫。”
亞洲究竟如何突破增長瓶頸？華民指出三大行動：一，政府行動，即控製成本、控製地價，提高生產率；二，社會行動，即亞洲需要完成農耕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歐洲人走過的那段路程，亞洲人必須要走；三，區域行動，盡管由於地理位置、文化宗教多元等的天然屏障，亞洲區域共同體很難建立，但卻可以通過區域經濟合作來防止亞洲不同國家間貨幣的競爭性貶值，以此維護亞洲的穩定。
對此，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近日在複旦大學主辦2014上海論壇的中語出驚人。華民稱：“亞洲的經濟增長達不到歐美的境界，可持續性很低。”
華民指出，歐洲人花了兩百到三百年及通過文藝複興、宗教改革、社會變革奠定了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社會環境，而“窮追猛趕”的亞洲忽略了社會的變革。若是裝個擴聲器，料將驚醒不少酣睡在“趕美超歐”美夢中的新興市場人士。
“小龍小虎”難長成？
自上世紀50年代起，日本經濟率先崛起，70年代起亞洲四小龍、四小虎騰飛，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1992年印度對外開放，隨後亞洲經濟開始興起，亞洲成為新興經濟體集團中規模最大的區域。
然而，亞洲持續增長的時間較之歐美明顯縮短。華民舉例稱，日本經濟基本在上世紀50年後就開始衰退；改革開放35年後的中國經濟目前亦出現拐點，未來中國的增長趨勢撲朔迷離。
“我們甚至不知道目前的人民幣貶值會否持續？房地產泡沫會不會破裂？中國會否重新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三句反問句表達了華民對中國增長可持續性的擔憂。
“亞洲經濟增長沒有擺脫曆史增長的痕跡，其獨具的特點也製約了其成長。”華民指出亞洲增長的三大結構性特點：一，趕超型（catch-up），多由政府主導，若財富無法匯集人民，就好比沒有雞尾酒的雞尾酒會，完全沒意義；二，嚴重外生性（即資源稀缺性），在全球的產值分工鏈裏，研發和設計在發達國家，而加工組裝在亞洲，銷售市場在國外，並且依賴於資源進口，這給亞洲經濟造成了很大約束；三，稟賦（即資源）相似性強，產品可替代性催生了相互競爭性的格局，因此“區域合作”有時隻能是“逢場作戲”。
隨著經濟的增長，亞洲國家內生的這種衝突和矛盾正不斷加劇。區域合作的重重阻礙究竟緣起何處？
華民表示，首先，文化多元化，亞洲有各樣宗教，很難形成共識；第二，亞洲不同於北美、歐洲大陸，其地理都由島嶼、海洋把亞洲分隔了，導致要素難以流動；第三，產業替代率很高，這阻止了區域經濟合作，無法產生像美國、歐洲這樣通貨區可以帶來的競爭優勢，這也讓亞洲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最為關鍵的是，技術落後和創造性缺失也阻礙了亞洲持續邁進的步伐。
華民表示，亞洲國家基本上靠成本競爭，一旦成本提升就會失去競爭力。近代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腐蝕了人民的創造性，且現代技術大部分是引進的，一旦亞洲國家進行進入前沿時就會止步不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
消費驅動增長是“因果倒置”？
“以消費驅動經濟增長”已成為亞洲或中國式結構改革的出發點。然而，華民卻稱，消費不是帶動增長的動因，而是經濟增長的果實。
他指出，首先老百姓得有活幹、有錢，然後才能消費。中國政府多年來欲以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的辦法來促進經濟增長，並未出現任何轉機。
華民劍指兩大“消費”症結：沒有完成農耕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農民占人口比重大），消費占GDP的比重就無法上升；沒有一個高品質的消費市場，國內的消費意願就無法驅動，隻得眼睜睜看著海外購物狂潮。
此外，中國政府今年一直在致力發展人民幣離岸交易，打造金融中心。而華民表示，“凡是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隻是純粹交易，不會拉動經濟增長，最後一定是泡沫。”
亞洲究竟如何突破增長瓶頸？華民指出三大行動：一，政府行動，即控製成本、控製地價，提高生產率；二，社會行動，即亞洲需要完成農耕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歐洲人走過的那段路程，亞洲人必須要走；三，區域行動，盡管由於地理位置、文化宗教多元等的天然屏障，亞洲區域共同體很難建立，但卻可以通過區域經濟合作來防止亞洲不同國家間貨幣的競爭性貶值，以此維護亞洲的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