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初，孟加拉服裝廠 1600 名工人絕食討薪，要求支付拖欠已久的工資和獎金。此前，柬埔寨服裝產業也連續爆發罷工、抗議事件。這邊秀場上，時裝光鮮靚麗、引人注目；另一邊，底層勞工的血淚與抗爭鮮少人關注。幾年間，中國在“全球第一服裝製造工廠”的位置上坐立不安，東南亞第三世界國家的服裝業訂單大量流失，英美等國開始培養自己的製衣工人……在這一連串變化的背後，時裝製造業到底發生了什麽？
中國國內製造成本上漲：“用工荒”和“加薪潮”，中國勞動力不再廉價
廣東東莞在今年 4 月爆發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工潮，大約 3 萬工人參與了罷工行動，其中大部分來自當地最大的鞋業加工廠——裕元。罷工前，這些工人為全球 30 多家著名鞋類品牌進行代工，名單裏包括 adidas、NIKE。鞋廠員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這次停工維權緣於鞋廠未足額為工人購買社保。最後，為期 12 天的罷工導致裕元損失共計 2700 萬美元，adidas 直接減少了訂單量。 這一事件讓公眾認識到，中國工人們權益意識正在增強，服裝企業的日子不再像以前那麽好過了。而對於成本異常敏感的製造行業早已察覺中國的加工優勢正在消失。
2008 年後人民幣匯率不斷攀升，當國人笑逐顏開地購買國外商品時，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的服裝加工業利潤空間卻在變小。人民幣每升值 1%，紡織業的出口利潤率將下降 2%-6%。為保證利潤，服裝品牌必須用更多的美元換取相同價值的服裝，成本增加顯而易見。
另一方麵，擁有 13 億人口的中國，其工人的數量優勢也正隨著人口紅利的結束而逐漸消失。中國人喊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老齡化卻在提前到來。在 2008 到 2013 的五年間，工業領域就業機會新增了 3000 萬，但中國 15-39 歲的勞動力人口卻萎縮了將近 3300 萬。勞動人口的缺失直接導致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在近幾年春節長假後集中爆發“用工荒”。根據專家預期，年輕勞動力人口總數將在 2015 年減少 2000 萬，到 2020 年還將進一步減少 2200 萬。
伴隨“用工荒”的加劇，“加薪潮”也在服裝製造業中興起。用工人數的短缺和需求上漲，導致服裝加工者的工作時間不得不延長。在每周工作 6.3 天的一線工人中，有 47% 以上不願意加班。80 後工人們對生活質量、休閑需求的提高，促使服裝廠為了留住熟練工，必須提高待遇、改善生活條件。有半數以上的紡織服裝廠提薪幅度在 10-20% 之間，更有 12.5% 的企業選擇上漲 20% 以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變得不再廉價。
成本的不斷上漲，外資企業隻有選擇撤離。NIKE 在 2009 年 3 月叫停其在太倉的在華唯一鞋類工廠，解散了 1400 多名工人。2012 年 7 月，adidas“出於重新整合全球資源的策略考量”，關閉蘇州工廠。同年，裕元的母公司寶成關閉了在華的 51 條生產線，約占其大陸生產線的 20%。縱觀國內，凡客誠品將部分訂單轉移到孟加拉，寧波申洲伟德国际英国集團斥資 3000 萬美元在柬埔寨建立紡織工廠，“試水海外生產”逐漸成為國內大中型紡織服裝企業的新趨勢。
而那些受到優惠稅率和廉價用地政策吸引，將服裝廠內遷的小老板們，發現中西部地區並非樂園。或許有部分工人願意在離家更近的地方工作，但內地配套產業鏈的不成熟，致使原輔料采購、印染加工等環節需要通過物流配送或轉移加工。生產質量和工期得不到保障，加上勞動力短缺，企業仍然會麵臨工人的漲薪要求（河南工廠工人的平均工資在過去五年裏增長了 110%）。綜合起來，內遷帶來的實際成本並沒有明顯降低，而物流更是糟得像場噩夢。
於是，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東南亞地區自然成為中國之後，服裝產業轉移的下一個目的地。但情況真的如設想般美好嗎？東南亞國家漸失投資信任：工廠事故和罷工、抗議事件頻發，政策風險高。
從 2008 年開始，消費者們逐漸發現在 H&M、ZARA、NIKE、沃爾瑪購買的衣服鞋子標簽上，made in Vietnam、made in Bangladesh 的字眼越來越多。在小小的標簽背後是，整個東南亞分流了中國 30% 的加工訂單，孟加拉正在成長為繼中國之後的第二大服裝產地，而低廉的人力成本正是它們競爭力得以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報告，2012 年廣州工廠工人的平均月薪是 352 美元，相比之下，越南河內、柬埔寨金邊和孟加拉達卡工廠的工人平均月薪分別隻有 111 美元、82 美元和 78 美元。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服裝製造業在這裏重新看到曙光，投資東南亞成為外商們熱議的話題。
在過去 5 年間，越南的外商投資增長了兩倍以上，柬埔寨和孟加拉的外商投資也分別增長 85% 和 43%，達到 8.92 億美元和 11 億美元。外資的大舉進入，服裝加工產業的轉移，讓東南亞國家的經濟依賴服裝出口取得了一定進步，但問題也隨之而生。
2012 年 11 月，孟加拉塔茲雷恩製衣廠大火，導致 121 人葬身火海；次年 4 月，首都達卡市郊一棟 8 層樓建築突然倒塌，致多人被埋，死亡人數超過 1000 人……惡劣的工作環境、橫行的黑幫、腐敗的政府官員、物價上漲……每一個社會問題都是壓死窮人的最後一根稻草，貧窮的服裝業工人無法維持日常生活，不滿的情緒正在累積。
2013 年 9 月份，為爭取每月 104 美元的最低工資，孟加拉的服裝工人們走上街頭進行抗議，抗議活動進行了三天，400 間工廠停工。同年底，憤怒的工人們縱火燒毀了一棟十層樓高的大型服裝加工廠。而在今年 8 月初，1600 位工人絕食討薪，要求支付拖欠 3 個月的工資及開齋節獎金約 4130 萬塔卡。
柬埔寨的情況一樣不容樂觀。2013 年，柬埔寨麵料生產協會（GMAC）記錄在案的罷工共 130 起，是過去十年來最頻繁的一年。當年年底，30 萬柬埔寨服裝工人舉行罷工遊行，GMAC 號召成員工廠關閉，停止生產三天。最後造成約 2 億美元損失以及 7000 萬美元的投資延遲。
在越南，外商麵臨的問題更甚。社會環境和政體的不穩定；年初爆發的匯率危機；當地工人缺乏專業技能培訓，生產率低下；本國原輔料生產僅能滿足紡織行業 30% 的生產需求，絕大部分中高檔麵料嚴重依賴進口；今年 5 月，甚至還發生針對外國投資者的暴力事件，這都讓越南的經商環境蒙上一層陰影。
服裝廠商逐漸發現，盡管勞動力成本低，但是東南亞國家的可隱形成本和政策風險更高。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政策變動的不確定性，對於企業來說，無疑是種種考驗，而這也動搖了不少外商投資東南亞地區的信心，但也無計可施。品牌敷衍應對：避開道德譴責，避簽勞工協議，避免資金賠償
東南亞諸國的工廠事故和罷工遊行見諸報端，將西方的服裝業巨頭們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他們一方麵需要承擔經濟損失以及法律訴訟，同時也要麵對消費者帶來的道德指責。這些服裝業巨頭們在此會作何反應呢？
去年 4 月孟加拉國拉納廣場的一棟製衣廠大樓發生倒塌事故，造成 1127 人喪生。此事故將 GAP、MANGO、貝納通、家樂福、沃爾瑪等數 10 個服裝品牌及零售商牽涉其中。事故發生後，H&M、ZARA 母公司與當地勞工聯盟簽署了一份《孟加拉國服裝產業安全協議》，梅西百貨、JC Penny、瑪莎百貨、MANGO、貝納通等隨後相繼加入該協議之中。迪士尼公司更宣布撤銷孟加拉的服飾訂單，以後永不在此製造……就連拒絕加入協議的 GAP 也宣布將自行製定安全計劃。沃爾瑪聘請了專業公司來檢查供應商工廠的結構、火災和電氣安全，並宣稱提供 180 萬美元對工廠管理者進行消防安全培訓後的再次安全檢查。
在危機處理專家和公關的聯合發力下，品牌們“積極”響應，仿佛穩妥地避開了西方消費者們的道德指責，將負麵影響降到最低。但是，正義仍未得到聲張。
拉納廣場捐助者信托基金會在慘劇後對外公開募集善款，截止 8 月 4 日，原本預計籌得 4000 萬美元的善款仍不足一半。本應該擔負起責任的零售商們此時集體失聲。並不是第一次經曆這種事件的他們心裏十分清楚，務工環境難以在孟加拉、甚至中國得到真正的改善。虛偽的應對措施背後隻要避簽勞工協議，就能避免資金賠償，這才是利益所在。
英美重拾製造業：在本國培養自己的製衣工人
服裝鏈裏的零售商們衡量著每一個導致成本上漲的原因：原材料價格、曠日持久的海關手續和不可靠的能源供應、管理質量不穩定、工業或政體動蕩、道德健康和安全法規、石油價格波動帶來的運輸成本以及對環境的影響……所有這些因素都增加了服裝的離岸成本，並且延長了服裝製作時間。
也許在本國重拾製造業是一個解決辦法。
實際上，在金融危機之後，發達經濟體正在檢討和修正昔日的“去工業化”、“去製造業”的戰略，“再工業化”成為不少發達國家的共同戰略選擇，而一些大規模並且具有影響力的零售商與品牌商也在積極尋求開發更接近消費市場的製造基地。他們要做的第一步，是培養新一代的技術工人。
在美國、英國等國和香港地區，熟練技工的短缺是阻礙製造業複蘇的一大因素。英國的紡織服裝業在上世紀 80 年代有 80 萬工人，下降到現在的 10 萬人。時尚的話語權被設計師、市場營銷牢牢掌握，沒有人會覺得提供精湛的製衣技術是一件“性感”的事。
如何才能在當地培養更多的製衣工人？
Jenny Holloway 在北倫敦開展的 Fashion Enter 項目或許值得借鑒。2006 年，這位創始人在哈林蓋（Haringey）小鎮上設立了服裝製造基地及認可實習模式，讓當地的失業青年有機會獲得實實在在的技能培訓。在鎮理事會的支持下，她還遊說到 ASOS、John Lewis 和馬莎百貨對生產基地和學徒計劃進行了投資。最重要的是，他們也投入了部分服飾訂單，在那裏試水生產。
企業和社會團隊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塑造新一代的工人，仍然需要國家政府層麵的支持，譬如恢複縫紉學校課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學徒計劃。像英國時裝理事會一樣有影響力的時尚機構，也需要在輿論上承認製造業對於時尚的重要性。紐約市政府和 CFDA（美國時裝設計師理事會）則在這方麵作出了表率，他們成立了服裝生產商聯盟（Fashion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簡稱 FMI）基金會，旨在恢複“失去的藝術縫紉技能”以及振興紐約的服裝製造業。
我們不難預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服裝價格節節上升是必然之事——服裝製造業不得不采用調高產品售價的方式，來消化各種成本上漲的壓力。在服裝製造供應鏈上，中國製造仍然坐著世界頭把交椅；但孟加拉、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國家的製造業也占有絕對優勢，在全球需求放緩、快時尚折扣零售商大勢流行的今天，時尚背後的“血汗工廠”難以消失。
而另一方麵，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製造業成本差距的縮小，將促使一些公司將工廠遷回本土或是離消費者更近的地方。同時零售商們的政治意願以及對小批量優質服裝的需求，將催生一批反應迅速、工作靈活的本土服裝加工廠，或許我們將有望看到英美等國的服裝製造業再次複興。
中國國內製造成本上漲：“用工荒”和“加薪潮”，中國勞動力不再廉價
廣東東莞在今年 4 月爆發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工潮，大約 3 萬工人參與了罷工行動，其中大部分來自當地最大的鞋業加工廠——裕元。罷工前，這些工人為全球 30 多家著名鞋類品牌進行代工，名單裏包括 adidas、NIKE。鞋廠員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這次停工維權緣於鞋廠未足額為工人購買社保。最後，為期 12 天的罷工導致裕元損失共計 2700 萬美元，adidas 直接減少了訂單量。 這一事件讓公眾認識到，中國工人們權益意識正在增強，服裝企業的日子不再像以前那麽好過了。而對於成本異常敏感的製造行業早已察覺中國的加工優勢正在消失。
2008 年後人民幣匯率不斷攀升，當國人笑逐顏開地購買國外商品時，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的服裝加工業利潤空間卻在變小。人民幣每升值 1%，紡織業的出口利潤率將下降 2%-6%。為保證利潤，服裝品牌必須用更多的美元換取相同價值的服裝，成本增加顯而易見。
另一方麵，擁有 13 億人口的中國，其工人的數量優勢也正隨著人口紅利的結束而逐漸消失。中國人喊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老齡化卻在提前到來。在 2008 到 2013 的五年間，工業領域就業機會新增了 3000 萬，但中國 15-39 歲的勞動力人口卻萎縮了將近 3300 萬。勞動人口的缺失直接導致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在近幾年春節長假後集中爆發“用工荒”。根據專家預期，年輕勞動力人口總數將在 2015 年減少 2000 萬，到 2020 年還將進一步減少 2200 萬。
伴隨“用工荒”的加劇，“加薪潮”也在服裝製造業中興起。用工人數的短缺和需求上漲，導致服裝加工者的工作時間不得不延長。在每周工作 6.3 天的一線工人中，有 47% 以上不願意加班。80 後工人們對生活質量、休閑需求的提高，促使服裝廠為了留住熟練工，必須提高待遇、改善生活條件。有半數以上的紡織服裝廠提薪幅度在 10-20% 之間，更有 12.5% 的企業選擇上漲 20% 以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變得不再廉價。
成本的不斷上漲，外資企業隻有選擇撤離。NIKE 在 2009 年 3 月叫停其在太倉的在華唯一鞋類工廠，解散了 1400 多名工人。2012 年 7 月，adidas“出於重新整合全球資源的策略考量”，關閉蘇州工廠。同年，裕元的母公司寶成關閉了在華的 51 條生產線，約占其大陸生產線的 20%。縱觀國內，凡客誠品將部分訂單轉移到孟加拉，寧波申洲伟德国际英国集團斥資 3000 萬美元在柬埔寨建立紡織工廠，“試水海外生產”逐漸成為國內大中型紡織服裝企業的新趨勢。
而那些受到優惠稅率和廉價用地政策吸引，將服裝廠內遷的小老板們，發現中西部地區並非樂園。或許有部分工人願意在離家更近的地方工作，但內地配套產業鏈的不成熟，致使原輔料采購、印染加工等環節需要通過物流配送或轉移加工。生產質量和工期得不到保障，加上勞動力短缺，企業仍然會麵臨工人的漲薪要求（河南工廠工人的平均工資在過去五年裏增長了 110%）。綜合起來，內遷帶來的實際成本並沒有明顯降低，而物流更是糟得像場噩夢。
於是，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東南亞地區自然成為中國之後，服裝產業轉移的下一個目的地。但情況真的如設想般美好嗎？東南亞國家漸失投資信任：工廠事故和罷工、抗議事件頻發，政策風險高。
從 2008 年開始，消費者們逐漸發現在 H&M、ZARA、NIKE、沃爾瑪購買的衣服鞋子標簽上，made in Vietnam、made in Bangladesh 的字眼越來越多。在小小的標簽背後是，整個東南亞分流了中國 30% 的加工訂單，孟加拉正在成長為繼中國之後的第二大服裝產地，而低廉的人力成本正是它們競爭力得以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報告，2012 年廣州工廠工人的平均月薪是 352 美元，相比之下，越南河內、柬埔寨金邊和孟加拉達卡工廠的工人平均月薪分別隻有 111 美元、82 美元和 78 美元。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服裝製造業在這裏重新看到曙光，投資東南亞成為外商們熱議的話題。
在過去 5 年間，越南的外商投資增長了兩倍以上，柬埔寨和孟加拉的外商投資也分別增長 85% 和 43%，達到 8.92 億美元和 11 億美元。外資的大舉進入，服裝加工產業的轉移，讓東南亞國家的經濟依賴服裝出口取得了一定進步，但問題也隨之而生。
2012 年 11 月，孟加拉塔茲雷恩製衣廠大火，導致 121 人葬身火海；次年 4 月，首都達卡市郊一棟 8 層樓建築突然倒塌，致多人被埋，死亡人數超過 1000 人……惡劣的工作環境、橫行的黑幫、腐敗的政府官員、物價上漲……每一個社會問題都是壓死窮人的最後一根稻草，貧窮的服裝業工人無法維持日常生活，不滿的情緒正在累積。
2013 年 9 月份，為爭取每月 104 美元的最低工資，孟加拉的服裝工人們走上街頭進行抗議，抗議活動進行了三天，400 間工廠停工。同年底，憤怒的工人們縱火燒毀了一棟十層樓高的大型服裝加工廠。而在今年 8 月初，1600 位工人絕食討薪，要求支付拖欠 3 個月的工資及開齋節獎金約 4130 萬塔卡。
柬埔寨的情況一樣不容樂觀。2013 年，柬埔寨麵料生產協會（GMAC）記錄在案的罷工共 130 起，是過去十年來最頻繁的一年。當年年底，30 萬柬埔寨服裝工人舉行罷工遊行，GMAC 號召成員工廠關閉，停止生產三天。最後造成約 2 億美元損失以及 7000 萬美元的投資延遲。
在越南，外商麵臨的問題更甚。社會環境和政體的不穩定；年初爆發的匯率危機；當地工人缺乏專業技能培訓，生產率低下；本國原輔料生產僅能滿足紡織行業 30% 的生產需求，絕大部分中高檔麵料嚴重依賴進口；今年 5 月，甚至還發生針對外國投資者的暴力事件，這都讓越南的經商環境蒙上一層陰影。
服裝廠商逐漸發現，盡管勞動力成本低，但是東南亞國家的可隱形成本和政策風險更高。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政策變動的不確定性，對於企業來說，無疑是種種考驗，而這也動搖了不少外商投資東南亞地區的信心，但也無計可施。品牌敷衍應對：避開道德譴責，避簽勞工協議，避免資金賠償
東南亞諸國的工廠事故和罷工遊行見諸報端，將西方的服裝業巨頭們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他們一方麵需要承擔經濟損失以及法律訴訟，同時也要麵對消費者帶來的道德指責。這些服裝業巨頭們在此會作何反應呢？
去年 4 月孟加拉國拉納廣場的一棟製衣廠大樓發生倒塌事故，造成 1127 人喪生。此事故將 GAP、MANGO、貝納通、家樂福、沃爾瑪等數 10 個服裝品牌及零售商牽涉其中。事故發生後，H&M、ZARA 母公司與當地勞工聯盟簽署了一份《孟加拉國服裝產業安全協議》，梅西百貨、JC Penny、瑪莎百貨、MANGO、貝納通等隨後相繼加入該協議之中。迪士尼公司更宣布撤銷孟加拉的服飾訂單，以後永不在此製造……就連拒絕加入協議的 GAP 也宣布將自行製定安全計劃。沃爾瑪聘請了專業公司來檢查供應商工廠的結構、火災和電氣安全，並宣稱提供 180 萬美元對工廠管理者進行消防安全培訓後的再次安全檢查。
在危機處理專家和公關的聯合發力下，品牌們“積極”響應，仿佛穩妥地避開了西方消費者們的道德指責，將負麵影響降到最低。但是，正義仍未得到聲張。
拉納廣場捐助者信托基金會在慘劇後對外公開募集善款，截止 8 月 4 日，原本預計籌得 4000 萬美元的善款仍不足一半。本應該擔負起責任的零售商們此時集體失聲。並不是第一次經曆這種事件的他們心裏十分清楚，務工環境難以在孟加拉、甚至中國得到真正的改善。虛偽的應對措施背後隻要避簽勞工協議，就能避免資金賠償，這才是利益所在。
英美重拾製造業：在本國培養自己的製衣工人
服裝鏈裏的零售商們衡量著每一個導致成本上漲的原因：原材料價格、曠日持久的海關手續和不可靠的能源供應、管理質量不穩定、工業或政體動蕩、道德健康和安全法規、石油價格波動帶來的運輸成本以及對環境的影響……所有這些因素都增加了服裝的離岸成本，並且延長了服裝製作時間。
也許在本國重拾製造業是一個解決辦法。
實際上，在金融危機之後，發達經濟體正在檢討和修正昔日的“去工業化”、“去製造業”的戰略，“再工業化”成為不少發達國家的共同戰略選擇，而一些大規模並且具有影響力的零售商與品牌商也在積極尋求開發更接近消費市場的製造基地。他們要做的第一步，是培養新一代的技術工人。
在美國、英國等國和香港地區，熟練技工的短缺是阻礙製造業複蘇的一大因素。英國的紡織服裝業在上世紀 80 年代有 80 萬工人，下降到現在的 10 萬人。時尚的話語權被設計師、市場營銷牢牢掌握，沒有人會覺得提供精湛的製衣技術是一件“性感”的事。
如何才能在當地培養更多的製衣工人？
Jenny Holloway 在北倫敦開展的 Fashion Enter 項目或許值得借鑒。2006 年，這位創始人在哈林蓋（Haringey）小鎮上設立了服裝製造基地及認可實習模式，讓當地的失業青年有機會獲得實實在在的技能培訓。在鎮理事會的支持下，她還遊說到 ASOS、John Lewis 和馬莎百貨對生產基地和學徒計劃進行了投資。最重要的是，他們也投入了部分服飾訂單，在那裏試水生產。
企業和社會團隊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塑造新一代的工人，仍然需要國家政府層麵的支持，譬如恢複縫紉學校課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學徒計劃。像英國時裝理事會一樣有影響力的時尚機構，也需要在輿論上承認製造業對於時尚的重要性。紐約市政府和 CFDA（美國時裝設計師理事會）則在這方麵作出了表率，他們成立了服裝生產商聯盟（Fashion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簡稱 FMI）基金會，旨在恢複“失去的藝術縫紉技能”以及振興紐約的服裝製造業。
我們不難預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服裝價格節節上升是必然之事——服裝製造業不得不采用調高產品售價的方式，來消化各種成本上漲的壓力。在服裝製造供應鏈上，中國製造仍然坐著世界頭把交椅；但孟加拉、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國家的製造業也占有絕對優勢，在全球需求放緩、快時尚折扣零售商大勢流行的今天，時尚背後的“血汗工廠”難以消失。
而另一方麵，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製造業成本差距的縮小，將促使一些公司將工廠遷回本土或是離消費者更近的地方。同時零售商們的政治意願以及對小批量優質服裝的需求，將催生一批反應迅速、工作靈活的本土服裝加工廠，或許我們將有望看到英美等國的服裝製造業再次複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