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至遲從克林頓執政時期起，美國統治集團就高度重視亞太、特別是東亞區域的增長潛力：克林頓政府提出了“新興大市場”戰略；奧巴馬當政以後，美國政要對東亞區域的增長潛力評價更高，奧巴馬早就自稱是美國曆史上首位“太平洋總統”；2010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夏威夷發表講話，稱：“我們知道，21世紀的大部分曆史將在亞洲書寫。這一地區將出現這個星球上最具變革性的經濟增長，亞洲的許多城市將變成全球商務和文化中心。”
既然現存的亞太經合組織以自主、自願為特征的運行機製難以滿足美國主張迅速、有強製力地開放自己占優勢市場的要求，更不用說滿足美國強行給貿易增加許多政治要求的主張，在亞太經合組織內部拉攏小圈子、另起爐灶，就成了美國的“理性選擇”。
因此，2010年3月15日，美國、智利、秘魯、越南、新加坡、新西蘭、文萊、澳大利亞八國經貿官員在澳大利亞墨爾本開啟“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首輪談判之前，奧巴馬就表示，TPP談判將為貿易協定提供一個新標準——不僅有利於（美國）工人、商業和農民，而且“會與我們最為珍視的價值緊密相連”；美國貿易代表羅恩·科克也聲稱，至少在2015年前，亞太地區經濟增速將高於世界經濟平均增速，而建立“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將確保美國在這個富有活力的市場中占據一席之地。
其次，美國希望掌握區域經貿協定主導權，從側麵包抄，最終按照己方意願塑造世貿組織多哈回合及以後談判麵貌。
第三個目標，是確保美國霸主地位，遏製中國挑戰。從國際政治經濟競爭全局的背景上考察，我們可以對美國力推TPP的意圖看得更加清楚。
由於從次貸危機發展而來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源於美國，因此不像1990年代發生於新興市場和歐洲的曆次國際金融危機那樣鞏固了美國的霸權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國的軟硬實力；在這次危機中表現相對良好、國際經濟政治地位相對上升的中國等國家不僅集中於亞洲，而且在政治製度、文化傳統、種族構成等方麵是美國的“異類”。
實力對比的變化，令美國這個守成霸權產生了危機感，2009年以來高調宣布“重返亞洲”、推進“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等一係列舉動，就是美國力圖鞏固陣腳、遏製新興大國上升勢頭之舉。
同是新型“帝國特惠製”，TPP的影響可能比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更大。因為TTIP是發展水平差不多的美歐雙方組成自貿區，而TPP的12個成員方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文萊、墨西哥、智利、秘魯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如果能夠接受TPP，那麽意味著TPP規則能夠為多種類型、發展水平的國家接受。
TPP能夠撼動中國嗎？
TPP真的能如某些人所言那樣，對中國外經貿和整個國民經濟產生“致命衝擊”嗎？在筆者看來，答案是否定的。
毋庸諱言，TPP可能從以下方麵衝擊中國經濟：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造成貿易轉移和相關的產業轉移，金融開放條款若適用於中國可能加大國內金融風險；國企和競爭政策內容；知識產權；國際投資；政府采購；等等。這些條款倘若在國際貿易領域大麵積鋪開並適用於我國，那麽就意味著我國產業發展政策的工具需要發生深刻變化。
此外，TPP的勞工權利、透明度及反腐內容倘若適用於我國，可能成為外部勢力和內部政治異見勢力撬動我國國內政治穩定的杠杆，美國也有可能利用透明度與反腐等內容掌握國際政治的道義製高點，並將其運用於國際政治鬥爭。
然而，這份協定在談判進程中就摻雜了當事國決策者太多個人私利動機，因而未必非常嚴密——
為了創造政績，對於多數出身法學專業教育背景、甚至有律師執業經曆的美國政治家和高官而言，與在既有製度框架下幹出實實在在成績相比，去製定新的法規、貿易協定更能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至於新的法規、貿易協定之類執行成本和真實效力如何，往往是放在相當次要地位考慮的東西。
比如加拿大。去年10月5日，加拿大之所以同意達成基礎協議，重要原因就是加拿大10月19日要舉行第42屆議會選舉——當時民調顯示，時任總理哈珀所在的保守黨，與競爭的新民主黨、自由黨選民支持率相差無幾，66%的加拿大人認為聯邦大選要政黨更迭。哈珀領導的保守派政府執政9年後，麵臨左派政黨新民主黨與日俱增的壓力，希望在選舉前達成TPP基礎協議，以利拉抬選情。不過，最後還是敗選了。
因此，這份基礎協議雖然正式簽署，但能否獲得所有成員國國內通過，不確定性不可低估。在美國國內麵臨政治苦戰自不待言，因為多數總統候選人都明言反對TPP，尤其不希望在大選年通過TPP；在其它國家，遭遇的反對聲浪也相當高。
同時，以下因素進一步增強了中國應對TPP的底氣：
1、這些協議中規定的“內部零關稅”，還需要經過漫長的過渡期才能成為現實，僅日本對美出口汽車的關稅就要25年過渡期後才能取消，而且附加了嚴厲的原產地規則；
2、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現代產業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規律、美國之外其它TPP成員國國家規模，決定了它們不可能大麵積吸走中國的產業鏈；
3、TPP多數成員方的最大貿易夥伴不是美國而是中國；
4、最重要的是，早在2010年3月15日首輪“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首輪談判開啟之前，中國就開始了研究對策，並已經、並將繼續采取一係列“對衝”措施：整合國內市場，發起、推動、深化一係列區域自由貿易談判，包括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韓自貿區、中國-澳大利亞自貿區、中國-新西蘭自貿區、《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亞太自貿區等等，在國內設立上海、天津、廣東、福建四大自貿區（這些自貿區中很多規則是比對TPP來的），為國內產業提供一個符合開放經濟高標準的“練兵場”，推動深化全麵經濟改革，以及提出“一帶一路”規劃，留出了戰略緩衝和壓力測試的空間。
除美日之外，很多成員國希望通過TPP獲得多方麵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但全麵審視後可以判斷，除美日之外，TPP成員國未必能夠通過這一協定獲得很多經濟利益。
美日之外的TPP成員國多數可以劃分為兩類：資源出口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智利、秘魯、文萊）和後起製造業國家（馬來西亞、越南、墨西哥）。此外，加拿大資源豐富，但也有先進製造業；新加坡則是城市國家。
在TPP框架下，可以得出以下判斷：
首先，資源出口國不可能通過TPP框架顯著促進其資源出口，從而在可能延續至2025年前後的這一輪初級產品熊市中改善其貿易地位。因為美日是高度成熟的發達國家，由於產業結構等原因，同樣多的經濟增量，成熟發達國家創造的資源需求比新興市場經濟體少。因此，他們如果要促進自己的資源產品出口，他們更需要的是與中國建立更穩固更緊密的貿易關係。
其次，後起製造業國家難以通過TPP獲得很多產業轉移和貿易轉移的利益。原因如下：
1、他們離不開中國的中間品和設備，又麵臨美國“再工業化”目標和國內相關產業的狙擊。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現代產業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規律、美國之外其它TPP成員國國家規模，就決定了它們不可能大麵積吸走中國的產業鏈。這樣，後起製造業國家要想實現最高效率和最低成本，在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最終組裝環節的生產，就離不開中國的中間品和廉價設備（2013年，中國裝備製造業產出就已經占到全世界1/3，是第二名德國的兩倍半）。
比如，根據我的整理，這兩年越南對美紡織服裝出口迅速增長，而我國對越南的化學纖維長絲、化學纖維短絲等中間品出口增幅也很大，實際上就是越南依靠中國的紡織產品製造服裝對美出口。
同時，美國在TPP麵臨多重目標的相互衝突：如果它想盡可能迅猛地激勵產業和貿易從中國流失以削弱中國，那麽它就應當推行盡可能寬鬆的原產地規則；但如果它想保護國內相關產業、推進本國“再工業化”，那麽它就應當推行嚴厲的原產地規則。
在相互衝突的目標擠壓之下，美國政策的空間實際上不是太大。從公布的材料來看，這次TPP通過的原產地規則比較嚴格；相應地，激勵產業從中國流失的動力也就不是特別足。
2、從長遠來看，TPP框架下貿易轉移帶動後發製造業成員國發展的戰略麵臨美國進口能力/市場容量的製約，因為美國無法擺脫“特裏芬兩難”的困局，即擴大進口與美元穩定不可兼得。相比之下，中國可持續擴大進口的增長空間要大很多。
同時，在TPP框架下，後發製造業國家還會經曆先進製造業部門被淘汰的進程，導致其產業結構有所降低。類似機製在新世紀初俄羅斯、巴西的“去工業化”中已有體現。
3、在TPP的金融市場開放框架下，馬來西亞、越南、墨西哥、智利、秘魯等後發成員國金融穩定性麵臨更大外部衝擊和不穩定風險。在這個問題上，當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實際開始執行同年年底，墨西哥就爆發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結束語
有鑒於此，我們對TPP應該重視，但確實不需要對此反應過於激烈，而是要考慮與TPP並存共進。
不錯，守成霸權對新興大國的忌憚之心從來就非常強烈，美國某些勢力發起TPP就是企圖在排斥中國的情況下維持守成霸權國家對國際貿易規則的製定權，“我們不能讓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書寫全球經濟的規則”——奧巴馬這句話就充分暴露了這一用心。
問題是，這種用心還能落實嗎？
看看中國發起的《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參與方囊括東盟10國、中國、澳大利亞、印度、日本、韓國、新西蘭等16方。其中，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三國和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文萊4個東盟成員國都是TPP成員方，他們幾乎全部主張讓中國參加TPP，連日本首相安倍在TPP基礎協議達成後第一時間的聲明都是說若中國參加，將有助於亞太穩定，我們又何必以為美國某些極端勢力幹什麽事情都能心想事成？
正因如此，對TPP持開放態度、在世貿組織規則下讓TPP與RECP等其它區域自由貿易安排並存共進，才是更合理的辦法，實際上也是中國一向的主張。畢竟，RCEP籌劃的談判和運作方式較多地繼承了亞太經合組織（APEC）協商一致原則強調靈活性、漸近性和開放性的長處，與TPP相比，賦予了相關成員國較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權。
毋庸諱言，自2012年11月啟動之日起，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談判就被許多人與美國積極推動的TPP掛鉤，視之為中國試圖與TPP對抗之舉。無需否認RCEP與TPP之間客觀存在的競爭關係，但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意願不變，以RCEP與TPP之間的和平經濟競爭取代對抗，讓區域內有關各國多一個選擇，讓無意卷入站隊對抗的人們擁有一個可以避開紛爭、專心謀求發展的空間，讓兩種貿易自由化路徑在和平競爭中顯示各自效率和可行性的高下，豈非善哉？
這一點，中國外交部的回應也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們從來不認為世界貿易規則可以由任何單個國家說了算。製定21世紀的全球貿易議程和規則，我們從來沒想過由中國一家說了算，同時也認為不可能由任何其他一個國家單獨說了算。事實上，我們一直主張維護的是世界貿易組織在製定全球貿易規則方麵的主導地位。……我們也理解有些國家政府可能需要就一些自貿安排向國內業界和公眾說明有關利弊，那就實事求是地說明這些利弊就好，不要把經貿問題政治化。也不要讓人得出一個結論：美國在推動TPP整個過程中是出於某些政治考慮。這實際上對公眾是一個誤導，也不利於國家間關係。”
既然現存的亞太經合組織以自主、自願為特征的運行機製難以滿足美國主張迅速、有強製力地開放自己占優勢市場的要求，更不用說滿足美國強行給貿易增加許多政治要求的主張，在亞太經合組織內部拉攏小圈子、另起爐灶，就成了美國的“理性選擇”。
因此，2010年3月15日，美國、智利、秘魯、越南、新加坡、新西蘭、文萊、澳大利亞八國經貿官員在澳大利亞墨爾本開啟“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首輪談判之前，奧巴馬就表示，TPP談判將為貿易協定提供一個新標準——不僅有利於（美國）工人、商業和農民，而且“會與我們最為珍視的價值緊密相連”；美國貿易代表羅恩·科克也聲稱，至少在2015年前，亞太地區經濟增速將高於世界經濟平均增速，而建立“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將確保美國在這個富有活力的市場中占據一席之地。
其次，美國希望掌握區域經貿協定主導權，從側麵包抄，最終按照己方意願塑造世貿組織多哈回合及以後談判麵貌。
第三個目標，是確保美國霸主地位，遏製中國挑戰。從國際政治經濟競爭全局的背景上考察，我們可以對美國力推TPP的意圖看得更加清楚。
由於從次貸危機發展而來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源於美國，因此不像1990年代發生於新興市場和歐洲的曆次國際金融危機那樣鞏固了美國的霸權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國的軟硬實力；在這次危機中表現相對良好、國際經濟政治地位相對上升的中國等國家不僅集中於亞洲，而且在政治製度、文化傳統、種族構成等方麵是美國的“異類”。
實力對比的變化，令美國這個守成霸權產生了危機感，2009年以來高調宣布“重返亞洲”、推進“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等一係列舉動，就是美國力圖鞏固陣腳、遏製新興大國上升勢頭之舉。
同是新型“帝國特惠製”，TPP的影響可能比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更大。因為TTIP是發展水平差不多的美歐雙方組成自貿區，而TPP的12個成員方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文萊、墨西哥、智利、秘魯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如果能夠接受TPP，那麽意味著TPP規則能夠為多種類型、發展水平的國家接受。
TPP能夠撼動中國嗎？
TPP真的能如某些人所言那樣，對中國外經貿和整個國民經濟產生“致命衝擊”嗎？在筆者看來，答案是否定的。
毋庸諱言，TPP可能從以下方麵衝擊中國經濟：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造成貿易轉移和相關的產業轉移，金融開放條款若適用於中國可能加大國內金融風險；國企和競爭政策內容；知識產權；國際投資；政府采購；等等。這些條款倘若在國際貿易領域大麵積鋪開並適用於我國，那麽就意味著我國產業發展政策的工具需要發生深刻變化。
此外，TPP的勞工權利、透明度及反腐內容倘若適用於我國，可能成為外部勢力和內部政治異見勢力撬動我國國內政治穩定的杠杆，美國也有可能利用透明度與反腐等內容掌握國際政治的道義製高點，並將其運用於國際政治鬥爭。
然而，這份協定在談判進程中就摻雜了當事國決策者太多個人私利動機，因而未必非常嚴密——
為了創造政績，對於多數出身法學專業教育背景、甚至有律師執業經曆的美國政治家和高官而言，與在既有製度框架下幹出實實在在成績相比，去製定新的法規、貿易協定更能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至於新的法規、貿易協定之類執行成本和真實效力如何，往往是放在相當次要地位考慮的東西。
比如加拿大。去年10月5日，加拿大之所以同意達成基礎協議，重要原因就是加拿大10月19日要舉行第42屆議會選舉——當時民調顯示，時任總理哈珀所在的保守黨，與競爭的新民主黨、自由黨選民支持率相差無幾，66%的加拿大人認為聯邦大選要政黨更迭。哈珀領導的保守派政府執政9年後，麵臨左派政黨新民主黨與日俱增的壓力，希望在選舉前達成TPP基礎協議，以利拉抬選情。不過，最後還是敗選了。
因此，這份基礎協議雖然正式簽署，但能否獲得所有成員國國內通過，不確定性不可低估。在美國國內麵臨政治苦戰自不待言，因為多數總統候選人都明言反對TPP，尤其不希望在大選年通過TPP；在其它國家，遭遇的反對聲浪也相當高。
同時，以下因素進一步增強了中國應對TPP的底氣：
1、這些協議中規定的“內部零關稅”，還需要經過漫長的過渡期才能成為現實，僅日本對美出口汽車的關稅就要25年過渡期後才能取消，而且附加了嚴厲的原產地規則；
2、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現代產業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規律、美國之外其它TPP成員國國家規模，決定了它們不可能大麵積吸走中國的產業鏈；
3、TPP多數成員方的最大貿易夥伴不是美國而是中國；
4、最重要的是，早在2010年3月15日首輪“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首輪談判開啟之前，中國就開始了研究對策，並已經、並將繼續采取一係列“對衝”措施：整合國內市場，發起、推動、深化一係列區域自由貿易談判，包括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韓自貿區、中國-澳大利亞自貿區、中國-新西蘭自貿區、《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亞太自貿區等等，在國內設立上海、天津、廣東、福建四大自貿區（這些自貿區中很多規則是比對TPP來的），為國內產業提供一個符合開放經濟高標準的“練兵場”，推動深化全麵經濟改革，以及提出“一帶一路”規劃，留出了戰略緩衝和壓力測試的空間。
除美日之外，很多成員國希望通過TPP獲得多方麵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但全麵審視後可以判斷，除美日之外，TPP成員國未必能夠通過這一協定獲得很多經濟利益。
美日之外的TPP成員國多數可以劃分為兩類：資源出口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智利、秘魯、文萊）和後起製造業國家（馬來西亞、越南、墨西哥）。此外，加拿大資源豐富，但也有先進製造業；新加坡則是城市國家。
在TPP框架下，可以得出以下判斷：
首先，資源出口國不可能通過TPP框架顯著促進其資源出口，從而在可能延續至2025年前後的這一輪初級產品熊市中改善其貿易地位。因為美日是高度成熟的發達國家，由於產業結構等原因，同樣多的經濟增量，成熟發達國家創造的資源需求比新興市場經濟體少。因此，他們如果要促進自己的資源產品出口，他們更需要的是與中國建立更穩固更緊密的貿易關係。
其次，後起製造業國家難以通過TPP獲得很多產業轉移和貿易轉移的利益。原因如下：
1、他們離不開中國的中間品和設備，又麵臨美國“再工業化”目標和國內相關產業的狙擊。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現代產業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規律、美國之外其它TPP成員國國家規模，就決定了它們不可能大麵積吸走中國的產業鏈。這樣，後起製造業國家要想實現最高效率和最低成本，在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最終組裝環節的生產，就離不開中國的中間品和廉價設備（2013年，中國裝備製造業產出就已經占到全世界1/3，是第二名德國的兩倍半）。
比如，根據我的整理，這兩年越南對美紡織服裝出口迅速增長，而我國對越南的化學纖維長絲、化學纖維短絲等中間品出口增幅也很大，實際上就是越南依靠中國的紡織產品製造服裝對美出口。
同時，美國在TPP麵臨多重目標的相互衝突：如果它想盡可能迅猛地激勵產業和貿易從中國流失以削弱中國，那麽它就應當推行盡可能寬鬆的原產地規則；但如果它想保護國內相關產業、推進本國“再工業化”，那麽它就應當推行嚴厲的原產地規則。
在相互衝突的目標擠壓之下，美國政策的空間實際上不是太大。從公布的材料來看，這次TPP通過的原產地規則比較嚴格；相應地，激勵產業從中國流失的動力也就不是特別足。
2、從長遠來看，TPP框架下貿易轉移帶動後發製造業成員國發展的戰略麵臨美國進口能力/市場容量的製約，因為美國無法擺脫“特裏芬兩難”的困局，即擴大進口與美元穩定不可兼得。相比之下，中國可持續擴大進口的增長空間要大很多。
同時，在TPP框架下，後發製造業國家還會經曆先進製造業部門被淘汰的進程，導致其產業結構有所降低。類似機製在新世紀初俄羅斯、巴西的“去工業化”中已有體現。
3、在TPP的金融市場開放框架下，馬來西亞、越南、墨西哥、智利、秘魯等後發成員國金融穩定性麵臨更大外部衝擊和不穩定風險。在這個問題上，當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實際開始執行同年年底，墨西哥就爆發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結束語
有鑒於此，我們對TPP應該重視，但確實不需要對此反應過於激烈，而是要考慮與TPP並存共進。
不錯，守成霸權對新興大國的忌憚之心從來就非常強烈，美國某些勢力發起TPP就是企圖在排斥中國的情況下維持守成霸權國家對國際貿易規則的製定權，“我們不能讓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書寫全球經濟的規則”——奧巴馬這句話就充分暴露了這一用心。
問題是，這種用心還能落實嗎？
看看中國發起的《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參與方囊括東盟10國、中國、澳大利亞、印度、日本、韓國、新西蘭等16方。其中，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三國和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文萊4個東盟成員國都是TPP成員方，他們幾乎全部主張讓中國參加TPP，連日本首相安倍在TPP基礎協議達成後第一時間的聲明都是說若中國參加，將有助於亞太穩定，我們又何必以為美國某些極端勢力幹什麽事情都能心想事成？
正因如此，對TPP持開放態度、在世貿組織規則下讓TPP與RECP等其它區域自由貿易安排並存共進，才是更合理的辦法，實際上也是中國一向的主張。畢竟，RCEP籌劃的談判和運作方式較多地繼承了亞太經合組織（APEC）協商一致原則強調靈活性、漸近性和開放性的長處，與TPP相比，賦予了相關成員國較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權。
毋庸諱言，自2012年11月啟動之日起，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談判就被許多人與美國積極推動的TPP掛鉤，視之為中國試圖與TPP對抗之舉。無需否認RCEP與TPP之間客觀存在的競爭關係，但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意願不變，以RCEP與TPP之間的和平經濟競爭取代對抗，讓區域內有關各國多一個選擇，讓無意卷入站隊對抗的人們擁有一個可以避開紛爭、專心謀求發展的空間，讓兩種貿易自由化路徑在和平競爭中顯示各自效率和可行性的高下，豈非善哉？
這一點，中國外交部的回應也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們從來不認為世界貿易規則可以由任何單個國家說了算。製定21世紀的全球貿易議程和規則，我們從來沒想過由中國一家說了算，同時也認為不可能由任何其他一個國家單獨說了算。事實上，我們一直主張維護的是世界貿易組織在製定全球貿易規則方麵的主導地位。……我們也理解有些國家政府可能需要就一些自貿安排向國內業界和公眾說明有關利弊，那就實事求是地說明這些利弊就好，不要把經貿問題政治化。也不要讓人得出一個結論：美國在推動TPP整個過程中是出於某些政治考慮。這實際上對公眾是一個誤導，也不利於國家間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