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ei) 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有一個(ge) 共同的直接原因，就是增長模式。
 
　　需求結構有問題
 
　　內(nei) 部失衡產(chan) 生的根源是中國的增長模式有缺陷。
 
　　21世紀後，各個(ge) 地方都大搞兩(liang) 項工程，一個(ge) 叫形象工程，各地大量拆遷，修樓堂館所、大體(ti) 育場、道路；另一個(ge) 是政績工程，著重於(yu) 投資大的重化工業(ye) 項目。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wei) ，該增長模式不對，於(yu) 是出現兩(liang) 種觀點：一種認為(wei) ，現在經濟沒有過熱，因為(wei) 我們(men) 正進入一個(ge) 重化工業(ye) 化的時代，這個(ge) 時代要靠大量的重化工業(ye) 的投資項目來拉動經濟增長。另一種認為(wei) ，這一套觀點是陳舊的，是從(cong) 蘇聯來的，是斯大林所謂社會(hui) 主義(yi) 工業(ye) 化路線。而筆者認為(wei) ，西方國家早期工業(ye) 化時期采用的增長模式，已經被否定了，但是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從(cong) 蘇聯又把它繼承下來。

    本世紀初，各地、各省製定的規劃、接受的工業(ye) 化道路和增長模式，是一個(ge) 過時的工業(ye) 化道路和增長模式。增長方式、發展方式、增長模式是一回事。
 
　　18世紀至19世紀後期，西方國家早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內(nei) 容是，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這就需要發展機器製造業(ye) 和重化工業(ye) ，而這些工業(ye) 都是資本密集型的，所以整個(ge) 經濟的驅動因素是資本積累。該增長方式的理論代表是“哈羅德-多馬的投資驅動增長模型”。這種增長方式，對馬克思主義(yi) 者來說應該很熟悉，馬克思做出“資本主義(yi) 就要滅亡”的結論，正是從(cong) 分析這種資本主義(yi) 早期增長方式得出的。分析的中心環節叫“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就是說在總資本構成中，物資資本的比重不斷提高，由此推論出無產(chan) 階級貧困化和資本主義(yi) 必然滅亡。

    19世紀後期，西方先行的工業(ye) 化國家出現了一個(ge) 很重要的變動--增長模式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從(cong) 資本驅動變成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而不再靠資源和資本積累提高效率，這使早期經濟增長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得到了緩解。

    我們(men) 經常說“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三大動力是投資、出口和消費”。這句話的背景是市場經濟是受需求約束的，需求由投資、出口和消費三個(ge) 因素構成。如果需求限製了增長速度，就要看這三個(ge) 因素能不能變化。但並非任何時候都是由需求造成的。

    凱恩斯主義(yi) 的問題就在這裏，他認為(wei) 經濟危機就是因為(wei) 需求不足，於(yu) 是增加需求。但到了70年代出現了新問題，又滯又脹。一方麵停滯，增長上不去，另一方麵需求過大，造成物價(jia) 上漲。所以，到了80年代後出現新自由主義(yi) 。

    中國現在總的情況不是需求不夠，而是需求的結構有問題。為(wei) 什麽(me) 出現結構問題，為(wei) 什麽(me) 出現需求失衡？就是投資過度。消費不足靠出口來補，現在出口的需求變成拉動、保持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ge) 重要原因，同時，它又造成一係列的問題。

    關(guan) 於(yu) 如何提高效率，“十一五”講了四點：第一，強調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第二，大力發展服務業(ye) 。這也是從(cong) 人家怎麽(me) 轉變增長方式學來的。按照傳(chuan) 統的看法，到了工業(ye) 化後期，超前發展的將是重工業(ye) ，結果20世紀的情況不是這樣，超前發展的是服務業(ye) 。服務業(ye) 的附加值高，又不需要太多的投資，所以“十一五”規劃強調發展的是服務業(ye) 。第三，用信息化帶動工業(ye) 化。第四，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新農(nong) 村。這四條的目的都是要轉變增長方式。

    增長模式的缺陷
 
　　外部失衡的原因是增長模式的缺陷，針對這個(ge) 缺陷“十一五”規定，提高出口的附加值。但從(cong) “十一五”的執行情況來看，跟原來的設想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十一五”規定有兩(liang) 個(ge) 約束性指標，一個(ge) 是排放，一個(ge) 是單位GDP的能源消耗，可2006年兩(liang) 個(ge) 約束性指標都沒有執行，其他的要求執行得也不太好。

    我去浙江的時候，領導同誌說，他們(men) 原來想把服務業(ye) 的比重提高5個(ge) 百分點，但從(cong) 2006年的執行情況和2007年上半年的情況來看，不但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本來中國服務業(ye) 占GDP的比重就低於(yu) 一般中等收入的國家，甚至低於(yu) 像印度這樣的低收入國家。我們(men) 希望能夠在“十一五”有一個(ge) 比較大的提高。普查後，全國GDP中服務業(ye) 的比重是40%，經過這兩(liang) 年降到低於(yu) 40%。這裏存在問題，如果增長方式不能轉變，那前麵講的內(nei) 外失衡問題不但不能修補，而且會(hui) 加劇。

    體(ti) 製性障礙
 
　　我們(men) 10年沒有轉換過增長方式，所以“十一五”又提出來，認為(wei) 主要的問題在於(yu) 體(ti) 製性障礙。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講，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所謂市場經濟就是，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是靠市場自由競爭(zheng) 形成的價(jia) 格配置資源。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裏講，市場經濟中的價(jia) 格是由競爭(zheng) 形成的，這個(ge) 價(jia) 格不但反映成本，而且反映供求。反映供求的價(jia) 格就能使得資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

    首先，舊體(ti) 製不是市場配置資源。各級政府掌握著配置資源的權力，兩(liang) 個(ge) 很重要的資源都是由政府配置，一個(ge) 是土地，另一個(ge) 是資本。資本來源是貸款，雖然是銀行貸的，但是銀行改革沒有到位，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級政府在決(jue) 策。

    其次，GDP的增長速度是各級黨(dang) 政領導衡量政績的主要指標。
 
　　再次，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跟物質生產(chan) 的狀況直接掛鉤。從(cong) 收入來說，我們(men) 財政收入的一半是增值稅，增值稅是生產(chan) 型增值稅，直接跟物質生產(chan) 掛鉤；從(cong) 支出來說，政府主要公共品的支出責任過度地在縣和縣以下，不管收入和支出都決(jue) 定了各級政府要拚命地搞GDP，否則財政的日子就過不下去。

    另外，行政定價(jia) 占了很大比重，而且要素價(jia) 格大部分是由行政規定的，而行政規定是沿襲著計劃經濟的傳(chuan) 統，低價(jia) 政策，這種定價(jia) 扭曲了自然配置，而且鼓勵高耗費。舉(ju) 一個(ge) 例子，利息規定得太低就鼓勵了投資。稍有一點通貨膨脹，實際利率就變成負的，存款越存越少。

    這是體(ti) 製性障礙，要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就要轉變增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