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回顧和總結中國紡織工業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曆程和基本經驗，更好地在新時期發揚解放思想、勇於改革的精神，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建設紡織強國的曆史進程，2008年12月23日,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在北京舉行了主題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建設紡織強國”的紀念中國紡織工業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座談會。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杜鈺洲會長在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與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前景》的重要講話。
座談會上，原國家紡織工業部辦公廳主任吳鶴鬆、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總裁席時平、江蘇紅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鳴江、浙江富潤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常山紡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湯彰明、青島紡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冀新、中國輕紡城管委會主任周如生等與會嘉賓，從理論和實踐的層麵做了專題發言。
也許，要想捕捉改革開放30年所折射的斑斕色彩，最直觀的方式就是———接近這段“穿在身上”的曆史，感受中國紡織工業跌宕起伏的觀念革命。回顧30年，也就是在這些略顯枯燥的數據麵前，我們尋找到了中國紡織工業作為民生產業的一份自我尊重與使命感。
更為有幸的是，我們正在見證———“技術”與“品牌”、“文化”與“責任”，正在成為中國紡織工業順應時代、抗爭時代的思想利器，這將使得中國紡織工業擁有更多個綿延不絕的30年。
從“粗放型”到“新型工業化”
30年：一個轉型引發的巨變
“三十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模式的改革開放，已把中國建成世界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在日前召開的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上，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會長杜鈺洲這樣說道。
回顧曆史，以農村改革和企業改革為中心環節的城市經濟改革，確立了對外開放的格局，時代的氣質發生著漸變，也為一個產業的持續走向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承載著特殊意義的30年改變著中國，而中國紡織工業就是成長於、得益於並回饋於改革開放的朝陽產業。
數據的排列組合看似無味。但其中蘊藏的驚人“活力”卻的確讓人讚歎———中國紡織工業的纖維加工總量從1978年的276萬噸，占世界的10%，發展到2007年的3530萬噸，約占世界的40%，國產化纖產量從28.5萬噸，占世界的2.7%，發展到2390萬噸，約占世界的50%（年均增長16.5%）；農業進步使國產棉花從216.7萬噸，占世界的16.5%，發展到800萬噸，占世界的30%；紗產量從238.2萬噸發展到2000萬噸（年均7.6%），布產量從110億米發展到660億米，服裝、家紡、產業用技術紡織品三大最終產品均取得長足發展，其中產業用技術紡織品的纖維消費量已接近600萬噸。
如今，限量供應的“布票”歲月已經一去不複返，它們安靜地躺在曆史博物館裏麵，正式宣告與“短缺經濟”時代作別。遙想1978年，中國人均纖維消費量為2.88公斤，是世界人均水平的40%；這一數字在2006年已經躍升為人均14公斤，超過了世界人均水平。今天，中國已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出口國和消費國，纖維加工量占全球的４０％以上，出口額占全球出口貿易的四分之一以上，人均纖維消費量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改革開放使紡織工業實現了生產力素質和產業規模結構、產業競爭力的高速發展，我國紡織工業大規模采用先進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取得重大發展。這既得益於改革開放帶來的產業創業和創新活力，又得益於國內市場日趨繁榮和提升的拉動，還得益於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持續擴大對外開放方針，使紡織工業抓住了難得的國際機遇。”麵對中國紡織工業所呈現出的“魔法式”激變，杜鈺洲感慨道。
如果說，宏觀經濟層麵上的數字描述略顯抽象，那麽，換一個微觀的視角來傾聽中國紡織企業的現身說法，也許更能讓人感受“改革開放”與一個產業的微妙關係。
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總裁席時平同樣出現在了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上。
“回顧上海紡織改革開放30年的經曆和經驗，我們深深體會到，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紡織企業前進的火車頭，是中國紡織企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靈丹妙藥。”席時平說道，“改革開放使得公司麵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上海紡織在改革開放中調整，也在改革開放中發展，整個行業在‘傷筋動骨’之後出現了‘脫胎換骨’，‘產業調整’帶來了‘產業升級’。”
據介紹，1984年8月4日，作為中國紡織曆史上最早、最大的生產基地，上海紡織順應“改革開放”的大潮，建立了上海工業係統第一家合資企業———上海聯合毛紡織有限公司；培育了上海二紡機的企業改革典型，倡導主動地、不間斷地實施改革。隨後，又建立起了全國第一家發起式股份製企業，完成了第一家破產終結企業的試點；響應國家號召，主動壓縮初級生產規模，敲響了全國“壓錠第一錘”，與調整分流相配合……
“從1992年起，立足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上海紡織率先奏響了改革調整的主旋律，果斷地實施了產業結構、經營結構、產品結構、資產結構、人員結構的大調整。我們調整壓縮企業近500家，相當於現有企業的2倍；紡錠總數從255萬錠，銳減到37萬錠，初級加工能力壓縮了85％。”席時平回憶當年的改革，仍不禁感慨地給出“調整力度之大，延續時間之長，前所未有”的形容。
改革開放最終使得上海紡織的麵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據席時平介紹，上海紡織的主營業務收入並沒有因為壓錠、減員而降低，而一直穩定在250億元人民幣上下。人均指標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07年人均銷售額首次超過100萬元，比調整前的1991年的4.47萬元猛增22倍；人均利潤達到1.56萬元，比調整前1991年的0.14萬元猛增10倍以上，雙雙創出曆史新高。
隨著企業效益的增長，上海紡織職工的生活水平也同步提高。近三年來，全公司員工工資連續以兩位數的幅度增長，2007年在崗員工平均工資達到3.8萬元，首次超過全市平均工資3.47萬元，享受著改革開放和企業發展的成果。
素有“千裏聞機杼、日出萬丈綢”之美譽的紹興紡織，同樣在改革開放30年間延續了應有的輝煌。
“30年裏，紹興縣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始終以質量效益為中心，以結構調整為重點，致力於紡織產業地鞏固提升，經曆了‘五次紡織業發展飛躍’：70年代末化纖紡織齊步；80年代中後期市場拉動，興商建市；90年代中期企業民營化生產積極性大調動；90年代末先進的無梭織機提升紡織產能；21世紀初大膽開拓國際化道路。”柯橋·中國輕紡城建設管理委員會主任周如生在此次紀念改革開放的座談會上說道。
有目共睹的是，目前，紹興縣已經形成了一條從PTA化纖原料，到麵料、印染印花、紡機製造再到服裝、家紡完整的產業鏈，產業綜合競爭能力大幅提升，被譽為“托在一塊布上的經濟強縣”。全縣擁有各類紡織服裝企業近萬家，2007年生產各類化纖227萬噸，化纖布56億米，印染布139億米，服裝2.22億件（套），紡織年產值1137億元，全縣紡織產業經濟總量占到了全國約1/10。
產業的發展，同樣給予了市場以莫大的提升空間，柯橋·中國輕紡城也由此成為了改革開放30年間專業市場勃興的一個範本。
據周如生介紹，2008年1~10月份，柯橋·中國輕紡城實現市場成交額443.26億元，市場交易已逐步由“現貨、現金、現場”交易向“訂單化、電子化、公司化”方式轉變，市場經營戶也逐步由個體工商戶向工貿一體型企業家轉型。
科技研發、品牌意識、企業文化、社會責任……
30年中的觀念革命
“到2010年，產業升級方麵將有重大的改觀。”杜鈺洲表示，要建設創新型產業、環境友好型產業、資源節約型產業，要轉變出口的增長方式，以及要轉變紡織工業的經濟增長方式，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產業創新、提高創新能力。
事實上，“創新”兩個字，已經成為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內心最珍貴的一個詞匯。以“創新”為名的科技研發、品牌意識、企業文化與社會責任，正在給中國紡織工業躍離傳統的工業化形象，帶去更為時尚、更為現代、更具市場意味的觀念革命。
以科技研發為例，新一輪技術改造設備的更新之風已經在服裝行業悄然興起。
一個典型的改革樣板便是江蘇紅豆集團。根據紅豆集團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作為一個相對多元化的企業集團，2001年紅豆集團產銷總額近30億元，2005年達到117億元。按照服裝占紅豆集團整個產業結構50%來計算，在這5年中，紅豆服裝的產銷量增長了近4倍。
紅豆集團董事長周海江認為，服裝是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但並不意味著服裝與信息技術、高新技術絕緣，相反，服裝業必須用信息技術提升企業管理，企業才能有更高的效率與效益。
同樣的觀點在石家莊常山紡織集團中得到了共鳴，舍得在“技術研發”方麵投入，將有助於企業產生更高的效益。
“三十年的實踐我們深刻體會到，改革開放必須不斷解放思想，也就是要敢想、去做、堅持、改進，很多難點、重點才能突破。”在此次紀念紡織工業改革開放30周年的研討會上，石家莊常山紡織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湯彰明說道，“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就是一條好路子。”
據湯彰明的介紹，常山股份利用配股資金、國債貼息貸款和自有資金投資了具有國際先進、國內領先水平的全資子公司———恒新紡織有限公司，裝備了“國際先進，國內一流”的緊密紡生產線，興建了“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試紡出400支高支紗，上機品種全部實現定單生產，產品質量全部達到國際USTER公報5％高端水平和著名客戶A級紗線標準。生產用水循環利用率達到了90％以上，噪音大大降低，實現粉塵零排放，勞動生產率是老企業的5倍。
除了“科技研發”，品牌意識的悄然植入，也使得中國紡織工業擁有了內生的智慧與力量。
比如知識產權的保護，體現的就是品牌對自我的一種嗬護與珍視。
周鳴江，紅豆集團的另一位掌舵人，紅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亦出現在了此次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座談會上。在他看來，隻有那些堅持自主創新、擁有知識產權、掌握核心技術的企業才能勇立潮頭。因此，對知識產權的有力保護，將使得品牌自身獲得不被他人所能複製的競爭力。
“作為中國服裝企業中唯一的全國專利試點單位，紅豆從2003年申請專利突破100件之後，連續6年申請量突破100件，今年預計申請專利達150件。”周鳴江說道。
作為專業市場的代表，柯橋·中國輕紡城也在大力加大市場知識產權的保護。據周如生介紹，為了加強市場知識產權保護，柯橋·中國輕紡城在全國率先出台了《中國輕紡城市場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意見》，大大激發了生產企業和市場經營戶的創新創牌積極性。
再比如企業文化的塑造，也是品牌塑造內在健康機理的一種方式。
“青島紡機的企業文化建設始於80年代中後期。由於企業過去幾十年一直是計劃經濟的‘寵兒’，養成了一種惰性心理和思維方式，市場意識、質量意識、競爭意識薄弱，在90年代初期，一度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參與本次紡織工業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座談會的青島紡機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冀新坦言。
“近十餘年來，通過下工夫重塑和再造企業文化，從更新價值觀念、規範員工行為、提升企業形象三方麵入手，內化於心、外優於行，企業實現了從剛性管理向柔性管理，從製度管理向文化管理的過渡。”冀新補充道，“我們把質量管理和品牌建設融入進了企業文化，並貫穿於經營、設計、生產、營銷和服務的全過程；以先進科學管理為堅實基礎，從嚴治企，立足於提升員工的整體素質；堅持以銷定產、以產促銷的原則，敏捷化的生產體係滿足用戶需求，通過企業品牌文化建設的不斷實踐和創新，推動了企業健康穩定的發展。”
最後，“資本向善”的社會責任意識，更成為了中國紡織工業最值得敬重的一步跨越。
不難看到，從企業內部社會責任規則的積極遵守，到“汶川大地震”中紡織服裝企業所表現出來的公益心，“社會責任”已經成為中國紡織服裝行業最為推崇的商業倫理。在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的引領下，中國紡織服裝企業擁有了一顆“資本向善”的自律心，這是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在改革開放30周年中樹立、擺正主流價值觀不可抹去的一筆，同時也是“中國製造”獲得長遠、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保障。
“與其讓別人來製訂規則，為什麽不自己來製定、評判規則？與其讓企業疲於應訴，為什麽不主動自律？與其讓社會責任這個本該美好的詞匯淪為壁壘，為什麽不把它作為自己形象加分的支點？”這樣的思索成為了中國紡織工業協會開啟社會責任體係建設的開端。
2005年3月27日，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發布中國紡織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係(CSC9000T)實施指導文件；2005年5月31日，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社會責任建設推廣委員會在北京成立，發布了《CSC9000T中國紡織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係總則及細則(2005年版)》。2006年3月，CSC9000T試點工作正式啟動，首批確定了愛慕、銅牛、大楊、蓋奇、漢帛、紅豆、喬頓、報喜鳥、如意、溢達等10家試點企業參與CSC9000T試點工作；2006年12月，中國紡織工業協會CSC9000T“10+100+1000”項目全麵啟動；2008年6月18日，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發布《中國紡織服裝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綱要》，並再次發布其行業社會責任年度報告———《2007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社會責任年度報告》。
“作為中國的民生產業，作為當前保就業的產業，紡織服裝企業的社會責任顯得尤其重要。”紅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鳴江表示會積極響應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所倡導的社會責任實踐工作，“11月份，紅豆就通過媒體鄭重承諾，不做‘經濟性’裁員。我們相信，這場危機過後，紅豆的兩萬員工將心更齊、勁更足。”
“2009年，我們繼續實行包吃包住政策，對一線員工給待遇，對中層幹部給股份，凝聚人心，共度時艱。”周鳴江補充道。
優勢護身VS內需拉動
30年後，春光依然暗湧
改革開放的發展機遇，給中國紡織工業帶來了持續、高速的發展。那麽，麵對金融風暴席卷下的全球消費需求萎縮，中國紡織服裝的明天將會呈現怎樣的色彩？
杜鈺洲在此次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座談會上，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世界雖然進入危機的‘冬天’，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科學發展觀戰略思想指引下，我們一定能把危機的‘冬天’變成產業升級的‘春天’”。
原因之一，長久積澱下的比較優勢不會轉瞬即逝。
“中國紡織工業的比較優勢將長期發揮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決定的。比較優勢升級和梯度轉移是中國比較優勢延續的兩大趨勢。”杜鈺洲說道，“2007年紡織工業規模以上企業人均工資比上年提高了20.79%，增幅首次高於全國工業0.21個百分點。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紡織工業的比較優勢會從此失去。”
“理由在於，比較優勢不是靜止的，從本質上講，它是由勞動者創造力的機會成本決定的，是由不同複雜程度的生產層次上的機會成本相比較而決定的。我國東部沿海的勞動力的創造力水平，已得到國際市場的認同，但成本與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相比仍然低1/10~1/20，我國東部沿海紡織業小時平均工資隻相當於土耳其的1/3，其比較優勢的提升，顯而易見。”杜鈺洲繼而論證道。
“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擁有比較優勢的梯度轉移有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巨大空間，將勞動密集加工環節向國內欠發達地區轉移，形成跨地區產業鏈，既保持國際競爭力提升，又拉動了欠發達地區的發展，這樣做的企業在東部地區已經比比皆是。”杜鈺洲補充道。
原因之二，內需的拉動將最大程度地惠及中國紡織服裝產業。
“2007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衣著支出1042元，是農村居民人均193.4元的5.39倍。如果區域經濟差距拉近，農民達到目前城鎮的水平，那麽僅農村衣著消費增長額就會使全國衣著支出總額比目前擴大2.7倍。”杜鈺洲認為，中國紡織服裝產業有理由對農村市場的消費潛力寄予厚望。
與此同時，在杜鈺洲看來，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必然會拉動與居住有關的裝飾用紡織品、床上用品等家用紡織品市場需求的擴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開展必然會增加對土工合成材料等產業用紡織品的需求；大力發展醫療衛生事業也將為醫療衛生用紡織品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
“紡織工業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重要地位，在於其對國民經濟的支柱作用，尤其表現出在滿足和拉動內需，擴大就業和促進城鎮化，參與全球化競爭和為新興產業發展創造內需條件等方麵都具有無可替代的曆史地位。”杜鈺洲給出結論。“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宏觀經濟的基本麵是穩定的，宏觀調控的空間較大，相信中央‘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大政方針和各地與中央保持一致的政策所產生的積極效果會逐步顯現。我們更看中紡織工業自身抵禦風險能力的提高，加上國務院把紡織工業作為重要的支柱產業所采取的一係列扶持政策的鼓舞力量。這些都大大增強了行業的信心。”
不過，在這位30年間為推動中國紡織服裝產業思考不倦的行業高層看來，中國紡織工業要實現紡織強國的目標，仍然存在一係列發展中的問題留待破解。
“比如資源問題，環境問題，降低或控製成本問題，中小企業提升問題，提高勞動生產率問題，構建跨國供應鏈問題，形成中國跨國大企業的問題，等等。這一切都要依靠以增強創新能力為核心，加大行業硬實力和軟實力建設，提高科學技術與自主品牌的貢獻率來解決。”杜鈺洲指出。
他希望以更為務實、有效的方式提高中國紡織工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抗風險能力。
“麵對占行業９９．４％的中小企業，特別是對當前占行業總數三分之二的困難企業和廣大規模以下小企業，將加大公共服務，提高產業集群社會化功能，在質量、研發、信息化、物流與市場、培訓、節能減排等領域發揮創新服務平台作用，使結構調整平穩有序推進。”杜鈺洲指出。
“走技術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紡織工業產業升級的必由之路。”杜鈺洲隨即強調，“應對跨國壟斷性品牌的壓力，要靠加快自主品牌培育和擴展，提倡技術生產力和文化生產力的有機結合，促進質量、創新、快速反應與社會責任四位一體的品牌文化建設，構建品牌設計、生產和營銷網絡，開拓國際國內品牌供應鏈和價值鏈。”
如若每一個中國紡織服裝企業能將“應然”成功轉變為可以觸手可及的“實然”，中國紡織工業必將延續無數個30年高速、持續發展的輝煌，迎來“紡織強國”的至高嘉獎，我們相信並且滿懷期待。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杜鈺洲會長在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與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前景》的重要講話。
座談會上，原國家紡織工業部辦公廳主任吳鶴鬆、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總裁席時平、江蘇紅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鳴江、浙江富潤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常山紡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湯彰明、青島紡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冀新、中國輕紡城管委會主任周如生等與會嘉賓，從理論和實踐的層麵做了專題發言。
也許，要想捕捉改革開放30年所折射的斑斕色彩，最直觀的方式就是———接近這段“穿在身上”的曆史，感受中國紡織工業跌宕起伏的觀念革命。回顧30年，也就是在這些略顯枯燥的數據麵前，我們尋找到了中國紡織工業作為民生產業的一份自我尊重與使命感。
更為有幸的是，我們正在見證———“技術”與“品牌”、“文化”與“責任”，正在成為中國紡織工業順應時代、抗爭時代的思想利器，這將使得中國紡織工業擁有更多個綿延不絕的30年。
從“粗放型”到“新型工業化”
30年：一個轉型引發的巨變
“三十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模式的改革開放，已把中國建成世界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在日前召開的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上，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會長杜鈺洲這樣說道。
回顧曆史，以農村改革和企業改革為中心環節的城市經濟改革，確立了對外開放的格局，時代的氣質發生著漸變，也為一個產業的持續走向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承載著特殊意義的30年改變著中國，而中國紡織工業就是成長於、得益於並回饋於改革開放的朝陽產業。
數據的排列組合看似無味。但其中蘊藏的驚人“活力”卻的確讓人讚歎———中國紡織工業的纖維加工總量從1978年的276萬噸，占世界的10%，發展到2007年的3530萬噸，約占世界的40%，國產化纖產量從28.5萬噸，占世界的2.7%，發展到2390萬噸，約占世界的50%（年均增長16.5%）；農業進步使國產棉花從216.7萬噸，占世界的16.5%，發展到800萬噸，占世界的30%；紗產量從238.2萬噸發展到2000萬噸（年均7.6%），布產量從110億米發展到660億米，服裝、家紡、產業用技術紡織品三大最終產品均取得長足發展，其中產業用技術紡織品的纖維消費量已接近600萬噸。
如今，限量供應的“布票”歲月已經一去不複返，它們安靜地躺在曆史博物館裏麵，正式宣告與“短缺經濟”時代作別。遙想1978年，中國人均纖維消費量為2.88公斤，是世界人均水平的40%；這一數字在2006年已經躍升為人均14公斤，超過了世界人均水平。今天，中國已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出口國和消費國，纖維加工量占全球的４０％以上，出口額占全球出口貿易的四分之一以上，人均纖維消費量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改革開放使紡織工業實現了生產力素質和產業規模結構、產業競爭力的高速發展，我國紡織工業大規模采用先進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取得重大發展。這既得益於改革開放帶來的產業創業和創新活力，又得益於國內市場日趨繁榮和提升的拉動，還得益於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持續擴大對外開放方針，使紡織工業抓住了難得的國際機遇。”麵對中國紡織工業所呈現出的“魔法式”激變，杜鈺洲感慨道。
如果說，宏觀經濟層麵上的數字描述略顯抽象，那麽，換一個微觀的視角來傾聽中國紡織企業的現身說法，也許更能讓人感受“改革開放”與一個產業的微妙關係。
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總裁席時平同樣出現在了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上。
“回顧上海紡織改革開放30年的經曆和經驗，我們深深體會到，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紡織企業前進的火車頭，是中國紡織企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靈丹妙藥。”席時平說道，“改革開放使得公司麵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上海紡織在改革開放中調整，也在改革開放中發展，整個行業在‘傷筋動骨’之後出現了‘脫胎換骨’，‘產業調整’帶來了‘產業升級’。”
據介紹，1984年8月4日，作為中國紡織曆史上最早、最大的生產基地，上海紡織順應“改革開放”的大潮，建立了上海工業係統第一家合資企業———上海聯合毛紡織有限公司；培育了上海二紡機的企業改革典型，倡導主動地、不間斷地實施改革。隨後，又建立起了全國第一家發起式股份製企業，完成了第一家破產終結企業的試點；響應國家號召，主動壓縮初級生產規模，敲響了全國“壓錠第一錘”，與調整分流相配合……
“從1992年起，立足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上海紡織率先奏響了改革調整的主旋律，果斷地實施了產業結構、經營結構、產品結構、資產結構、人員結構的大調整。我們調整壓縮企業近500家，相當於現有企業的2倍；紡錠總數從255萬錠，銳減到37萬錠，初級加工能力壓縮了85％。”席時平回憶當年的改革，仍不禁感慨地給出“調整力度之大，延續時間之長，前所未有”的形容。
改革開放最終使得上海紡織的麵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據席時平介紹，上海紡織的主營業務收入並沒有因為壓錠、減員而降低，而一直穩定在250億元人民幣上下。人均指標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07年人均銷售額首次超過100萬元，比調整前的1991年的4.47萬元猛增22倍；人均利潤達到1.56萬元，比調整前1991年的0.14萬元猛增10倍以上，雙雙創出曆史新高。
隨著企業效益的增長，上海紡織職工的生活水平也同步提高。近三年來，全公司員工工資連續以兩位數的幅度增長，2007年在崗員工平均工資達到3.8萬元，首次超過全市平均工資3.47萬元，享受著改革開放和企業發展的成果。
素有“千裏聞機杼、日出萬丈綢”之美譽的紹興紡織，同樣在改革開放30年間延續了應有的輝煌。
“30年裏，紹興縣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始終以質量效益為中心，以結構調整為重點，致力於紡織產業地鞏固提升，經曆了‘五次紡織業發展飛躍’：70年代末化纖紡織齊步；80年代中後期市場拉動，興商建市；90年代中期企業民營化生產積極性大調動；90年代末先進的無梭織機提升紡織產能；21世紀初大膽開拓國際化道路。”柯橋·中國輕紡城建設管理委員會主任周如生在此次紀念改革開放的座談會上說道。
有目共睹的是，目前，紹興縣已經形成了一條從PTA化纖原料，到麵料、印染印花、紡機製造再到服裝、家紡完整的產業鏈，產業綜合競爭能力大幅提升，被譽為“托在一塊布上的經濟強縣”。全縣擁有各類紡織服裝企業近萬家，2007年生產各類化纖227萬噸，化纖布56億米，印染布139億米，服裝2.22億件（套），紡織年產值1137億元，全縣紡織產業經濟總量占到了全國約1/10。
產業的發展，同樣給予了市場以莫大的提升空間，柯橋·中國輕紡城也由此成為了改革開放30年間專業市場勃興的一個範本。
據周如生介紹，2008年1~10月份，柯橋·中國輕紡城實現市場成交額443.26億元，市場交易已逐步由“現貨、現金、現場”交易向“訂單化、電子化、公司化”方式轉變，市場經營戶也逐步由個體工商戶向工貿一體型企業家轉型。
科技研發、品牌意識、企業文化、社會責任……
30年中的觀念革命
“到2010年，產業升級方麵將有重大的改觀。”杜鈺洲表示，要建設創新型產業、環境友好型產業、資源節約型產業，要轉變出口的增長方式，以及要轉變紡織工業的經濟增長方式，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產業創新、提高創新能力。
事實上，“創新”兩個字，已經成為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內心最珍貴的一個詞匯。以“創新”為名的科技研發、品牌意識、企業文化與社會責任，正在給中國紡織工業躍離傳統的工業化形象，帶去更為時尚、更為現代、更具市場意味的觀念革命。
以科技研發為例，新一輪技術改造設備的更新之風已經在服裝行業悄然興起。
一個典型的改革樣板便是江蘇紅豆集團。根據紅豆集團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作為一個相對多元化的企業集團，2001年紅豆集團產銷總額近30億元，2005年達到117億元。按照服裝占紅豆集團整個產業結構50%來計算，在這5年中，紅豆服裝的產銷量增長了近4倍。
紅豆集團董事長周海江認為，服裝是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但並不意味著服裝與信息技術、高新技術絕緣，相反，服裝業必須用信息技術提升企業管理，企業才能有更高的效率與效益。
同樣的觀點在石家莊常山紡織集團中得到了共鳴，舍得在“技術研發”方麵投入，將有助於企業產生更高的效益。
“三十年的實踐我們深刻體會到，改革開放必須不斷解放思想，也就是要敢想、去做、堅持、改進，很多難點、重點才能突破。”在此次紀念紡織工業改革開放30周年的研討會上，石家莊常山紡織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湯彰明說道，“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就是一條好路子。”
據湯彰明的介紹，常山股份利用配股資金、國債貼息貸款和自有資金投資了具有國際先進、國內領先水平的全資子公司———恒新紡織有限公司，裝備了“國際先進，國內一流”的緊密紡生產線，興建了“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試紡出400支高支紗，上機品種全部實現定單生產，產品質量全部達到國際USTER公報5％高端水平和著名客戶A級紗線標準。生產用水循環利用率達到了90％以上，噪音大大降低，實現粉塵零排放，勞動生產率是老企業的5倍。
除了“科技研發”，品牌意識的悄然植入，也使得中國紡織工業擁有了內生的智慧與力量。
比如知識產權的保護，體現的就是品牌對自我的一種嗬護與珍視。
周鳴江，紅豆集團的另一位掌舵人，紅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亦出現在了此次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座談會上。在他看來，隻有那些堅持自主創新、擁有知識產權、掌握核心技術的企業才能勇立潮頭。因此，對知識產權的有力保護，將使得品牌自身獲得不被他人所能複製的競爭力。
“作為中國服裝企業中唯一的全國專利試點單位，紅豆從2003年申請專利突破100件之後，連續6年申請量突破100件，今年預計申請專利達150件。”周鳴江說道。
作為專業市場的代表，柯橋·中國輕紡城也在大力加大市場知識產權的保護。據周如生介紹，為了加強市場知識產權保護，柯橋·中國輕紡城在全國率先出台了《中國輕紡城市場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意見》，大大激發了生產企業和市場經營戶的創新創牌積極性。
再比如企業文化的塑造，也是品牌塑造內在健康機理的一種方式。
“青島紡機的企業文化建設始於80年代中後期。由於企業過去幾十年一直是計劃經濟的‘寵兒’，養成了一種惰性心理和思維方式，市場意識、質量意識、競爭意識薄弱，在90年代初期，一度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參與本次紡織工業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座談會的青島紡機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冀新坦言。
“近十餘年來，通過下工夫重塑和再造企業文化，從更新價值觀念、規範員工行為、提升企業形象三方麵入手，內化於心、外優於行，企業實現了從剛性管理向柔性管理，從製度管理向文化管理的過渡。”冀新補充道，“我們把質量管理和品牌建設融入進了企業文化，並貫穿於經營、設計、生產、營銷和服務的全過程；以先進科學管理為堅實基礎，從嚴治企，立足於提升員工的整體素質；堅持以銷定產、以產促銷的原則，敏捷化的生產體係滿足用戶需求，通過企業品牌文化建設的不斷實踐和創新，推動了企業健康穩定的發展。”
最後，“資本向善”的社會責任意識，更成為了中國紡織工業最值得敬重的一步跨越。
不難看到，從企業內部社會責任規則的積極遵守，到“汶川大地震”中紡織服裝企業所表現出來的公益心，“社會責任”已經成為中國紡織服裝行業最為推崇的商業倫理。在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的引領下，中國紡織服裝企業擁有了一顆“資本向善”的自律心，這是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在改革開放30周年中樹立、擺正主流價值觀不可抹去的一筆，同時也是“中國製造”獲得長遠、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保障。
“與其讓別人來製訂規則，為什麽不自己來製定、評判規則？與其讓企業疲於應訴，為什麽不主動自律？與其讓社會責任這個本該美好的詞匯淪為壁壘，為什麽不把它作為自己形象加分的支點？”這樣的思索成為了中國紡織工業協會開啟社會責任體係建設的開端。
2005年3月27日，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發布中國紡織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係(CSC9000T)實施指導文件；2005年5月31日，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社會責任建設推廣委員會在北京成立，發布了《CSC9000T中國紡織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係總則及細則(2005年版)》。2006年3月，CSC9000T試點工作正式啟動，首批確定了愛慕、銅牛、大楊、蓋奇、漢帛、紅豆、喬頓、報喜鳥、如意、溢達等10家試點企業參與CSC9000T試點工作；2006年12月，中國紡織工業協會CSC9000T“10+100+1000”項目全麵啟動；2008年6月18日，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發布《中國紡織服裝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綱要》，並再次發布其行業社會責任年度報告———《2007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社會責任年度報告》。
“作為中國的民生產業，作為當前保就業的產業，紡織服裝企業的社會責任顯得尤其重要。”紅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鳴江表示會積極響應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所倡導的社會責任實踐工作，“11月份，紅豆就通過媒體鄭重承諾，不做‘經濟性’裁員。我們相信，這場危機過後，紅豆的兩萬員工將心更齊、勁更足。”
“2009年，我們繼續實行包吃包住政策，對一線員工給待遇，對中層幹部給股份，凝聚人心，共度時艱。”周鳴江補充道。
優勢護身VS內需拉動
30年後，春光依然暗湧
改革開放的發展機遇，給中國紡織工業帶來了持續、高速的發展。那麽，麵對金融風暴席卷下的全球消費需求萎縮，中國紡織服裝的明天將會呈現怎樣的色彩？
杜鈺洲在此次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座談會上，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世界雖然進入危機的‘冬天’，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科學發展觀戰略思想指引下，我們一定能把危機的‘冬天’變成產業升級的‘春天’”。
原因之一，長久積澱下的比較優勢不會轉瞬即逝。
“中國紡織工業的比較優勢將長期發揮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決定的。比較優勢升級和梯度轉移是中國比較優勢延續的兩大趨勢。”杜鈺洲說道，“2007年紡織工業規模以上企業人均工資比上年提高了20.79%，增幅首次高於全國工業0.21個百分點。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紡織工業的比較優勢會從此失去。”
“理由在於，比較優勢不是靜止的，從本質上講，它是由勞動者創造力的機會成本決定的，是由不同複雜程度的生產層次上的機會成本相比較而決定的。我國東部沿海的勞動力的創造力水平，已得到國際市場的認同，但成本與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相比仍然低1/10~1/20，我國東部沿海紡織業小時平均工資隻相當於土耳其的1/3，其比較優勢的提升，顯而易見。”杜鈺洲繼而論證道。
“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擁有比較優勢的梯度轉移有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巨大空間，將勞動密集加工環節向國內欠發達地區轉移，形成跨地區產業鏈，既保持國際競爭力提升，又拉動了欠發達地區的發展，這樣做的企業在東部地區已經比比皆是。”杜鈺洲補充道。
原因之二，內需的拉動將最大程度地惠及中國紡織服裝產業。
“2007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衣著支出1042元，是農村居民人均193.4元的5.39倍。如果區域經濟差距拉近，農民達到目前城鎮的水平，那麽僅農村衣著消費增長額就會使全國衣著支出總額比目前擴大2.7倍。”杜鈺洲認為，中國紡織服裝產業有理由對農村市場的消費潛力寄予厚望。
與此同時，在杜鈺洲看來，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必然會拉動與居住有關的裝飾用紡織品、床上用品等家用紡織品市場需求的擴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開展必然會增加對土工合成材料等產業用紡織品的需求；大力發展醫療衛生事業也將為醫療衛生用紡織品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
“紡織工業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重要地位，在於其對國民經濟的支柱作用，尤其表現出在滿足和拉動內需，擴大就業和促進城鎮化，參與全球化競爭和為新興產業發展創造內需條件等方麵都具有無可替代的曆史地位。”杜鈺洲給出結論。“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國宏觀經濟的基本麵是穩定的，宏觀調控的空間較大，相信中央‘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大政方針和各地與中央保持一致的政策所產生的積極效果會逐步顯現。我們更看中紡織工業自身抵禦風險能力的提高，加上國務院把紡織工業作為重要的支柱產業所采取的一係列扶持政策的鼓舞力量。這些都大大增強了行業的信心。”
不過，在這位30年間為推動中國紡織服裝產業思考不倦的行業高層看來，中國紡織工業要實現紡織強國的目標，仍然存在一係列發展中的問題留待破解。
“比如資源問題，環境問題，降低或控製成本問題，中小企業提升問題，提高勞動生產率問題，構建跨國供應鏈問題，形成中國跨國大企業的問題，等等。這一切都要依靠以增強創新能力為核心，加大行業硬實力和軟實力建設，提高科學技術與自主品牌的貢獻率來解決。”杜鈺洲指出。
他希望以更為務實、有效的方式提高中國紡織工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抗風險能力。
“麵對占行業９９．４％的中小企業，特別是對當前占行業總數三分之二的困難企業和廣大規模以下小企業，將加大公共服務，提高產業集群社會化功能，在質量、研發、信息化、物流與市場、培訓、節能減排等領域發揮創新服務平台作用，使結構調整平穩有序推進。”杜鈺洲指出。
“走技術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是紡織工業產業升級的必由之路。”杜鈺洲隨即強調，“應對跨國壟斷性品牌的壓力，要靠加快自主品牌培育和擴展，提倡技術生產力和文化生產力的有機結合，促進質量、創新、快速反應與社會責任四位一體的品牌文化建設，構建品牌設計、生產和營銷網絡，開拓國際國內品牌供應鏈和價值鏈。”
如若每一個中國紡織服裝企業能將“應然”成功轉變為可以觸手可及的“實然”，中國紡織工業必將延續無數個30年高速、持續發展的輝煌，迎來“紡織強國”的至高嘉獎，我們相信並且滿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