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種發展戰略,特別是國際經濟處於金融危機的條件下,不少經濟學家更是提倡我國的企業“走出去”。“歐元之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在考察我國浙江的寧波等地後指出,金融危機的到來使得海外的企業估值大幅度縮水,像浙商這樣有能力的企業現在趁勢走出去兼並、購買有價值的企業,時機非常不錯。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的企業(包括紡織服裝企業)通過直接在境外投資建廠、設立銷售渠道、兼並收購企業、收購國際品牌等方式實施“走出去”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那麽,在當今的國際經濟環境下,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麵進一步認識紡織服裝產業“走出去”的可行性和戰略意義。
我國的紡織服裝產業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產業鏈,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的產業競爭能力。在全球的國際分工中,我國的紡織服裝產業和產品占有相當比重,通過一定的努力,有可能以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去整合全球的紡織服裝產業鏈。
中國13億人口的內需大市場對境外的紡織服裝產業是個極大的吸引力,已經進入中國的國際品牌想保持和擴大它的市場,未進入的國際品牌仍想進入中國市場。中國的紡織服裝企業完全可以用在國內市場的現有渠道和產業鏈中的其他能力去整合國際企業的相關產業鏈環節(包括設計和品牌)。
我國是貿易大國特別是服裝出口大國,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裏,一些歐美國家總是無視我國出口產品中,外資和合作企業的產品占相當比例的客觀事實,通過各種貿易壁壘阻止我國產品出口。而實施“走出去”戰略,我國的紡織服裝企業可以在境外發揮其能力,通過配置境外的產業要素獲得產業價值。其實,這種輸出核心競爭力,在境外配置資源,獲取產業鏈價值的方式也是跨國公司常用的模式,從而減少直接的產品出口,從一定程度上化解國際貿易摩擦。
仍在繼續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我們發現一些生活必需的剛性產品的產業經濟下滑沒有像虛擬經濟或高新技術產業那麽劇烈,一些發達國家雖然在這些產業的設計等環節仍擁有優勢,但卻在總體上慢慢喪失這些產業的優勢,而我國將成為這些產業總體優勢的擁有者。
同時,我們必須看到經濟全球化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不再用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來劃分,而是在全球形成新的價值鏈。這一趨勢非常有利於我國紡織服裝企業通過“走出去”的方式,去整合和配置全球的產業要素,重構全球產業鏈,確立新的國際地位。
然而不能回避的是,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的政策環境還存在許多問題。經濟學家隆國強指出,我國在“走出去”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的培育和發展上,政策層麵還不明確,實踐中不是支持而是限製,包括複雜的審批程序和外匯管理製度,我們還不能提供跨國公司國際化經營所需的便利的政策環境。我國已在境外建立了一些產業園和經濟合作區,這是有利於企業“走出去”的良好載體,但還不夠,畢竟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更多的是善於“引進來”,而“走出去”的路還在探索,政府和企業都需積極努力。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的企業(包括紡織服裝企業)通過直接在境外投資建廠、設立銷售渠道、兼並收購企業、收購國際品牌等方式實施“走出去”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那麽,在當今的國際經濟環境下,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麵進一步認識紡織服裝產業“走出去”的可行性和戰略意義。
我國的紡織服裝產業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產業鏈,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的產業競爭能力。在全球的國際分工中,我國的紡織服裝產業和產品占有相當比重,通過一定的努力,有可能以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去整合全球的紡織服裝產業鏈。
中國13億人口的內需大市場對境外的紡織服裝產業是個極大的吸引力,已經進入中國的國際品牌想保持和擴大它的市場,未進入的國際品牌仍想進入中國市場。中國的紡織服裝企業完全可以用在國內市場的現有渠道和產業鏈中的其他能力去整合國際企業的相關產業鏈環節(包括設計和品牌)。
我國是貿易大國特別是服裝出口大國,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裏,一些歐美國家總是無視我國出口產品中,外資和合作企業的產品占相當比例的客觀事實,通過各種貿易壁壘阻止我國產品出口。而實施“走出去”戰略,我國的紡織服裝企業可以在境外發揮其能力,通過配置境外的產業要素獲得產業價值。其實,這種輸出核心競爭力,在境外配置資源,獲取產業鏈價值的方式也是跨國公司常用的模式,從而減少直接的產品出口,從一定程度上化解國際貿易摩擦。
仍在繼續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我們發現一些生活必需的剛性產品的產業經濟下滑沒有像虛擬經濟或高新技術產業那麽劇烈,一些發達國家雖然在這些產業的設計等環節仍擁有優勢,但卻在總體上慢慢喪失這些產業的優勢,而我國將成為這些產業總體優勢的擁有者。
同時,我們必須看到經濟全球化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不再用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來劃分,而是在全球形成新的價值鏈。這一趨勢非常有利於我國紡織服裝企業通過“走出去”的方式,去整合和配置全球的產業要素,重構全球產業鏈,確立新的國際地位。
然而不能回避的是,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的政策環境還存在許多問題。經濟學家隆國強指出,我國在“走出去”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的培育和發展上,政策層麵還不明確,實踐中不是支持而是限製,包括複雜的審批程序和外匯管理製度,我們還不能提供跨國公司國際化經營所需的便利的政策環境。我國已在境外建立了一些產業園和經濟合作區,這是有利於企業“走出去”的良好載體,但還不夠,畢竟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更多的是善於“引進來”,而“走出去”的路還在探索,政府和企業都需積極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