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第四季度以來，我國外貿開始步入恢複通道。現在中國經濟出現企穩回升勢頭，盡快退出經濟刺激政策的呼聲漸起。我們應高度警惕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或效應遞減引發外貿今明兩年再次探底的可能性。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我國外貿增長曾出現兩次探底，第一次是1998年，第二次是2001年。其中2001年探底與經濟刺激政策效應遞減和外需持續不足有直接關係。前車之鑒，不可忽視。我們要警惕阻礙外貿回暖的兩大殺手——
外貿回暖殺手一：
投資周期導致的經濟慣性波動
受金融危機衝擊，中國當前麵臨的問題和西方麵臨的問題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根本的不同在於，西方危機是由於資產泡沫直接導致的，而中國經濟已經較長時期陷入一種由投資形成的經濟波動怪圈。地方政府考慮GDP和就業壓力，不斷地以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產能呈現階段性短缺和過剩，由此反複引發波動性通脹壓力，流動性增大，迫使中央政府反複出台經濟刺激政策。本輪金融危機隻是加重了中國這種經濟慣性波動，凸顯了原有經濟結構中經濟增長與就業環保的失衡、國民收入分配的失衡、資本回報率和生產要素回報率的失衡、長期要素投入導致依賴外貿的失衡。
這種慣性波動，從過去的實踐來看，極易引起中國經濟短期內的二次探底性的震蕩，並從宏觀上加劇對外貿的影響。
目前我國經濟回升態勢開始明朗，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投資拉動。從實體層麵來看，民間投資和社會消費還沒有被完全帶動起來。經濟回升內在動力不足，經濟刺激政策效應減弱，一些局部的負麵影響開始顯現：一是政策對民營經濟產生了擠出效應。在石油石化、冶金，甚至紡織這樣的競爭性領域，目前都出現了“國進民退”的情況，大大降低了行業的創新活力，對民營企業的出口也產生一定的負麵影響。二是加劇了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風險。三是受居民收入水平的製約，消費性政策刺激效應逐步減弱。例如，家電下鄉無論是對農民的生產生活還是對GDP增長都有很大的貢獻，但這也提前預支和釋放了農村市場容量。持續和過度的消費政策刺激則有可能成為真正市場性消費啟動的障礙。
外貿回暖殺手二：
全球修複性失衡產生的外需萎縮
外需不振將成為一個中長期問題
目前，歐元區失業率達到了10年來的最高值，美國失業率超過10%，創26年新高。美國的儲蓄率從“零”快速躍升至目前的6.9%，為1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歐美居民消費模式的悄然改變，使得消費的貢獻度正在降低。特別是我們應警惕現在迪拜債務危機以及部分國家的債務風險，比如穆迪1月13日就警告希臘和葡萄牙的經濟有 “慢性死亡”的風險。加之，各國拉動內需的政策，對出口依賴的中國經濟將會是雪上加霜，這一趨勢形成的倒逼機製，也要求我們徹底改變畸形的投資、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
重要貿易夥伴經貿政策改變影響中國出口
今年以來，美國經濟戰略出現重大調整，基於綠色技術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將成為美國新經濟模式。如某些學者所言“世界無法讓兩個最重要的經濟體或者說一個半同時采取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
美國的戰略轉向將遏製我產業長遠發展：一是美國經濟戰略向出口導向型、實體型經濟調整，將對我已經具有的優勢出口產業形成衝擊， “世界工廠”地位或受威脅。從長期看，在裝備製造、IT製造、汽車、鋼鐵等眾多產業中，中美將由互補關係轉為競爭關係。二是綠色設備和技術的出口將成美經濟新增長點，形成對我產業升級的戰略遏製。一些發達國家出台的“碳關稅”等綠色壁壘和節能標準，迫使新興國家不得不加大從歐美引進綠色設備或技術的力度，形成進口依賴。特別是美國出口導向型戰略一旦成功實施，中美摩擦將向長期化、高端化發展。
美元貶值帶來輸入性通脹壓力，加大出口成本
從外貿角度來講，由於大宗初級商品具有傳統意義上的保值作用，在金融衍生工具高度發達的今天更具有金融屬性，因此美元貶值和全球流動性增加帶來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和避險的需求，直接推高了大宗商品價格，對全球經濟的複蘇形成了新的、現實的、不可逾越的風險。石化、鋼鐵、紡織等正在進入複蘇通道的產業將麵臨成本上漲和終端需求依然低迷的兩頭擠壓。
結構性貿易摩擦加劇
以保就業為目標的結構性摩擦將成近一階段的國際貿易關係的新特點。在這些貿易摩擦案件中，主要涉及行業均是勞動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的傳統工業。從中長期看，與新能源低碳經濟相關的、我起步較晚的產業將成為潛在摩擦領域。例如，德國太陽能生產商欲對中國產太陽能電池板進行反傾銷調查，很有可能成為低碳經貿摩擦的“第一槍”。
新興國家爭奪傳統市場
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呈不斷提高之勢。以美元計算，中國勞動力價格每年上升25%。2008年中國小時工資已達到印度的1.2倍，越南的5.7倍。在中國最富競爭力的紡織品行業，勞動力成本已為東南亞近鄰的3至4倍。同時，傳統製造業向印度、越南等新興國家轉移的趨勢值得關注。目前，Adidas等運動品牌公司正研究分階段將原交給中國廠商代工生產的訂單轉往東南亞等地。
此外，中東利用資源優勢快速擴張石化產能，預計到2013年，中東乙烯產能將居世界第二位。中東地區本身對石化產品的需求較少，大宗石化產品的70%以上產品均需出口外銷，約占世界出口量的兩成以上。極具競爭力的中東石化產品已經導致歐洲化工企業大規模關閉，對石化的全球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避免二次探底 應該開什麽藥方？
基於國內投資周期性波動、全球修複性失衡、外需持續萎縮、國際競爭加劇等因素，我國宏觀經濟以及外貿仍麵臨較大的不確定性，經濟刺激政策處於兩難困境：如果退出時間窗口過早，必定意味著大量中長期工程成為“爛尾工程”，使未來的信貸和財政政策無法全身而退，就業壓力也將加劇，居民自發性消費難以啟動，“三駕”馬車的結構性失衡依然無法緩解。如果不退出，政府將直接麵臨通脹壓力，對產業的負麵影響加劇。
因此，建議2010年繼續保持投資和擴大內需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建立經濟刺激退出機製外貿“防火牆”。
第一，進行適當的通脹預期管理有利於外貿的恢複性增長，現有外貿類刺激政策應“緩退”、“穩退”。中國經濟是非均衡經濟，根據曆年的經驗，3%左右甚至再高一點的通貨膨脹是可以承受的。適當的通脹有助於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從而幫助經濟增長。在資本流入難以控製和匯率穩定的前提下，適度通脹有利於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維持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第二，實施政策更為優惠、時效更為長遠的低碳工業園區專項政策，打造全球“低碳製造”中心，培育出口新增長點，應對國外碳關稅。
第三，設立優勢產業“走出去”專項扶持基金，幫助國內過剩產能中有條件的產業，有目的、有計劃、有國別的“走出去”。一是采取綠地投資、份額權益等方式，充分利用國外資源、渠道和品牌，提升我國資源性產業的競爭力；二是通過工程承包、成套設備出口，采取“債轉股”，“費改股”等方式介入國外基礎設施運營，化解經營風險；三是強製性轉移部分具有就業剛性、但嚴重影響減排目標的產業，化解綠色壁壘和貿易摩擦風險。
第四，將發展外向型民營經濟作為應對後危機時代的戰略重點，推動各地設立專門的中小企業外貿服務機構，實施“添翼”服務工程。
第五，在擴大內需的資金中安排專項費用，推廣運用物聯網技術，加快建設國際大通道，完善國內物流基礎設施，提高國際貿易流通效率。
第六，推動自貿區建設，開拓新興市場，減輕對我出口的短期影響。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我國外貿增長曾出現兩次探底，第一次是1998年，第二次是2001年。其中2001年探底與經濟刺激政策效應遞減和外需持續不足有直接關係。前車之鑒，不可忽視。我們要警惕阻礙外貿回暖的兩大殺手——
外貿回暖殺手一：
投資周期導致的經濟慣性波動
受金融危機衝擊，中國當前麵臨的問題和西方麵臨的問題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根本的不同在於，西方危機是由於資產泡沫直接導致的，而中國經濟已經較長時期陷入一種由投資形成的經濟波動怪圈。地方政府考慮GDP和就業壓力，不斷地以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產能呈現階段性短缺和過剩，由此反複引發波動性通脹壓力，流動性增大，迫使中央政府反複出台經濟刺激政策。本輪金融危機隻是加重了中國這種經濟慣性波動，凸顯了原有經濟結構中經濟增長與就業環保的失衡、國民收入分配的失衡、資本回報率和生產要素回報率的失衡、長期要素投入導致依賴外貿的失衡。
這種慣性波動，從過去的實踐來看，極易引起中國經濟短期內的二次探底性的震蕩，並從宏觀上加劇對外貿的影響。
目前我國經濟回升態勢開始明朗，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投資拉動。從實體層麵來看，民間投資和社會消費還沒有被完全帶動起來。經濟回升內在動力不足，經濟刺激政策效應減弱，一些局部的負麵影響開始顯現：一是政策對民營經濟產生了擠出效應。在石油石化、冶金，甚至紡織這樣的競爭性領域，目前都出現了“國進民退”的情況，大大降低了行業的創新活力，對民營企業的出口也產生一定的負麵影響。二是加劇了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風險。三是受居民收入水平的製約，消費性政策刺激效應逐步減弱。例如，家電下鄉無論是對農民的生產生活還是對GDP增長都有很大的貢獻，但這也提前預支和釋放了農村市場容量。持續和過度的消費政策刺激則有可能成為真正市場性消費啟動的障礙。
外貿回暖殺手二：
全球修複性失衡產生的外需萎縮
外需不振將成為一個中長期問題
目前，歐元區失業率達到了10年來的最高值，美國失業率超過10%，創26年新高。美國的儲蓄率從“零”快速躍升至目前的6.9%，為1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歐美居民消費模式的悄然改變，使得消費的貢獻度正在降低。特別是我們應警惕現在迪拜債務危機以及部分國家的債務風險，比如穆迪1月13日就警告希臘和葡萄牙的經濟有 “慢性死亡”的風險。加之，各國拉動內需的政策，對出口依賴的中國經濟將會是雪上加霜，這一趨勢形成的倒逼機製，也要求我們徹底改變畸形的投資、出口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
重要貿易夥伴經貿政策改變影響中國出口
今年以來，美國經濟戰略出現重大調整，基於綠色技術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將成為美國新經濟模式。如某些學者所言“世界無法讓兩個最重要的經濟體或者說一個半同時采取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
美國的戰略轉向將遏製我產業長遠發展：一是美國經濟戰略向出口導向型、實體型經濟調整，將對我已經具有的優勢出口產業形成衝擊， “世界工廠”地位或受威脅。從長期看，在裝備製造、IT製造、汽車、鋼鐵等眾多產業中，中美將由互補關係轉為競爭關係。二是綠色設備和技術的出口將成美經濟新增長點，形成對我產業升級的戰略遏製。一些發達國家出台的“碳關稅”等綠色壁壘和節能標準，迫使新興國家不得不加大從歐美引進綠色設備或技術的力度，形成進口依賴。特別是美國出口導向型戰略一旦成功實施，中美摩擦將向長期化、高端化發展。
美元貶值帶來輸入性通脹壓力，加大出口成本
從外貿角度來講，由於大宗初級商品具有傳統意義上的保值作用，在金融衍生工具高度發達的今天更具有金融屬性，因此美元貶值和全球流動性增加帶來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和避險的需求，直接推高了大宗商品價格，對全球經濟的複蘇形成了新的、現實的、不可逾越的風險。石化、鋼鐵、紡織等正在進入複蘇通道的產業將麵臨成本上漲和終端需求依然低迷的兩頭擠壓。
結構性貿易摩擦加劇
以保就業為目標的結構性摩擦將成近一階段的國際貿易關係的新特點。在這些貿易摩擦案件中，主要涉及行業均是勞動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的傳統工業。從中長期看，與新能源低碳經濟相關的、我起步較晚的產業將成為潛在摩擦領域。例如，德國太陽能生產商欲對中國產太陽能電池板進行反傾銷調查，很有可能成為低碳經貿摩擦的“第一槍”。
新興國家爭奪傳統市場
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呈不斷提高之勢。以美元計算，中國勞動力價格每年上升25%。2008年中國小時工資已達到印度的1.2倍，越南的5.7倍。在中國最富競爭力的紡織品行業，勞動力成本已為東南亞近鄰的3至4倍。同時，傳統製造業向印度、越南等新興國家轉移的趨勢值得關注。目前，Adidas等運動品牌公司正研究分階段將原交給中國廠商代工生產的訂單轉往東南亞等地。
此外，中東利用資源優勢快速擴張石化產能，預計到2013年，中東乙烯產能將居世界第二位。中東地區本身對石化產品的需求較少，大宗石化產品的70%以上產品均需出口外銷，約占世界出口量的兩成以上。極具競爭力的中東石化產品已經導致歐洲化工企業大規模關閉，對石化的全球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避免二次探底 應該開什麽藥方？
基於國內投資周期性波動、全球修複性失衡、外需持續萎縮、國際競爭加劇等因素，我國宏觀經濟以及外貿仍麵臨較大的不確定性，經濟刺激政策處於兩難困境：如果退出時間窗口過早，必定意味著大量中長期工程成為“爛尾工程”，使未來的信貸和財政政策無法全身而退，就業壓力也將加劇，居民自發性消費難以啟動，“三駕”馬車的結構性失衡依然無法緩解。如果不退出，政府將直接麵臨通脹壓力，對產業的負麵影響加劇。
因此，建議2010年繼續保持投資和擴大內需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建立經濟刺激退出機製外貿“防火牆”。
第一，進行適當的通脹預期管理有利於外貿的恢複性增長，現有外貿類刺激政策應“緩退”、“穩退”。中國經濟是非均衡經濟，根據曆年的經驗，3%左右甚至再高一點的通貨膨脹是可以承受的。適當的通脹有助於刺激消費，拉動內需，從而幫助經濟增長。在資本流入難以控製和匯率穩定的前提下，適度通脹有利於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維持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第二，實施政策更為優惠、時效更為長遠的低碳工業園區專項政策，打造全球“低碳製造”中心，培育出口新增長點，應對國外碳關稅。
第三，設立優勢產業“走出去”專項扶持基金，幫助國內過剩產能中有條件的產業，有目的、有計劃、有國別的“走出去”。一是采取綠地投資、份額權益等方式，充分利用國外資源、渠道和品牌，提升我國資源性產業的競爭力；二是通過工程承包、成套設備出口，采取“債轉股”，“費改股”等方式介入國外基礎設施運營，化解經營風險；三是強製性轉移部分具有就業剛性、但嚴重影響減排目標的產業，化解綠色壁壘和貿易摩擦風險。
第四，將發展外向型民營經濟作為應對後危機時代的戰略重點，推動各地設立專門的中小企業外貿服務機構，實施“添翼”服務工程。
第五，在擴大內需的資金中安排專項費用，推廣運用物聯網技術，加快建設國際大通道，完善國內物流基礎設施，提高國際貿易流通效率。
第六，推動自貿區建設，開拓新興市場，減輕對我出口的短期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