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上海書展開門首日的係列講座中，闡述了他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之路的思考。
提出問題:繁榮之道在轉變增長方式
中國經濟在30年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如何保持今後30年的持續穩定增長？吳敬璉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從經濟大國蛻變成經濟強國，關鍵就在於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解決長期發展存在的問題，而不在於短期貨幣政策的鬆或緊上。”
吳敬璉分析目前中國經濟政策的“短期性”說，當前中國經濟過分關注短期的經濟走勢和政策，往往忽略了長期增長中的問題和策略，也即是經濟增長方式中存在的問題。他舉例說，去年全國房地產市場泡沫飆升，各階層人民都怨聲載道，顯而易見，如果繼續鼓勵海量貨幣發行和流動性泛濫，很可能造成泡沫泛濫直至在某個時點上破滅。因此說，單純依靠短期的政策做調整，到了一定時候就會出現兩難困境：繼續用大量貨幣拉動增長的擴張政策，會出現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如果很快采取收緊政策，又有可能會出現經濟下滑、市場不振、失業增加和地方財政收縮。“當前政府很好地運用了宏觀智慧，雖然說忽鬆忽緊的調整很難受，但基本保持了市場繁榮又不至於市場混亂。與此同時，還要把精力放在增長方式的轉型上，提高增長效率和產出附加值，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
曆史回顧: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之爭
“討論經濟增長方式轉型，首先要把握發展的理論，否則就會讓科學發展觀變成一句口號，成了一個什麽都能裝的大籮筐。”吳敬璉回顧中國經濟發展曆史說，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第一次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當時提出降低重工業投資、重振農業、發展輕工業、發展服務業。1981年國務院批準的十大經濟方針提出，把經濟建設轉移到效率提高的基礎上來，提出要在經濟效率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實際情況是，20年裏翻兩番的目標很快實現了，但“經濟效率提高”的前提被忽略了——2001年開始全國出現一個城市化的新高潮，地方政府熱衷用大量投資建設拉動GDP，由此也進入了所謂的工業化不可避免的重化階段，由此引發了“十一五規劃”製定前學界大爭論：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到底應該選擇什麽模式？
吳敬璉回顧西方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說，第一次產業革命後，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機器生產，由此帶動了重化工業發展，即依靠大量投資拉動增長。經濟學研究表明，現代經濟的增長與早期經濟增長最大區別在於，立足科學基礎上的技術的廣泛應用。或者用另一種理論解釋是，人力資源——人的知識和技能——在生產中的作用提高。反觀當代中國經濟發展麵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從早期增長模式轉變到現代增長模式上來，歸根結底在於廣泛提高科技應用，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和內涵，提高製造業的附加值，大力發展服務業，用信息化改造整個國民經濟。
尋找症結：破解體製障礙推進經濟改革
找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為什麽中國經濟轉型沒有實現？吳敬璉等經濟學家曾經總結了若幹條體製性障礙：一是政府仍然有太多支配資源的權利，地方政府把GDP增長看做政績的主要標誌，促使各級官員自覺或被迫運用支配資源的權利追逐GDP增長；二是財稅體製問題，政府的重要支出如社會保障、醫療支出等，事權過分下移，使得官員不得不增長GDP;三是市場不能發揮作用，很多地方至今沒有形成一個鼓勵創業創新的體製機製。吳敬璉最後提出，關鍵中的關鍵是改革，包括經濟體製改革、法製社會建設、政治體製改革等。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中，很多地方仍然沒有脫離“趕超世界科學技術先進水平”的思路，政府習慣於組織人力物力，製定和執行規劃，結果往往效果不大。吳敬璉提出，技術進步有外部性的因素，例如發明可以促使投資，但一項發明出來後“外溢效果”不可遏製，一定時間必定要廣泛運用。因此除了知識產權保護外，政府該出手時還應多出手，比如在基礎科學研究上多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和製度環境，而非越俎代庖從事微觀經濟盈利性經營，政府越過市場直接做創新行為，往往會擾亂了市場秩序。
吳敬璉提出政府推動技術創新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但這非簡單說“小政府”要越小越好，實際上很多地方政府在發展新型產業上，對產業規劃和協調的功能還發揮得不夠。比如發展新能源產業，要分析本地的資源稟賦和產業鏈的高附加值部分，不能一哄而上照搬照抄，如果沒有條件還硬要技術引進，必定會導致重複引進的陷阱，“沒有條件不必硬上，有條件就要發揮政府的規劃、協調功能，補足產業鏈的短板，發展其中的高附加值部分。”
吳敬璉最後用日本和美國在數字電視產業上成敗總結說，新型產業發展、技術進步說到底，還要發揮企業尤其小企業的創新能力，而這說到底要依賴於改革創新——中國未來發展的希望寄托於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根本在於經濟改革的推進。
提出問題:繁榮之道在轉變增長方式
中國經濟在30年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如何保持今後30年的持續穩定增長？吳敬璉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從經濟大國蛻變成經濟強國，關鍵就在於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解決長期發展存在的問題，而不在於短期貨幣政策的鬆或緊上。”
吳敬璉分析目前中國經濟政策的“短期性”說，當前中國經濟過分關注短期的經濟走勢和政策，往往忽略了長期增長中的問題和策略，也即是經濟增長方式中存在的問題。他舉例說，去年全國房地產市場泡沫飆升，各階層人民都怨聲載道，顯而易見，如果繼續鼓勵海量貨幣發行和流動性泛濫，很可能造成泡沫泛濫直至在某個時點上破滅。因此說，單純依靠短期的政策做調整，到了一定時候就會出現兩難困境：繼續用大量貨幣拉動增長的擴張政策，會出現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如果很快采取收緊政策，又有可能會出現經濟下滑、市場不振、失業增加和地方財政收縮。“當前政府很好地運用了宏觀智慧，雖然說忽鬆忽緊的調整很難受，但基本保持了市場繁榮又不至於市場混亂。與此同時，還要把精力放在增長方式的轉型上，提高增長效率和產出附加值，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
曆史回顧: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之爭
“討論經濟增長方式轉型，首先要把握發展的理論，否則就會讓科學發展觀變成一句口號，成了一個什麽都能裝的大籮筐。”吳敬璉回顧中國經濟發展曆史說，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第一次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當時提出降低重工業投資、重振農業、發展輕工業、發展服務業。1981年國務院批準的十大經濟方針提出，把經濟建設轉移到效率提高的基礎上來，提出要在經濟效率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實際情況是，20年裏翻兩番的目標很快實現了，但“經濟效率提高”的前提被忽略了——2001年開始全國出現一個城市化的新高潮，地方政府熱衷用大量投資建設拉動GDP，由此也進入了所謂的工業化不可避免的重化階段，由此引發了“十一五規劃”製定前學界大爭論：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到底應該選擇什麽模式？
吳敬璉回顧西方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說，第一次產業革命後，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機器生產，由此帶動了重化工業發展，即依靠大量投資拉動增長。經濟學研究表明，現代經濟的增長與早期經濟增長最大區別在於，立足科學基礎上的技術的廣泛應用。或者用另一種理論解釋是，人力資源——人的知識和技能——在生產中的作用提高。反觀當代中國經濟發展麵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從早期增長模式轉變到現代增長模式上來，歸根結底在於廣泛提高科技應用，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和內涵，提高製造業的附加值，大力發展服務業，用信息化改造整個國民經濟。
尋找症結：破解體製障礙推進經濟改革
找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為什麽中國經濟轉型沒有實現？吳敬璉等經濟學家曾經總結了若幹條體製性障礙：一是政府仍然有太多支配資源的權利，地方政府把GDP增長看做政績的主要標誌，促使各級官員自覺或被迫運用支配資源的權利追逐GDP增長；二是財稅體製問題，政府的重要支出如社會保障、醫療支出等，事權過分下移，使得官員不得不增長GDP;三是市場不能發揮作用，很多地方至今沒有形成一個鼓勵創業創新的體製機製。吳敬璉最後提出，關鍵中的關鍵是改革，包括經濟體製改革、法製社會建設、政治體製改革等。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中，很多地方仍然沒有脫離“趕超世界科學技術先進水平”的思路，政府習慣於組織人力物力，製定和執行規劃，結果往往效果不大。吳敬璉提出，技術進步有外部性的因素，例如發明可以促使投資，但一項發明出來後“外溢效果”不可遏製，一定時間必定要廣泛運用。因此除了知識產權保護外，政府該出手時還應多出手，比如在基礎科學研究上多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和製度環境，而非越俎代庖從事微觀經濟盈利性經營，政府越過市場直接做創新行為，往往會擾亂了市場秩序。
吳敬璉提出政府推動技術創新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但這非簡單說“小政府”要越小越好，實際上很多地方政府在發展新型產業上，對產業規劃和協調的功能還發揮得不夠。比如發展新能源產業，要分析本地的資源稟賦和產業鏈的高附加值部分，不能一哄而上照搬照抄，如果沒有條件還硬要技術引進，必定會導致重複引進的陷阱，“沒有條件不必硬上，有條件就要發揮政府的規劃、協調功能，補足產業鏈的短板，發展其中的高附加值部分。”
吳敬璉最後用日本和美國在數字電視產業上成敗總結說，新型產業發展、技術進步說到底，還要發揮企業尤其小企業的創新能力，而這說到底要依賴於改革創新——中國未來發展的希望寄托於經濟發展方式轉型，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根本在於經濟改革的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