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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保增長下的低碳困局

  開欄語:低碳經濟,代表了高效、節能與可持續發展。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的召開,加速了“低碳”在中國的進程。如今,人們言必稱“低碳”,在我們為這種理念的深入人心而感到欣慰的同時,也不能不正視一些曲解甚至一些簡單粗暴的方式正以“低碳”的名義進行。作為一種理想的經濟狀態,低碳離我們還很遙遠,需要企業家及業內同仁率先行動,這不僅是在履行社會責任,同時也是為自己的明天開拓出一條更寬廣的路。
  
  從2009年底到2010年春,北京經曆了最漫長而寒冷的冬季、一個轉眼即逝的春天以及一個日光能烤熟雞蛋的夏天。全球同此冷暖,冬季越來越冷,夏季越來越熱,自然災害此起彼伏,讓人不禁疑惑:地球到底怎麽了?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會議召開,發展中國家的減排目標被推到風口浪尖上,溫家寶總理作出中國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減少40%到45%的承諾。據一些媒體分析,這個是拿到國際上去說的指標,國內的努力目標可能會更高、要求更加嚴格。當下,如何處理好發展與節能減排的矛盾,成為擺在政府與企業眼前的迫切問題。
  
  低碳不是停電限產
  
  今年,江浙地區諸多企業體會到了停電限產的切膚之痛。
  
  浙江湖州織裏鎮的一位政府領導告訴記者,為了完成減排目標,湖州實行開五停九,這難倒了不少紡織企業。作為童裝集群地,織裏的產品廣銷國內外。“現在企業不是擔心接不到單,而是擔心訂單無法按期完成。”這位分管童裝的副鎮長說,由於置身太湖湖畔,湖州的節能減排任務更加繁重,加上高企的勞動力成本,織裏變得越來越不適合普通紡織企業生存。
  
  與湖州接壤的無錫,也麵臨相似的問題。“無錫這邊限電非常嚴格,天然公司若不是國家重點高新技術企業早就被拉閘限產了。”無錫天然紡織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朱國民說,今年天然公司訂單量增長了50%,用電量增長了40%,如果被限電的話,公司的生產簡直不可想象。朱國民透露,停電限產加上現在無錫製造業招工困難,很多紡織廠的老板都不願再在這個行業經營。
  
  之所以采取拉閘限產措施,地方政府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標,在一係列政策的有力作用下,節能減排工作取得了積極進展。但由於受金融危機影響,為了保增長,一些地方對於應該淘汰的落後產能予以保留,雖然在促進就業方麵取得一定成效,卻加劇了產能過剩的矛盾,造成今年節能減排的任務格外沉重。今年上半年全國單位GDP能耗不降反升,同比上升了0.09%。要想完成“十一五”的目標,就意味著今年下半年全國必須完成4.48%的降耗目標,任務之艱巨可想而知。
  
  雖然心情可以理解,但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也受到了各方麵的質疑。東華大學紡織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顧慶良教授將之稱為:“一種不符合邏輯、不動腦子、不計後果的策略。”它的“一刀切”飽受詬病,有業內人士指出,拉閘限產雖然會降低高能耗企業的能源消耗,但同時也會打亂非受限企業的生產規劃和部署,造成不可估算的經濟損失,最終會直接影響到企業職工的收益。針對地方政府的這種舉措,國家發改委和電監會的相關人士表示,“拉閘限電”跟“節能減排”完全不是一回事。“節能減排”是政府通過政策調控,如對高耗能企業執行較高的電價增加這些高耗能企業的生產成本,逐步淘汰這些能耗高而產出又低的企業,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
  
  以發展求碳效率
  
  在紡織行業耕耘了15年,朱國民很清楚紡織服裝的市場空間,他看到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城市,越來越多的品牌專賣店出現在大街小巷,中國的內需市場絕對大有可為,但如何在保護環境的前提下發展製造業,是一個亟需探究的課題。顧慶良的著眼點更加宏觀,他說,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關鍵階段,排放權和發展權不能被剝奪,但在追求發展的同時,更要控製GDP碳效率,要在保證生活質量的同時控製人均碳消耗。
  
  如何實現低碳與發展二者兼顧?業內人士普遍讚同“以發展求碳效率,以低碳經濟求均衡發展”。對於紡織行業來說,發展低碳經濟最核心的還是要通過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調整,來壓縮高碳、低效的產業部門,淘汰落後企業、環境不友好產品。上述停電限產的舉措,在業內人士看來,屬於短期衝刺,隻是表麵上的數字好看,對於節能減排來說不能從根本上起作用。顧慶良為我國紡織行業走出低碳困境開出了藥方:生產方式轉變,開拓新市場、新需求、新領域;創新工藝流程,實現短流程、快流程;創新產品,開發適用、適當、適時的產品;生活方式轉變,進行健康消費,走進低碳生活。這些抽象的學術話語,其實在很多優秀的紡織企業已經被踐行。在低碳紡織的道路上,我國已經出現不少卓越的模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