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副會長王天凱在接受《紡織服裝周刊》獨家專訪時，全麵分析了新時期紡織工業麵臨的機遇與挑戰，提出創新思路，並對“十二五”紡織工業在強國路上如何走得更穩更實提出了獨到見解。
內需是紡織巨大市場機遇 “十二五”挑戰依然嚴峻
《紡織服裝周刊》：您曾經在去年兩會上就棉花滑準稅及營造紡織工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環境提出提案，得到了怎樣的回應？在今年的兩會上關注哪些問題？“十二五”開局之年的紡織工業整體運行形勢如何？
王天凱：這兩個提案在去年被列為重點提案，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雖然因為涉及到稅收等問題，采取措施會慎重，但已經得到關注，對推動問題的解決應該有所幫助。
今年我的關注點還是在原料上。因為紡織行業原料價格波動還是非常大，紡織原料缺口將是一個長期的矛盾。因此，密切關注並能確保原料價格的相對平衡至關重要。
實際情況在傳遞一個強烈的信號，提醒我們要有足夠的準備。原料價格有相對速度的提高是正常情況，但是不要大起大落，否則會造成兩個後果：一個是企業組織生產會有難度，原料價格一會兒高一會兒低，讓企業無從應對；另外也會助長一些企業的投機行為，或者不完全是投機心理，而是無奈之舉––辛辛苦苦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生產當中，抓管理、抓產品、抓質量，掙的錢還不如倒一把棉花獲利大，如此一來，一些企業就會把精力轉移到別處。在調查中很多優秀的企業家也這樣反映。
化纖的上遊原料遇到了錦綸已內酰胺反傾銷案的困擾，企業家希望能夠在兩會上有所反映，棉紡則是探討在進口和國產棉收儲和放儲當中有沒有更好的辦法防止價格大起大落的波動。
從去年年底的行業運行數字和企業家調查問卷反映的情況來看，行業總體運行屬於正常範圍，沒有出現某些方麵特別緊張的情況。如果說不利因素，一個是原料，一個是用工，另外國家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對資金會有一些影響。
《紡織服裝周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更加突出民生主題，您認為具體體現在哪些地方？紡織工業麵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
王天凱：政府工作報告在總結十一五時期的工作時，講了五個方麵的工作、四個方麵的體會，講成績，也講了不足，特別指出“十一五”期間哪些任務沒有完成，如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以及技術投入的比重沒有完成。這給我們非常強烈的啟示：在結構調整中，增加科技的開發能力，“十一五”還做得不夠，要加大力度。服務業占國民經濟比重增加不夠，是因為產業結構調整投入不足。四個體會當中將重視科學發展作為第一條，同時講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是要惠及民生，對老百姓要有保障，提得十分明確。
從內容和指標看，“十二五”目標經濟增長7%，低於“十一五”，實際就是為了給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留下更多空間，意味著要把注意力放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另外一個指標，城鎮居民跟農村平均收入增長要高於7%，即居民收入的增長要高於經濟增長，前幾年都是經濟增長目標高於收入增長目標，現在扭轉過來了，經濟增長中得到的成果要更多惠及百姓。報告從內容到具體指標都反映出一個強烈的信號：經濟增長要從速度和總量轉移到提升質量、加大結構調整這個方麵來，經濟發展的最終結果要惠及民生。
對紡織行業來說，機遇不僅存在，而且可以大有作為，但從另一個方麵講，挑戰也十分嚴峻。講機遇，未來五年，非常明確的是，“十二五”要將更多力量投入到擴大內需上，從投資出口拉動向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轉變，這一點在“十二五”規劃當中有非常明顯的體現。內需的增長就是我們巨大的市場機遇。
在政府工作報告第二部分第四項任務振興調整當中，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改造提升製造業的內容與紡織工業的關聯十分緊密。加大企業技術改造的力度，重點增加新產品開發能力和品牌創建能力，提高能源資源綜合利用水平、技術工藝係統集成水平，提高產品質量、技術含量、附加值，推動重點行業企業跨地區兼並重組，完善落後產能退出和配套政策，這些都是紡織行業要重點突破的地方。
而行業目前麵臨的情況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首先資源價格上漲，未來肯定能源價格也會有不小幅度的上漲；出現所謂的用工荒，雖然不一定是真正的用工荒––因為13億人口的就業壓力很大，一麵是用工荒，一麵是大學生就業難，這是結構性問題，但不管怎樣，紡織勞動力成本上漲的趨勢還繼續存在，我們還是要增加工人收入。
目前紡織行業企業在資金方麵，之所以沒有像金融危機時那麽緊張，是由於這一段時間金融部門對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稍微給予了一些重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因為這兩年紡織總體的表現還不至於讓他們對我們的行業失去信心，但是具體到個別地區或企業，這些問題還是會存在，最終還是需要我們加快結構調整，真正建立起結構合理、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紡織產業體係，這是“十二五”轉變增長方式、技術進步的最重要支撐點。同時，粗放式的發展、一哄而上地增加生產能力和低水平的重複建設萬萬不能有。
模式創新待深入探討 轉變方式需良好外部環境
《紡織服裝周刊》：從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紡織工業的機遇在哪裏？需要進行怎樣的創新？
王天凱：有媒體報道，現在一線城市一些高端零售商麵臨“走人”的情況：一些城市的零售商收入不太高，房子買不起，生活成本太高，隻好選擇離開。這其實是模式問題，說明我們的生產經營模式需要創新了。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我們要大踏步從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這就需要向終端進軍。有企業家提出，應該規定在大型百貨商店中，國內名牌必須占據多大比例，因為很多國內大型商場裏國內名牌進不去。這是老問題，但是現在還沒有解決。
紡織行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用工減少，就業人數下降了，怎樣提高就業人數？生產環節的就業數量減少，但產業鏈延伸到終端，我們要從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要真正創新，用符合中國特色的最快捷的辦法，用最能夠印到老百姓心目當中的模式來打造終端，就成功了。
目前的商業零售終端模式大家幹得很累，還有待提高，利潤在中間流通環節流失太多，利潤沒在生產上，也沒在終端。舉個例子，眼下消費者買電器到國美，買家具到紅星美凱龍，買衣服去哪裏呢？可能也能列舉一些，如買高檔服裝到燕莎等。
我們能不能考慮創建這樣的終端：我想買自主品牌的東西，到這裏一定是沒有假冒偽劣，東西最好，服務最優，有了問題可以商量，尤其價格是最便宜的。如果能夠營造這麽一個營銷終端，就比較成功了。盡管看起來這是比較粗線條的思考方式，但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不僅打通了產品的渠道，同時符合紡織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產業特點––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我們吸納就業不再在車間裏，而是到和老百姓直接見麵的終端去吸納就業了。
總之，商業模式創新的問題未來五年還是要不斷探討的，在某些方麵探討出結果將又是一片新天地。
《紡織服裝周刊》：品牌建設中，除了企業自身發力，外部環境同樣重要，要為品牌成長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政府支持占據怎樣的地位？
王天凱：在調查中，有企業家提出一定要營造有利於自主品牌加快發展的政策環境，希望把自主品牌企業跟高新技術企業同等看待。這個提法一點也不過分。要想真正成為自主品牌企業，各個方麵所具備的素質其實並不亞於現在我們界定的高新技術企業。自主品牌是文化，技術，工藝等綜合能力的體現。品牌的主體是企業，衡量品牌生命力的是市場，這需要強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國有一個城市，成為近年來在品牌打造過程中最優秀的城市，就是山東青島––海信，海爾，包括紡機品牌都已經十分響亮，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重視品牌打造。問一問正在品牌營造過程中的企業有哪些苦與樂，政府才能知道品牌培育當中要製約什麽，鼓勵什麽，推進什麽。進行結構調整，政府要把握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既然講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就要創造一個有利於結構調整和轉變方式的環境，其實政府的行為影響了企業的行為，形成了某一種導向。
紡織品牌建設沒有強有力的外部環境難出成績，政府要做有利於營造良好環境的事；行業協會要正確反映企業的訴求，然後向政府提出建議，正確地向企業傳遞信息，要注意什麽，關注什麽；企業要把握方向，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如果企業過高投入，產品又不出色，處在行業產業鏈任何一個環節都難以生存下去。因此，一定要走科技創新與品牌貢獻相結合這條路。說到底，就是一隻有形的手與一隻無形的手共同發生作用：金融危機雖然令大家痛苦，但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行業進步很快，企業的產品結構、內部人員結構都在調整，如果再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將更有利於行業和企業發展。
區域調整要有全球視野 實現低碳任重道遠
《紡織服裝周刊》：您曾經向國際紡織界提出加快區域結構調整，拓展紡織工業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國內紡織行業也一直在做這方麵的努力，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進行區域結構調整可以從哪些方麵下功夫？
王天凱：區域結構調整首先是一種趨勢，也是市場經濟按照自願原則優化資源配置的一個過程，總體還是要政府搭台，行業協會作為聯絡機構，而企業自己實實在在按照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來做。
區域結構調整要注意因地製宜，不能千篇一律，要注重總體產業的升級，而不是搬過來搬過去，即便是轉移方也要符合產業升級的要求。
產業轉移沒有一種固定模式，不能籠統說怎麽做，比方說，產業轉移並不意味著東部都來搞總部經濟，加工製造完全不做了，也不是不可以做總部經濟。現在進行區域結構調整我們更多還是在中國這個範圍內來考慮，其實非常重要和緊迫的是應該在全球範圍內來布局和考慮。要實現包容性增長，否則我們在全球範圍內也有一定壓力。在2010年的國際紡聯會議上，新興國家如巴西等，希望中國發展也能給自己一些機會。誠然，要走出去要考慮的因素更多更複雜，但不見得這步路我們就走不出去。從未來看，中國紡織的結構調整一定會打破國界，現在我們走出去的步子還是慢。
區域結構調整應該這樣考慮：首先把國內的事情做好，符合市場規律，政府、行業協會、企業各自做好自己的事；第一要做好宏觀引導，第二要把握重點，第三要符合產業升級整體要求。更重要的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視野要放寬，要真正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在全球範圍內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這既有利於我們發展市場經濟，又有利於跟周邊國家疏通關係。
中國紡織工業不斷取得成績，人家看到我們都害怕，有的國家已經跟我們有了貿易摩擦，要改變一下方法：如果企業發展得很大，又想在主業上繼續有所作為時可以考慮走出去，這也符合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大的布局––不然老去把人家東西拿過來，今天買人家礦，明天把人家棉花拿過來，人家難免要提防。走出去就可以對別人說：我把錢放在你這裏，在這裏做，讓你安心。
《紡織服裝周刊》：推進節能環保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企業要注意哪些問題？
王天凱：節能和環保已經列入政府工作報告一個專門的篇章中，並提了一些指標，說明已經到了非常緊迫的時候，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都容不得我們有任何遲緩。在紡織行業一些優勢企業中，節能環保的意識已經非常強烈了。紡織工業節能的任務很重，環保要做的事情很多。從行業來講，印染的汙水排放、廢氣排放，全行業內的能耗都不少，我們要繼續發展，能源的消耗約束性指標已經越來越緊，單位GDP增加能耗要減少，從這一點來講，我們的任務並不輕，所以這裏麵我們從技術開發到工程使用，都有一個過程，在行業裏麵毫無疑問要加大力度，
現在大家更多是在講節能，其實低碳的概念遠遠不止是節能，低碳不僅是生產方式，還是消費方式、生活方式。真正實施起來，每件衣服都要有碳標識，注明碳足跡，如果大家形成了低碳的消費習慣，凡是低碳、可循環利用的紡織品都很受歡迎，對我們的意義就更深遠。從節能環保到實現低碳，紡織工業依然任重道遠。
內需是紡織巨大市場機遇 “十二五”挑戰依然嚴峻
《紡織服裝周刊》：您曾經在去年兩會上就棉花滑準稅及營造紡織工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環境提出提案，得到了怎樣的回應？在今年的兩會上關注哪些問題？“十二五”開局之年的紡織工業整體運行形勢如何？
王天凱：這兩個提案在去年被列為重點提案，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雖然因為涉及到稅收等問題，采取措施會慎重，但已經得到關注，對推動問題的解決應該有所幫助。
今年我的關注點還是在原料上。因為紡織行業原料價格波動還是非常大，紡織原料缺口將是一個長期的矛盾。因此，密切關注並能確保原料價格的相對平衡至關重要。
實際情況在傳遞一個強烈的信號，提醒我們要有足夠的準備。原料價格有相對速度的提高是正常情況，但是不要大起大落，否則會造成兩個後果：一個是企業組織生產會有難度，原料價格一會兒高一會兒低，讓企業無從應對；另外也會助長一些企業的投機行為，或者不完全是投機心理，而是無奈之舉––辛辛苦苦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生產當中，抓管理、抓產品、抓質量，掙的錢還不如倒一把棉花獲利大，如此一來，一些企業就會把精力轉移到別處。在調查中很多優秀的企業家也這樣反映。
化纖的上遊原料遇到了錦綸已內酰胺反傾銷案的困擾，企業家希望能夠在兩會上有所反映，棉紡則是探討在進口和國產棉收儲和放儲當中有沒有更好的辦法防止價格大起大落的波動。
從去年年底的行業運行數字和企業家調查問卷反映的情況來看，行業總體運行屬於正常範圍，沒有出現某些方麵特別緊張的情況。如果說不利因素，一個是原料，一個是用工，另外國家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對資金會有一些影響。
《紡織服裝周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更加突出民生主題，您認為具體體現在哪些地方？紡織工業麵臨怎樣的機遇與挑戰？
王天凱：政府工作報告在總結十一五時期的工作時，講了五個方麵的工作、四個方麵的體會，講成績，也講了不足，特別指出“十一五”期間哪些任務沒有完成，如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以及技術投入的比重沒有完成。這給我們非常強烈的啟示：在結構調整中，增加科技的開發能力，“十一五”還做得不夠，要加大力度。服務業占國民經濟比重增加不夠，是因為產業結構調整投入不足。四個體會當中將重視科學發展作為第一條，同時講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是要惠及民生，對老百姓要有保障，提得十分明確。
從內容和指標看，“十二五”目標經濟增長7%，低於“十一五”，實際就是為了給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留下更多空間，意味著要把注意力放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另外一個指標，城鎮居民跟農村平均收入增長要高於7%，即居民收入的增長要高於經濟增長，前幾年都是經濟增長目標高於收入增長目標，現在扭轉過來了，經濟增長中得到的成果要更多惠及百姓。報告從內容到具體指標都反映出一個強烈的信號：經濟增長要從速度和總量轉移到提升質量、加大結構調整這個方麵來，經濟發展的最終結果要惠及民生。
對紡織行業來說，機遇不僅存在，而且可以大有作為，但從另一個方麵講，挑戰也十分嚴峻。講機遇，未來五年，非常明確的是，“十二五”要將更多力量投入到擴大內需上，從投資出口拉動向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轉變，這一點在“十二五”規劃當中有非常明顯的體現。內需的增長就是我們巨大的市場機遇。
在政府工作報告第二部分第四項任務振興調整當中，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中改造提升製造業的內容與紡織工業的關聯十分緊密。加大企業技術改造的力度，重點增加新產品開發能力和品牌創建能力，提高能源資源綜合利用水平、技術工藝係統集成水平，提高產品質量、技術含量、附加值，推動重點行業企業跨地區兼並重組，完善落後產能退出和配套政策，這些都是紡織行業要重點突破的地方。
而行業目前麵臨的情況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首先資源價格上漲，未來肯定能源價格也會有不小幅度的上漲；出現所謂的用工荒，雖然不一定是真正的用工荒––因為13億人口的就業壓力很大，一麵是用工荒，一麵是大學生就業難，這是結構性問題，但不管怎樣，紡織勞動力成本上漲的趨勢還繼續存在，我們還是要增加工人收入。
目前紡織行業企業在資金方麵，之所以沒有像金融危機時那麽緊張，是由於這一段時間金融部門對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稍微給予了一些重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因為這兩年紡織總體的表現還不至於讓他們對我們的行業失去信心，但是具體到個別地區或企業，這些問題還是會存在，最終還是需要我們加快結構調整，真正建立起結構合理、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紡織產業體係，這是“十二五”轉變增長方式、技術進步的最重要支撐點。同時，粗放式的發展、一哄而上地增加生產能力和低水平的重複建設萬萬不能有。
模式創新待深入探討 轉變方式需良好外部環境
《紡織服裝周刊》：從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紡織工業的機遇在哪裏？需要進行怎樣的創新？
王天凱：有媒體報道，現在一線城市一些高端零售商麵臨“走人”的情況：一些城市的零售商收入不太高，房子買不起，生活成本太高，隻好選擇離開。這其實是模式問題，說明我們的生產經營模式需要創新了。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我們要大踏步從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這就需要向終端進軍。有企業家提出，應該規定在大型百貨商店中，國內名牌必須占據多大比例，因為很多國內大型商場裏國內名牌進不去。這是老問題，但是現在還沒有解決。
紡織行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用工減少，就業人數下降了，怎樣提高就業人數？生產環節的就業數量減少，但產業鏈延伸到終端，我們要從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要真正創新，用符合中國特色的最快捷的辦法，用最能夠印到老百姓心目當中的模式來打造終端，就成功了。
目前的商業零售終端模式大家幹得很累，還有待提高，利潤在中間流通環節流失太多，利潤沒在生產上，也沒在終端。舉個例子，眼下消費者買電器到國美，買家具到紅星美凱龍，買衣服去哪裏呢？可能也能列舉一些，如買高檔服裝到燕莎等。
我們能不能考慮創建這樣的終端：我想買自主品牌的東西，到這裏一定是沒有假冒偽劣，東西最好，服務最優，有了問題可以商量，尤其價格是最便宜的。如果能夠營造這麽一個營銷終端，就比較成功了。盡管看起來這是比較粗線條的思考方式，但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不僅打通了產品的渠道，同時符合紡織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產業特點––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我們吸納就業不再在車間裏，而是到和老百姓直接見麵的終端去吸納就業了。
總之，商業模式創新的問題未來五年還是要不斷探討的，在某些方麵探討出結果將又是一片新天地。
《紡織服裝周刊》：品牌建設中，除了企業自身發力，外部環境同樣重要，要為品牌成長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政府支持占據怎樣的地位？
王天凱：在調查中，有企業家提出一定要營造有利於自主品牌加快發展的政策環境，希望把自主品牌企業跟高新技術企業同等看待。這個提法一點也不過分。要想真正成為自主品牌企業，各個方麵所具備的素質其實並不亞於現在我們界定的高新技術企業。自主品牌是文化，技術，工藝等綜合能力的體現。品牌的主體是企業，衡量品牌生命力的是市場，這需要強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國有一個城市，成為近年來在品牌打造過程中最優秀的城市，就是山東青島––海信，海爾，包括紡機品牌都已經十分響亮，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重視品牌打造。問一問正在品牌營造過程中的企業有哪些苦與樂，政府才能知道品牌培育當中要製約什麽，鼓勵什麽，推進什麽。進行結構調整，政府要把握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既然講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就要創造一個有利於結構調整和轉變方式的環境，其實政府的行為影響了企業的行為，形成了某一種導向。
紡織品牌建設沒有強有力的外部環境難出成績，政府要做有利於營造良好環境的事；行業協會要正確反映企業的訴求，然後向政府提出建議，正確地向企業傳遞信息，要注意什麽，關注什麽；企業要把握方向，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如果企業過高投入，產品又不出色，處在行業產業鏈任何一個環節都難以生存下去。因此，一定要走科技創新與品牌貢獻相結合這條路。說到底，就是一隻有形的手與一隻無形的手共同發生作用：金融危機雖然令大家痛苦，但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行業進步很快，企業的產品結構、內部人員結構都在調整，如果再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將更有利於行業和企業發展。
區域調整要有全球視野 實現低碳任重道遠
《紡織服裝周刊》：您曾經向國際紡織界提出加快區域結構調整，拓展紡織工業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國內紡織行業也一直在做這方麵的努力，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進行區域結構調整可以從哪些方麵下功夫？
王天凱：區域結構調整首先是一種趨勢，也是市場經濟按照自願原則優化資源配置的一個過程，總體還是要政府搭台，行業協會作為聯絡機構，而企業自己實實在在按照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來做。
區域結構調整要注意因地製宜，不能千篇一律，要注重總體產業的升級，而不是搬過來搬過去，即便是轉移方也要符合產業升級的要求。
產業轉移沒有一種固定模式，不能籠統說怎麽做，比方說，產業轉移並不意味著東部都來搞總部經濟，加工製造完全不做了，也不是不可以做總部經濟。現在進行區域結構調整我們更多還是在中國這個範圍內來考慮，其實非常重要和緊迫的是應該在全球範圍內來布局和考慮。要實現包容性增長，否則我們在全球範圍內也有一定壓力。在2010年的國際紡聯會議上，新興國家如巴西等，希望中國發展也能給自己一些機會。誠然，要走出去要考慮的因素更多更複雜，但不見得這步路我們就走不出去。從未來看，中國紡織的結構調整一定會打破國界，現在我們走出去的步子還是慢。
區域結構調整應該這樣考慮：首先把國內的事情做好，符合市場規律，政府、行業協會、企業各自做好自己的事；第一要做好宏觀引導，第二要把握重點，第三要符合產業升級整體要求。更重要的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視野要放寬，要真正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在全球範圍內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這既有利於我們發展市場經濟，又有利於跟周邊國家疏通關係。
中國紡織工業不斷取得成績，人家看到我們都害怕，有的國家已經跟我們有了貿易摩擦，要改變一下方法：如果企業發展得很大，又想在主業上繼續有所作為時可以考慮走出去，這也符合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大的布局––不然老去把人家東西拿過來，今天買人家礦，明天把人家棉花拿過來，人家難免要提防。走出去就可以對別人說：我把錢放在你這裏，在這裏做，讓你安心。
《紡織服裝周刊》：推進節能環保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企業要注意哪些問題？
王天凱：節能和環保已經列入政府工作報告一個專門的篇章中，並提了一些指標，說明已經到了非常緊迫的時候，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都容不得我們有任何遲緩。在紡織行業一些優勢企業中，節能環保的意識已經非常強烈了。紡織工業節能的任務很重，環保要做的事情很多。從行業來講，印染的汙水排放、廢氣排放，全行業內的能耗都不少，我們要繼續發展，能源的消耗約束性指標已經越來越緊，單位GDP增加能耗要減少，從這一點來講，我們的任務並不輕，所以這裏麵我們從技術開發到工程使用，都有一個過程，在行業裏麵毫無疑問要加大力度，
現在大家更多是在講節能，其實低碳的概念遠遠不止是節能，低碳不僅是生產方式，還是消費方式、生活方式。真正實施起來，每件衣服都要有碳標識，注明碳足跡，如果大家形成了低碳的消費習慣，凡是低碳、可循環利用的紡織品都很受歡迎，對我們的意義就更深遠。從節能環保到實現低碳，紡織工業依然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