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多因素造成了中國企業的未來充滿了機會和變數
霍尼韋爾(Honeywell)國際公司前執行官兼董事長拉裏·博西迪（Larry Bossidy）在《轉型：用對策略，做對事》（Confronting Reality）一書中文版序中對中國企業提出以下一些問題：
“在令人眩目的GDP增長率最終冷卻下來之後，中國市場的競爭格局將如何改變？整個勞動力上的新工作機會的提供速度是否會減慢，廣大農村地區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否會受到製約？
中國的銀行體係將如何進行改革，利率製度將如何調整？利率調整又會對企業的財務狀況造成什麽影響？是否會影響國際資本流動？
人民幣是否需要升值？如果升值的話會帶來何種程度的經濟衝擊？
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目前還不及墨西哥的1/3。但是，對熟練工人和技術專家的競爭最終必然導致勞動成本的上升，這一情況會在何時發生？上升幅度有多大？速度如何？
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出現了哪些新的形勢？最近東南沿海出現的勞動力短缺是否會演變為全國性的現象？未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會對企業造成什麽樣的影響？中國作為世界最優秀的低成本勞動力外包基地的地位還能持續多久？
隨著中國政府逐步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是否會刺激更多的外資進入中國的高技術產業領域？
2003年，中國所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數量第一次壓倒了美國。這樣持續湧入的資本大潮將給國內企業帶來什麽樣的變化？是收入的迅猛增長，還是競爭對手的成倍增加？”
根據這個線索，在2004年的經濟事件中，筆者搜索到對中國企業來說值得關注的幾個現象：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民工荒”現象；2004年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遭遇的25宗反傾銷事件；2004年9月爆發的西班牙燒鞋事件。上述事件顯示出中國企業生存發展的宏觀環境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顯而易見，中國企業單純依靠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參與國際競爭並造成高消耗、高汙染的商業模式已經走到盡頭。
這些年來，中國企業發展的商業模式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點，即企業發展依賴於外來資本、低成本勞動密集型企業及其產品出口。而“民工荒”卻給中國企業一個明顯的信號，中國企業必須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以擺脫其處於全球化產業鏈低端的不利局麵。同時，“民工荒”也提醒中國企業，必須改變原有的“把人當工具”的野蠻企業文化，樹立起“以人為本”的文明企業文化。“民工荒”本身正是中國工人用腳投票的結果。
西班牙“燒鞋事件”則是當地進口替代產業從業人員采取的極端的對溫州鞋的反傾銷行為，有人把這種行為稱為“民間壁壘”。這種極端的民間反傾銷行為較當地政府對進口品征收反傾銷稅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
所謂溫州模式或者其它各種模式，其存在的基礎就是依靠如此之大中國低技能勞動力數量、比例如此之高的低技能勞動力、替代性如此之強的勞動力之間、談判力如此之弱的苦力，形同虛設甚至於幹脆“不設”的利益代言人或工會。不僅如此，中國在快速工業化進程中，由於環境監管的嚴重滯後與其他各種原因，那些汙廢排放企業造成的外部成本還遠遠沒有內部化，也就是說這些成本沒有算進企業的生產成本。這些成本被中國不同地區的居民不同程度地承擔，換句話說，中國居民因環境質量下降而造成的福利損失對這些企業進行了補貼。
由於中國勞工不體麵的就業狀況和中國付出的環境代價對出口產品的兩層補貼，造成了中國產品對很多國家的持續性傾銷。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出口產品屢遭外國反傾銷製裁。我們還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低價出口的產品並不廉價，不管有沒有受到反傾銷製裁，我們都付出了不菲的代價。
出現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點：產業低端化、產業同質化和市場無序化。低端化是指產品檔次低、技術含量不高；產業低端化導致產業的同質化，而同質化必定導致低檔產品價格競爭的升級，並由此形成市場無序化的陷阱。產業低端化、同質化和市場無序化反映了一種反技術化、反差異化和反聚焦化的趨勢，從而使中國企業的發展麵臨一種非持續型發展的戰略性危機。“民工荒”和國際市場上大量被反傾銷都是這種危機的外在表現。
這種原始落後的“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不斷讓中國企業在國內外市場上四處碰壁，無處安身。我們可以這麽說，中國的企業正麵臨著戰略性危機，必須通過轉變商業模式，也就是轉型才能走出這種深陷泥潭的困境。
我們再來探討一下宏觀經濟變化對企業衝擊的問題。比如就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來說，人民幣一直以來都是盯緊美元匯率，美元的持續貶值使得人民幣也相應大幅貶值；近些年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進口的大幅增長，自然資源如有色金屬、石油和對外依賴度都在大幅上升，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加大了進口企業的成本，尤其是國際原油價格的持續上漲給中國企業與社會帶來了巨大影響；同時，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施壓希望人民幣升值。基於這些原因，可以判斷，人民幣升值不可避免。
諸多因素造成了中國企業的“未來充滿了機會和變數。”那麽，中國企業的轉型之路究竟何在？正如拉裏·博西迪所說：“中國的企業家們將要麵對的未來現實是什麽樣的呢？”
筆者經過長時間的理性思考，對中國企業轉型的策略進行研究分析，試圖解答拉裏·博西迪所提出的“在今後，你們的市場是否會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你們現在又需要做些什麽，以趕在變化和競爭者之前完成自己的‘轉型’呢？”這個問題。
筆者認為，社會經濟環境與企業之間的關係，正像自然環境之於物種一樣。任何一個企業都有自己獨特的基因構造，這好比一種生物，而企業的外部商務環境就相當於這種生物所麵對的外部自然環境。每一個企業的經營行為都是其基因外在表現。基因的組成就是企業內部基本的構建，包括戰略規劃、組織結構、企業治理、決策製度、信息溝通方式、激勵機製等。最重要的是企業基因必須要能夠與外部環境相適應。
企業就如生物一樣，往往是經受不住一項業務衰落到另一項業務興起之間漫長的時間間隔。它們在核心產業衰退之前必須毫不遲延地創造新業務，或者通過創新延緩主要產業的衰落。而中國眾多企業。
中國企業必須在發展和保有核心業務的同時，建立並選擇企業長遠發展的新生業務，拓寬領域，以保持企業常青。這種戰略轉型就好比雪山上新鮮的水持續替代舊有的水來保持整條河流永不幹涸。隻有這樣才可能使企業在現有業務衰退的情況下，仍然保持增長的動力。一旦核心產業進入成熟期或出現衰退勢頭便不失時機地以新替舊。
企業轉型就相當於自然界裏的基因突變。而企業基因突變的能力就是所謂的轉型力，轉型力強的企業其基因突變是優化，反之則是異化，異化的結果則是不能適應外界環境正如自然界某些滅絕的物種一樣走向死亡。在大自然中，基因變異的新生個體比可能生存下來的要多得多。市場機製與大自然很相似，也是一個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正反饋機製，企業能夠賺錢、生存下來的畢竟是少數。因此中國的企業要麽進行轉型以生存發展，要麽不能夠適應商業環境被市場所淘汰，走向死亡。
霍尼韋爾(Honeywell)國際公司前執行官兼董事長拉裏·博西迪（Larry Bossidy）在《轉型：用對策略，做對事》（Confronting Reality）一書中文版序中對中國企業提出以下一些問題：
“在令人眩目的GDP增長率最終冷卻下來之後，中國市場的競爭格局將如何改變？整個勞動力上的新工作機會的提供速度是否會減慢，廣大農村地區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否會受到製約？
中國的銀行體係將如何進行改革，利率製度將如何調整？利率調整又會對企業的財務狀況造成什麽影響？是否會影響國際資本流動？
人民幣是否需要升值？如果升值的話會帶來何種程度的經濟衝擊？
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目前還不及墨西哥的1/3。但是，對熟練工人和技術專家的競爭最終必然導致勞動成本的上升，這一情況會在何時發生？上升幅度有多大？速度如何？
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出現了哪些新的形勢？最近東南沿海出現的勞動力短缺是否會演變為全國性的現象？未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會對企業造成什麽樣的影響？中國作為世界最優秀的低成本勞動力外包基地的地位還能持續多久？
隨著中國政府逐步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是否會刺激更多的外資進入中國的高技術產業領域？
2003年，中國所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數量第一次壓倒了美國。這樣持續湧入的資本大潮將給國內企業帶來什麽樣的變化？是收入的迅猛增長，還是競爭對手的成倍增加？”
根據這個線索，在2004年的經濟事件中，筆者搜索到對中國企業來說值得關注的幾個現象：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民工荒”現象；2004年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遭遇的25宗反傾銷事件；2004年9月爆發的西班牙燒鞋事件。上述事件顯示出中國企業生存發展的宏觀環境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顯而易見，中國企業單純依靠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參與國際競爭並造成高消耗、高汙染的商業模式已經走到盡頭。
這些年來，中國企業發展的商業模式具有明顯的外向型特點，即企業發展依賴於外來資本、低成本勞動密集型企業及其產品出口。而“民工荒”卻給中國企業一個明顯的信號，中國企業必須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以擺脫其處於全球化產業鏈低端的不利局麵。同時，“民工荒”也提醒中國企業，必須改變原有的“把人當工具”的野蠻企業文化，樹立起“以人為本”的文明企業文化。“民工荒”本身正是中國工人用腳投票的結果。
西班牙“燒鞋事件”則是當地進口替代產業從業人員采取的極端的對溫州鞋的反傾銷行為，有人把這種行為稱為“民間壁壘”。這種極端的民間反傾銷行為較當地政府對進口品征收反傾銷稅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
所謂溫州模式或者其它各種模式，其存在的基礎就是依靠如此之大中國低技能勞動力數量、比例如此之高的低技能勞動力、替代性如此之強的勞動力之間、談判力如此之弱的苦力，形同虛設甚至於幹脆“不設”的利益代言人或工會。不僅如此，中國在快速工業化進程中，由於環境監管的嚴重滯後與其他各種原因，那些汙廢排放企業造成的外部成本還遠遠沒有內部化，也就是說這些成本沒有算進企業的生產成本。這些成本被中國不同地區的居民不同程度地承擔，換句話說，中國居民因環境質量下降而造成的福利損失對這些企業進行了補貼。
由於中國勞工不體麵的就業狀況和中國付出的環境代價對出口產品的兩層補貼，造成了中國產品對很多國家的持續性傾銷。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出口產品屢遭外國反傾銷製裁。我們還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低價出口的產品並不廉價，不管有沒有受到反傾銷製裁，我們都付出了不菲的代價。
出現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點：產業低端化、產業同質化和市場無序化。低端化是指產品檔次低、技術含量不高；產業低端化導致產業的同質化，而同質化必定導致低檔產品價格競爭的升級，並由此形成市場無序化的陷阱。產業低端化、同質化和市場無序化反映了一種反技術化、反差異化和反聚焦化的趨勢，從而使中國企業的發展麵臨一種非持續型發展的戰略性危機。“民工荒”和國際市場上大量被反傾銷都是這種危機的外在表現。
這種原始落後的“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不斷讓中國企業在國內外市場上四處碰壁，無處安身。我們可以這麽說，中國的企業正麵臨著戰略性危機，必須通過轉變商業模式，也就是轉型才能走出這種深陷泥潭的困境。
我們再來探討一下宏觀經濟變化對企業衝擊的問題。比如就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來說，人民幣一直以來都是盯緊美元匯率，美元的持續貶值使得人民幣也相應大幅貶值；近些年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進口的大幅增長，自然資源如有色金屬、石油和對外依賴度都在大幅上升，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加大了進口企業的成本，尤其是國際原油價格的持續上漲給中國企業與社會帶來了巨大影響；同時，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施壓希望人民幣升值。基於這些原因，可以判斷，人民幣升值不可避免。
諸多因素造成了中國企業的“未來充滿了機會和變數。”那麽，中國企業的轉型之路究竟何在？正如拉裏·博西迪所說：“中國的企業家們將要麵對的未來現實是什麽樣的呢？”
筆者經過長時間的理性思考，對中國企業轉型的策略進行研究分析，試圖解答拉裏·博西迪所提出的“在今後，你們的市場是否會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你們現在又需要做些什麽，以趕在變化和競爭者之前完成自己的‘轉型’呢？”這個問題。
筆者認為，社會經濟環境與企業之間的關係，正像自然環境之於物種一樣。任何一個企業都有自己獨特的基因構造，這好比一種生物，而企業的外部商務環境就相當於這種生物所麵對的外部自然環境。每一個企業的經營行為都是其基因外在表現。基因的組成就是企業內部基本的構建，包括戰略規劃、組織結構、企業治理、決策製度、信息溝通方式、激勵機製等。最重要的是企業基因必須要能夠與外部環境相適應。
企業就如生物一樣，往往是經受不住一項業務衰落到另一項業務興起之間漫長的時間間隔。它們在核心產業衰退之前必須毫不遲延地創造新業務，或者通過創新延緩主要產業的衰落。而中國眾多企業。
中國企業必須在發展和保有核心業務的同時，建立並選擇企業長遠發展的新生業務，拓寬領域，以保持企業常青。這種戰略轉型就好比雪山上新鮮的水持續替代舊有的水來保持整條河流永不幹涸。隻有這樣才可能使企業在現有業務衰退的情況下，仍然保持增長的動力。一旦核心產業進入成熟期或出現衰退勢頭便不失時機地以新替舊。
企業轉型就相當於自然界裏的基因突變。而企業基因突變的能力就是所謂的轉型力，轉型力強的企業其基因突變是優化，反之則是異化，異化的結果則是不能適應外界環境正如自然界某些滅絕的物種一樣走向死亡。在大自然中，基因變異的新生個體比可能生存下來的要多得多。市場機製與大自然很相似，也是一個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正反饋機製，企業能夠賺錢、生存下來的畢竟是少數。因此中國的企業要麽進行轉型以生存發展，要麽不能夠適應商業環境被市場所淘汰，走向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