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考慮到越南建廠。”不久前，在一次業內人士溝通會上，大楊集團董事長李桂蓮表示。美爾雅董事長楊聞孫則認為，“柬埔寨比越南的條件還要好些。”
看來，國內服裝企業也已經感覺到壓力了。
5月5日，中國廣交會新聞發言人劉建軍在廣州公布，截至5月4日，第111屆廣交會累計到會采購商近21萬人，來自213個國家和地區，比第110屆同期增長0.23%，比第109屆同期增長1.23%。
劉建軍稱，受歐債危機影響，歐盟到會采購商和成交金額分別下降15.5%和5.6%。受美國就業形勢嚴峻影響，美國市場成交金額下降8.1%。金磚四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等新興市場成交增加4.1%，非洲國家成交增長13.5%。他認為，“開拓新興市場的成效逐漸顯現。”
此次廣交會成交，中短單占比居高不下，長單占比依然偏低。6個月以內的中、短訂單占比達到86.3%，長單占比僅為13.7%。“反映出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采購商下單謹慎，國內企業擔心原材料價格、匯率波動，不敢接長單。”劉建軍分析。
據廣交會組織者觀察，參展企業較為關注匯率問題。企業表示，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升值的環境下，企業有三種應對策略：一是通過產品加價來轉移匯率升值負擔，但這會造成客戶流失；二是自己消化，但會降低利潤；三是企業與客戶共同承擔風險。
啟動宏觀經濟調控機製以來，為過熱的中國經濟適當地降了溫，暫時降低經濟的風險。接著，人民幣在國際市場麵對升值壓力，再加上投機者的炒作和投資活動，都使這條東方巨龍麵對壓力，就連四小龍之中的香港和台灣都受累。
據悉，整個東莞市服裝行業利潤由之前的1.4％下降到如今的0.4％。超低價拋售的背後，是這個“服裝之都”的巨大悲哀。至少在眼前看來，當地的服裝產業模式還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在大瑩東方國際女裝城門口，搬運工張師傅正將貨主剛批發的服裝搬到拖車上，而離他不遠處的街邊，還停了一排待租的小型頂篷貨車。張師傅稱，這種T恤主要是銷往四川、貴州、江西等地，在當地一些鄉鎮賣得很好。過去的幾個月裏，內地許多商家都來大批量購買這種T恤。
這種看似低價的T恤，被輸送到內地鄉鎮市場之後，轉眼就可以賣出比批發價高五六倍的價格。一名來自重慶萬州的服裝商人張偉說：“以前我的一個朋友就是通過在鄉鎮上賣東莞服裝發了財，一年就賺了20多萬元。在朋友的勸導下，我這才開始做起了服裝生意。”
在外人眼裏，這種在內地鄉鎮市場上大批量銷售的服裝業存在著暴利，但在像梅豔華這樣的虎門老板們看來，其中的暴利隻屬於產業鏈條終端的零售商和賣場，而與自己無緣。“我的客戶一件衣服經常可以賺幾十元的利潤，而我們做批發隻有幾毛錢。”梅豔華的語氣中帶有幾分怨氣。據她介紹，在人工工資和布料成本增加後，再除去稅收、倉儲管理、門店租金等費用，批發一條牛仔褲的利潤常常隻有一兩元，最低的時候甚至隻有3毛錢。看到記者一臉的驚愕，梅豔華補上一句：“你可能不會相信利潤如此之低，但事實就是這樣子。”
梅豔華所說恐怕並非虛言。記者走訪眾多商戶後，聽到最多的就是對利潤太少的抱怨。一位吳姓商家稱，“今天你覺得可能是以最低價格批發，但別人明天可能比你更低，最後大家都沒有賺錢的餘地。”他介紹說，淡季時一條褲子隻賺1毛錢的生意也做過。
當時，金融海嘯讓以廣東、浙江為代表的“世界工廠”出口劇降，庫存量也隨之節節高升。“經濟危機爆發後，我們就很少接到出口訂單了。去年有很多服裝加工企業都關閉了，我們堅持了下來，廠子沒倒掉已經算是幸運了。”回想起當時的情況，梅豔華至今仍心有餘悸。
隨著經濟的回暖，盡管貿易數量和零售額在增加，但並沒有為服裝生產加工企業帶來利率的增長。對此，舒老板曾抱怨說：“最近幾個月我們銷往內地的訂單確實在增加，但內地購貨商的單通常量都比較小，而且還把價格壓得很低，否則就不買你的貨。”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麵前，虎門鎮的服裝生產加工企業卻不能把成本增加的壓力向下遊釋放，反而持續被零售商擠壓，並由此陷入產業鏈的困局。
“原材料價格上漲了，我們的出廠價原本應該相應地上漲，但上漲空間卻極其有限，隻能漲幾毛錢的樣子。如果漲得太高，好不容易建立起關係的客戶就會跑到其他廠家那裏。”歐陽表示，有時候為了維持穩定的客戶，不得不向商家讓利。
事實上，在東莞市的服裝生產企業中，大部分企業生產技術含量低，設計能力較差，加上本身處於低端行業，獲得的利潤並不多。如此一來，原料成本的增加，再加之對零售商漲價的投鼠忌器，很多廠家都不得不吞下利潤越攤越薄的苦果。
除了原料成本，人力成本的增長也成為懸在眾多中小加工企業頭上的利劍。
如今，東莞的服裝產業麵臨一個危機在巨大壓力麵前，如果出現大量服裝加工廠關閉和停產，廠房閑置，虎門服裝產業將麵臨一個巨大的產業“空心化”危機。
過去，中國大陸是以廉價勞工來吸引外資，如今，沿海地區的法定最低工資已急速攀升，許多城市的最低工資已增加到人民幣600元，遠比東南亞和印度半島許多國家還高，人民幣升值的因素還未考慮在內。
在勞動成本方麵，還有一些中國國情，外來投資者未必都了解。因為中國特有的“戶籍”製度，造成這些打工者不可能在打工的地方安頓下來，這些工人離鄉背井，遠道來到城裏，目的是想多掙點錢，回老家過過較舒適的生活。因此，他們通常會“主動”要求加班，超時工作，掙夠了便回老家。那些企業未能提供足夠加班工作或工廠已實行三班製，員工流動率往往居高，很難聘請到工人。有些企業索性以兩班製，要求員工超時加班來代替三班製，公司可以節約一些成本，工人又可以增加收入，這是“雙贏”的局麵，但當地政府往往會按違反勞動條例為由，頻頻給企業送罰單。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成功地控製了人口過快增長，同時也帶來一些負麵影響。不單人口老化問題日趨明顯，大部分獨生子女都不願參與勞動隊伍。城鎮裏，年輕耐勞的勞動階層大幅度減少，中年以上的熟練工人陸續轉行，留下來的生產力也大不如前。
由於曆史的原因，國人的質量意識相對薄弱，短時間還無法與國際接軌。起源於農耕文明的中國文化，凡事“差不多”，對質量要求不高，許多員工覺得老板們都過於“吹毛求疵”。
總結了上述的各項偏差，這“世界工廠”就一無可取嗎？事實剛好相反，中國還存在許多無可替代的優點，中國之所以享有“世界工廠”的稱號，絕對有其實力。
首先，它有龐大的消費市場，也有現成的人才與人力市場，許多優秀的藍白領人才都是跨國企業的佳選，確實是“價廉物美”。
其次，中國有完整配套的上下遊工業，各類主要工業原材料應有盡有，有效地降低了許多工業的製造成本和營運庫存。
況且，中國有悠久的曆史文化、特有的生活環境，遠比許多發展中的亞洲國家強，更使許多外商流連忘返。同時，過去各區政府大力招商引資，也累積了足夠的外商投資條件。再加上國際許多跨國公司，不願錯失分享大蛋糕的機會與心態，也要搭上這新崛起的順風車。
中國需好好利用這些優異的條件，快速解決現有的不足，才能更快地茁壯成長，更快地繁榮富強起來，成為真正的“製造大國”。
看來，國內服裝企業也已經感覺到壓力了。
5月5日，中國廣交會新聞發言人劉建軍在廣州公布，截至5月4日，第111屆廣交會累計到會采購商近21萬人，來自213個國家和地區，比第110屆同期增長0.23%，比第109屆同期增長1.23%。
劉建軍稱，受歐債危機影響，歐盟到會采購商和成交金額分別下降15.5%和5.6%。受美國就業形勢嚴峻影響，美國市場成交金額下降8.1%。金磚四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等新興市場成交增加4.1%，非洲國家成交增長13.5%。他認為，“開拓新興市場的成效逐漸顯現。”
此次廣交會成交，中短單占比居高不下，長單占比依然偏低。6個月以內的中、短訂單占比達到86.3%，長單占比僅為13.7%。“反映出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采購商下單謹慎，國內企業擔心原材料價格、匯率波動，不敢接長單。”劉建軍分析。
據廣交會組織者觀察，參展企業較為關注匯率問題。企業表示，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升值的環境下，企業有三種應對策略：一是通過產品加價來轉移匯率升值負擔，但這會造成客戶流失；二是自己消化，但會降低利潤；三是企業與客戶共同承擔風險。
啟動宏觀經濟調控機製以來，為過熱的中國經濟適當地降了溫，暫時降低經濟的風險。接著，人民幣在國際市場麵對升值壓力，再加上投機者的炒作和投資活動，都使這條東方巨龍麵對壓力，就連四小龍之中的香港和台灣都受累。
據悉，整個東莞市服裝行業利潤由之前的1.4％下降到如今的0.4％。超低價拋售的背後，是這個“服裝之都”的巨大悲哀。至少在眼前看來，當地的服裝產業模式還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在大瑩東方國際女裝城門口，搬運工張師傅正將貨主剛批發的服裝搬到拖車上，而離他不遠處的街邊，還停了一排待租的小型頂篷貨車。張師傅稱，這種T恤主要是銷往四川、貴州、江西等地，在當地一些鄉鎮賣得很好。過去的幾個月裏，內地許多商家都來大批量購買這種T恤。
這種看似低價的T恤，被輸送到內地鄉鎮市場之後，轉眼就可以賣出比批發價高五六倍的價格。一名來自重慶萬州的服裝商人張偉說：“以前我的一個朋友就是通過在鄉鎮上賣東莞服裝發了財，一年就賺了20多萬元。在朋友的勸導下，我這才開始做起了服裝生意。”
在外人眼裏，這種在內地鄉鎮市場上大批量銷售的服裝業存在著暴利，但在像梅豔華這樣的虎門老板們看來，其中的暴利隻屬於產業鏈條終端的零售商和賣場，而與自己無緣。“我的客戶一件衣服經常可以賺幾十元的利潤，而我們做批發隻有幾毛錢。”梅豔華的語氣中帶有幾分怨氣。據她介紹，在人工工資和布料成本增加後，再除去稅收、倉儲管理、門店租金等費用，批發一條牛仔褲的利潤常常隻有一兩元，最低的時候甚至隻有3毛錢。看到記者一臉的驚愕，梅豔華補上一句：“你可能不會相信利潤如此之低，但事實就是這樣子。”
梅豔華所說恐怕並非虛言。記者走訪眾多商戶後，聽到最多的就是對利潤太少的抱怨。一位吳姓商家稱，“今天你覺得可能是以最低價格批發，但別人明天可能比你更低，最後大家都沒有賺錢的餘地。”他介紹說，淡季時一條褲子隻賺1毛錢的生意也做過。
當時，金融海嘯讓以廣東、浙江為代表的“世界工廠”出口劇降，庫存量也隨之節節高升。“經濟危機爆發後，我們就很少接到出口訂單了。去年有很多服裝加工企業都關閉了，我們堅持了下來，廠子沒倒掉已經算是幸運了。”回想起當時的情況，梅豔華至今仍心有餘悸。
隨著經濟的回暖，盡管貿易數量和零售額在增加，但並沒有為服裝生產加工企業帶來利率的增長。對此，舒老板曾抱怨說：“最近幾個月我們銷往內地的訂單確實在增加，但內地購貨商的單通常量都比較小，而且還把價格壓得很低，否則就不買你的貨。”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麵前，虎門鎮的服裝生產加工企業卻不能把成本增加的壓力向下遊釋放，反而持續被零售商擠壓，並由此陷入產業鏈的困局。
“原材料價格上漲了，我們的出廠價原本應該相應地上漲，但上漲空間卻極其有限，隻能漲幾毛錢的樣子。如果漲得太高，好不容易建立起關係的客戶就會跑到其他廠家那裏。”歐陽表示，有時候為了維持穩定的客戶，不得不向商家讓利。
事實上，在東莞市的服裝生產企業中，大部分企業生產技術含量低，設計能力較差，加上本身處於低端行業，獲得的利潤並不多。如此一來，原料成本的增加，再加之對零售商漲價的投鼠忌器，很多廠家都不得不吞下利潤越攤越薄的苦果。
除了原料成本，人力成本的增長也成為懸在眾多中小加工企業頭上的利劍。
如今，東莞的服裝產業麵臨一個危機在巨大壓力麵前，如果出現大量服裝加工廠關閉和停產，廠房閑置，虎門服裝產業將麵臨一個巨大的產業“空心化”危機。
過去，中國大陸是以廉價勞工來吸引外資，如今，沿海地區的法定最低工資已急速攀升，許多城市的最低工資已增加到人民幣600元，遠比東南亞和印度半島許多國家還高，人民幣升值的因素還未考慮在內。
在勞動成本方麵，還有一些中國國情，外來投資者未必都了解。因為中國特有的“戶籍”製度，造成這些打工者不可能在打工的地方安頓下來，這些工人離鄉背井，遠道來到城裏，目的是想多掙點錢，回老家過過較舒適的生活。因此，他們通常會“主動”要求加班，超時工作，掙夠了便回老家。那些企業未能提供足夠加班工作或工廠已實行三班製，員工流動率往往居高，很難聘請到工人。有些企業索性以兩班製，要求員工超時加班來代替三班製，公司可以節約一些成本，工人又可以增加收入，這是“雙贏”的局麵，但當地政府往往會按違反勞動條例為由，頻頻給企業送罰單。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成功地控製了人口過快增長，同時也帶來一些負麵影響。不單人口老化問題日趨明顯，大部分獨生子女都不願參與勞動隊伍。城鎮裏，年輕耐勞的勞動階層大幅度減少，中年以上的熟練工人陸續轉行，留下來的生產力也大不如前。
由於曆史的原因，國人的質量意識相對薄弱，短時間還無法與國際接軌。起源於農耕文明的中國文化，凡事“差不多”，對質量要求不高，許多員工覺得老板們都過於“吹毛求疵”。
總結了上述的各項偏差，這“世界工廠”就一無可取嗎？事實剛好相反，中國還存在許多無可替代的優點，中國之所以享有“世界工廠”的稱號，絕對有其實力。
首先，它有龐大的消費市場，也有現成的人才與人力市場，許多優秀的藍白領人才都是跨國企業的佳選，確實是“價廉物美”。
其次，中國有完整配套的上下遊工業，各類主要工業原材料應有盡有，有效地降低了許多工業的製造成本和營運庫存。
況且，中國有悠久的曆史文化、特有的生活環境，遠比許多發展中的亞洲國家強，更使許多外商流連忘返。同時，過去各區政府大力招商引資，也累積了足夠的外商投資條件。再加上國際許多跨國公司，不願錯失分享大蛋糕的機會與心態，也要搭上這新崛起的順風車。
中國需好好利用這些優異的條件，快速解決現有的不足，才能更快地茁壯成長，更快地繁榮富強起來，成為真正的“製造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