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建設成就舉世矚目，目前已經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與中國巨大的經濟總量相比，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之路卻舉步維艱，鮮有享譽全球的國際品牌。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中國企業如何走出自己的安樂窩，從壁壘森嚴的國際市場上突圍？我們特邀陳東琪和王誌樂一起探討中國企業國際化的現狀與出路，並為中國企業創造國際品牌支招。
國際化是一種必然
時代周報：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企業一直在推進國際化，這一曆史脈絡是怎樣的？
王誌樂：總體來說，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國本土企業的國際化經曆是一個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過程。這其中，1992年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點。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中國開始引入跨國公司、全球公司，中國企業走上了國際化之路。不過最初，這是一種內向的國際化，中國企業通過與進入中國的國際企業合作，融入世界經濟。
而這一過程又非常重要。因為當時，中國隻有國營企業、鄉鎮工廠和個體戶，如果沒有內向的國際化，我們甚至不知道什麽是現代企業。此後，我們參照跨國公司的運營、管理模式，學習現代企業的公司文化、戰略、治理等各個方麵，從此，中國的現代企業開始發展。而直到2001年加入WTO前，中國的現代產業已初具雛形，現代的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構成了中國企業的群體。
2001年“入世”後，中國進一步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中國企業開始進行對外投資，國際化之路從內向轉向外向。但起初，中國的對外投資每年隻有二三十億美元，而2003年、2004年以後，“走出去”的企業越來越多，目前的投資已上升至每年700億—800億美元的水平。
而在目前這第三個10年，中國的海外投資可能會出現較大的增長，而且，投資水平也會大幅提升。
時代周報：在今年的博鼇亞洲論壇上，馬雲認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然。對此，你怎麽看？
陳東琪：經過30多年的改革，中國企業正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完全本土轉向全球化時代的對外開放。世界在中國化，中國在世界化。這樣的背景下，想要做好一個企業，它一定是國際化的企業，因為，它麵對的是一個開放的市場，包括國內、國外兩個部分。如果國際市場做得好，必定有利於國內市場，這是全球化的必然趨勢。
而中國企業“必然”要走向國際化，我認為原因有兩個方麵：第一，世界全球化所致。這種趨勢促使各國企業與國際市場的供給、需求緊密銜接；第二，對於中國而言，30多年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變化是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活動的擴展，中國企業正變得越來越開放。我們的競爭格局是一個國際的格局，所以每一個企業的發展都不能閉門造車，一定要有全球視野。
而從全球產業鏈來講，我們上遊的產業都是依賴於國際市場。所以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確實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然。
王誌樂：在經濟全球化潮流推動下，全球企業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向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s)的轉型。與跨國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跨國指數（海外資產、海外銷售和海外雇員與總資產、總銷售和總雇員的比例）超過50%。有的公司的股權也高度全球化，例如諾基亞股權中80%以上來自芬蘭以外的國家。全球公司形成了全球性的發展戰略、管理結構和理念文化。
全球公司的出現恰恰是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出現了，這種全球公司跟跨國公司不同，它有全球戰略、全球的管理，還有承擔全球的責任。麵對全球公司全球產業的發展，我覺得我們必須要研究這樣一個新的挑戰，因為全球公司、全球產業的發展改變了企業競爭的環境和競爭規則，也改變了產業的發展條件，還改變了各國的宏觀經濟發展的環境。
我們中國企業和產業麵臨全球化和市場化雙重挑戰，我們應該積極應對這個挑戰，在宏觀層麵我們應該擴大開放；在產業層麵全球產業出現以後，中國產業應該進一步融入全球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提升，而不是從所謂的全球產業鏈陰謀裏撤出來。
積累投資經驗需要時間
時代周報：有人說中國是“製造大國、品牌小國”。記得曾有一位記者寫過《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這樣一篇報道，描述了一個美國家庭離不開中國製造的情形。然而，報道中也指出了“絕大多數"中國製造"並非世界名牌”。 正是因此，有一種聲音認為，盡管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中國企業，但真正完成國際化的寥寥無幾。
陳東琪：就近期而言，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確是製造得多，創造得少。包括汽車、家電在內的很多製造品，我們都是貼牌，沒有品牌。所以今後，應當逐步從製造向創造，從貼牌向品牌發展。
不過，我國的改革開放至今隻有30多年，企業在國際舞台上的成長時間較短。從曆史角度來看，早期的歐洲國家也曾經曆上述過程。所以未來，中國的製造業會逐漸向創造階段轉變，這是一種自然趨勢。
而且目前，國家也意識到貼牌的利潤很小，犧牲環境、資源又不能賺錢，因此也希望向打造高端品牌、研發核心技術的方向發展。我認為，中國會以超預期的速度完成由簡單模仿到全麵創新的轉型。事實上，目前我們在這方麵已有不少表現，比如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麵所做的努力。
當然，我們在創新構成、創新主體上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構成方麵，我們的創新大多不是原始創新，而主體又以外企為主。但從創新數量來看，中國已經加快了步伐，比如華為目前的知識產權申請量在全世界大企業中是增長最快的。與此同時，無論企業還是國家，目前都強調了研發在國家發展、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一點，在一些中高端製造項目上，比如神舟十號等國家定向推動的航天產品，中國在這些方麵的創造具有重要意義。我們不能隻看到微觀層麵中國企業與國際跨國巨頭相比之下的創新落後，還要意識到，在一些國家集中動用資源的領域，我們的創造實現了不小的進步。而若將兩個層麵統一來看，中國的創新正在加速，這一方麵是國際形勢倒逼所致，但同時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
王誌樂：關於這個問題，我可以用數字進行一下說明。
這10年盡管中國這種外向的、主動的全球化，規模正在不斷擴大，但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首先，對外投資發展很快，但絕對數量不高。目前，中國海外投資的存量隻有幾千億美元，而一些老牌發達國家已經達到了幾萬億美元；其次，中國企業的全球化程度不高。比如全球前100位的跨國公司，海外部分約占公司整體的67%，而且82家跨國企業的海外部分占比超過50%；而中國前100位的跨國公司往往都是國企、央企，他們的海外部分隻占13%，與國外的跨國公司差距很大。
這些差距意味著什麽？意味著這些全球性的公司是用全球的資源、全球的市場掙全球的錢。而我們中國公司隻能用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市場，掙自己人的錢，這樣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在全球化時代，不成為全球性的公司，你就無法在全球競爭中獲得成功。
事實上，從已經走出去的源於中國的跨國公司看，他們通過海外發展已經成功地完善了自己的全球價值鏈，整合了企業發展所需要的全球資源，提升了自身的競爭力。與此同時，通過承擔包括經濟、社會和環境在內的全麵責任，他們促進了中國企業與投資所在地國家的相互聯係與合作。
時代周報：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雖然已經進入新的發展機遇期，取得了很多成績，但總體而言，國際化程度不高，發展不成熟，同全球著名跨國公司的國際化經營水平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你認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
王誌樂：首先，缺乏海外投資經驗，風險把控不足。過去，我們講的風險通常指企業的經營風險。而在對外投資上，這種傳統風險依然存在。但同時，近年來，跨國經營中出現了一些非經營性風險，比如，有些投資具有較高的環保要求、社會責任要求或是合規要求。而由於經驗不足，有些企業在社會責任、環境責任以及合規問題上都出現了失誤。
其次，我們的對外投資往往喜歡單打獨鬥，比如，一些國有企業“單槍匹馬”走出國門，旨在收購其他國家的資源或是企業，而這種行為有時會被對方誤解為政府授意，並因此故意設置“路障”。實際上，對於這樣的收購，國有企業可以與民營企業甚至外資企業聯手，共同投資，通過合作降低風險。但是，我們的企業缺乏相互合作對外投資的思路。
再次是跨文化管理的問題。中國企業常年在國內經營，對世界上的多元文化缺乏了解，而中國人又總是用中國的眼界觀察世界，很少站在不同文明的立場上思考問題，這使得一些企業來到國外後，與周圍格格不入，發展困難。
此外，一些國內企業在“走出去”的同時，把國內一些不合規的做法也帶了出去，比如行業內鬥、惡性殺價，而這也成為企業謀求對外發展時的弊端。
其實，過去國外很多跨國公司也曾麵臨上述問題，但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他們已經克服了早期的困難，並在如何應對這些挑戰上取得了豐富的經驗。而我們目前的主要問題正是對外投資經驗不足，而擺脫這一現狀還不能操之過急，需要一段較長的過程。
時代周報：在中國本土企業的國際化過程中，有沒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從他們身上能看到哪些啟示？
王誌樂：中國企業的國際化至今才進行了十多年，其間確實遭遇了一些挫折。但根據我的觀察，中國也出現了一批成功的企業。比如吉利，它在國內迅速發展的同時，開始了跨國經營。其實，在傳統製造業領域，尤其是汽車工業，要想從頭開始，通過自身努力超越奔馳、大眾，這非常困難。而吉利的案例提供了一種思路，我們可以通過收購實現品牌、技術、生產的全麵提升，中國企業或許能夠借此實現本土企業的國際化和全球化。
又如華為，它的思路很好，認為要做自己最擅長的創新，同時把別人的創新整合起來，從而實現快速發展。果然，華為在這個過程中成功吸納了國際上的先進技術、管理經營模式等。目前，他們的海外部分已接近2/3，成為了真正的全球公司。
事實上，我所理解的自主創新正是在全球化時代的一種開放、合作的創新，而不是“自己創新”。換言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要按照全球公司、全球產業的發展規律發展中國的企業和產業，使之融入全球的企業、產業當中。
陳東琪 ：一般認為，中國民族企業的國際化道路有外延並購和內在創新擴張、技術進步兩種，應該說這兩種模式下，都有一些企業走得很成功。
譬如，吉利采取並購的方法，依托外延擴張進行國際化的轉變。另一種如海爾、華為、中興等都是這一類。而聯想是兩種模式的結合。在發展初期，它並購了IBM的PC機，此後又實現了內涵擴張和質量提升。最近幾個季度，聯想的智能手機與移動電話的市場份額大幅提升，原因恰恰在於它的技術進步。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對蘋果、三星手機的模仿，但實際上，聯想在發展手機業務的過程中實現了很多不同特色的創新。
從這些企業身上，我們應該看到有幾點特別重要：第一就是動機要純。不能為了一時衝動而做，也不能為了虛名而做。如果在中國你是大企業，你麵臨著挑戰，你不走出去，5年之後就會被擠壓甚至死亡。如果看到這個潛在的危機，現在很可能是好機會，經濟危機是更好機會，別人冷你稍微暖和一點。所以動機要純。
第二點，一定要準備好。從我個人來講，特別支持國內的企業有朝一日走向國際化，但是首先這些企業要把中國這個根據地占住。因為中國在今後10年是世界上最大、成長最快的市場，而中國的企業做自己的本土市場比任何其他外國企業都會更有優勢，一定要在中國土地上把自己養得膘肥體壯，然後再去做。
第三點是一定要有專業的知識、專業的技巧，而且要很成熟。一般在走向國際化時犯錯誤都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力，過低地估計了對方的困難，所以一定要準備好。
別把經濟行為政治化
時代周報：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中國企業的另一個重要挑戰是來自國外市場的限製。對於這個問題，你怎麽看？
陳東琪 ：不得不承認，確實有一部分西方政客按照過去的思維，認為中國是敵對勢力。而當看到全球化過程中很多中國產品走向世界，中國企業甚至到國外收購時，他們選擇關起國門，抵製中國。
這種限製說明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自我保護意識正在增強、心態逐漸老化。而這種保守傾向不是我們可以改變的，我們力所能及的隻能是要求他們開放市場，要求他們按照共同的市場準則行事。
王誌樂：這些年，中國企業“走出去”時碰到的另一重困難就在於思想不開放，觀念落後，甚至還用過去的冷戰思維看待企業國際化。
其實，這個情況各國都有這種事例，美國有一些政客更積極，總是挑戰中國的收購，動不動就認為中國企業影響美國安全。但是從研究的角度看，這種情況不光美國，其實中國人也有。外資來並購中國的境內企業，一些媒體或者網民有的時候也說它影響國家安全，或者經濟安全、產業安全等等。
為什麽到了現在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歐洲或者是澳洲、中國都有一些這樣的聲調：把一些本來是正常的企業收購、經濟行為上升到一種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的高度來加以批評、排斥或者否定？這些人沒有意識到時代已經變了。
反過來說，中國應該從美國的做法中吸取經驗，不但要杜絕類似的錯誤，還應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而當麵對外部市場的阻力時，我們的企業一方麵可以曉以利害，另一方麵，國有企業可以選擇與民營企業，甚至是跨國公司合作，化解地方保護主義。
此外，甚至在我看來，下一階段中國還應當尋找新的改革開放的目標，比如加入TPP（跨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如此可以有效地抵製地方保護主義。因為，中國對外更加開放之後，也就能夠要求外國對中國開放。
反對商業賄賂
時代周報：其實加入WTO後，中國企業進軍國際市場的熱情一直較高。中國企業要想在國際化舞台上走得更遠，需要如何調整自身？
陳東琪 ：一方麵，企業一定要培養自己的個性、特色，比如農產品、傳統工藝品等，隻要具有特色，在國際上就會擁有市場；另一方麵，在達到國際市場標準化要求的基礎之上，企業可以從技術進步的角度做出更多努力。所謂差異化競爭，其中之意即指，盡管大家都是標準化產品，但誰的技術更加先進，誰就能贏得市場。
具體說來，在企業技術層麵，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的根本在於注重自身技術積累與自主研發創新，提升學習能力和對外來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模式選擇上，對發達國家的海外經營活動可以考慮采取出口或非股權安排的方式，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海外經營可以嚐試采取直接投資的方式，技術密集型產業適於采用跨國並購的模式進行海外擴張，勞動密集型產業采取綠地投資的方式則更為適當，了解東道國市場的法律、法規、政策、習慣等信息，把握不同經營方式所麵臨的成本和風險。
王誌樂：第一，對於中國的企業家要敢幹，而且行動要謹慎。因為走出去並購畢竟過去做得很少，甚至沒有做過，在中國國內遊戲規則和國際遊戲規則不太一樣，原來的經驗不足，素質也不夠，所以要謹慎。
第二，我覺得中國企業出去，很大程度上資金可能不是主要問題，技術也不是關鍵，最重要的是國際化經營的管理能力，核心是跨文化管理能力，這個要在實踐中摸索。
最後一個經驗我覺得比較重要，咱們企業出去要合規，這是我強調一個新的方向。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公司因為不合規、商業賄賂而觸礁，被罰款。聯合國有全球性反腐敗公約，國際組織像OECD、世界銀行這些機構都在推動合規，各個國家像美國出台反海外腐敗法等，手段越來越硬。所以要強調反對商業賄賂，要規規矩矩、清清白白做事，光明正大掙錢。
時代周報：現在的國際社會也是一個全球化的社會，各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在中國民族企業走向國際化過程中，中國的政府應該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
王誌樂：中國政府若想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不應直接去做“走出去”這件事兒，而是要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比如，如果某些國家存在貿易保護或是投資保護，政府可以出麵與其談判，幫助企業打開局麵。至於投資什麽、搞什麽生意，這是企業需要做的事情。
當然，政府可以進行適度的引導，比如，引導國有企業按照市場規律而非行政規律行事。我認為，政府可以適度幹預經濟，但必須遵循經濟規律。而且，政府不應直接參與興辦企業。
陳東琪 ：首先，政府應當把目標確定為提高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尤其是核心競爭力。我們要為中國企業在國際中高端市場上開展技術競爭、品牌競爭、質量競爭做出更多努力，而不是進行簡單的價格競爭。
其次，在推動中國企業國際化的過程中，政府不一定要直接推動，更不是一定要通過財政花錢的方式發揮作用。地方和中央政府可以從製度建設、信息服務、提供平台等方麵著手努力，在幫助企業了解國外法律、文化、習慣、市場特點等方麵開展更多的服務性工作。
最後，有關部門應當督促企業提高社會責任感，在企業道德風險防範方麵投入更多精力。
訪談嘉賓
陳東琪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博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王誌樂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中國投資協會外資投資委員會副會長，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中國企業如何走出自己的安樂窩，從壁壘森嚴的國際市場上突圍？我們特邀陳東琪和王誌樂一起探討中國企業國際化的現狀與出路，並為中國企業創造國際品牌支招。
國際化是一種必然
時代周報：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企業一直在推進國際化，這一曆史脈絡是怎樣的？
王誌樂：總體來說，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國本土企業的國際化經曆是一個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過程。這其中，1992年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點。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中國開始引入跨國公司、全球公司，中國企業走上了國際化之路。不過最初，這是一種內向的國際化，中國企業通過與進入中國的國際企業合作，融入世界經濟。
而這一過程又非常重要。因為當時，中國隻有國營企業、鄉鎮工廠和個體戶，如果沒有內向的國際化，我們甚至不知道什麽是現代企業。此後，我們參照跨國公司的運營、管理模式，學習現代企業的公司文化、戰略、治理等各個方麵，從此，中國的現代企業開始發展。而直到2001年加入WTO前，中國的現代產業已初具雛形，現代的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構成了中國企業的群體。
2001年“入世”後，中國進一步打開對外開放的大門，中國企業開始進行對外投資，國際化之路從內向轉向外向。但起初，中國的對外投資每年隻有二三十億美元，而2003年、2004年以後，“走出去”的企業越來越多，目前的投資已上升至每年700億—800億美元的水平。
而在目前這第三個10年，中國的海外投資可能會出現較大的增長，而且，投資水平也會大幅提升。
時代周報：在今年的博鼇亞洲論壇上，馬雲認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然。對此，你怎麽看？
陳東琪：經過30多年的改革，中國企業正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完全本土轉向全球化時代的對外開放。世界在中國化，中國在世界化。這樣的背景下，想要做好一個企業，它一定是國際化的企業，因為，它麵對的是一個開放的市場，包括國內、國外兩個部分。如果國際市場做得好，必定有利於國內市場，這是全球化的必然趨勢。
而中國企業“必然”要走向國際化，我認為原因有兩個方麵：第一，世界全球化所致。這種趨勢促使各國企業與國際市場的供給、需求緊密銜接；第二，對於中國而言，30多年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變化是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活動的擴展，中國企業正變得越來越開放。我們的競爭格局是一個國際的格局，所以每一個企業的發展都不能閉門造車，一定要有全球視野。
而從全球產業鏈來講，我們上遊的產業都是依賴於國際市場。所以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確實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然。
王誌樂：在經濟全球化潮流推動下，全球企業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向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s)的轉型。與跨國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跨國指數（海外資產、海外銷售和海外雇員與總資產、總銷售和總雇員的比例）超過50%。有的公司的股權也高度全球化，例如諾基亞股權中80%以上來自芬蘭以外的國家。全球公司形成了全球性的發展戰略、管理結構和理念文化。
全球公司的出現恰恰是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出現了，這種全球公司跟跨國公司不同，它有全球戰略、全球的管理，還有承擔全球的責任。麵對全球公司全球產業的發展，我覺得我們必須要研究這樣一個新的挑戰，因為全球公司、全球產業的發展改變了企業競爭的環境和競爭規則，也改變了產業的發展條件，還改變了各國的宏觀經濟發展的環境。
我們中國企業和產業麵臨全球化和市場化雙重挑戰，我們應該積極應對這個挑戰，在宏觀層麵我們應該擴大開放；在產業層麵全球產業出現以後，中國產業應該進一步融入全球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提升，而不是從所謂的全球產業鏈陰謀裏撤出來。
積累投資經驗需要時間
時代周報：有人說中國是“製造大國、品牌小國”。記得曾有一位記者寫過《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這樣一篇報道，描述了一個美國家庭離不開中國製造的情形。然而，報道中也指出了“絕大多數"中國製造"並非世界名牌”。 正是因此，有一種聲音認為，盡管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中國企業，但真正完成國際化的寥寥無幾。
陳東琪：就近期而言，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確是製造得多，創造得少。包括汽車、家電在內的很多製造品，我們都是貼牌，沒有品牌。所以今後，應當逐步從製造向創造，從貼牌向品牌發展。
不過，我國的改革開放至今隻有30多年，企業在國際舞台上的成長時間較短。從曆史角度來看，早期的歐洲國家也曾經曆上述過程。所以未來，中國的製造業會逐漸向創造階段轉變，這是一種自然趨勢。
而且目前，國家也意識到貼牌的利潤很小，犧牲環境、資源又不能賺錢，因此也希望向打造高端品牌、研發核心技術的方向發展。我認為，中國會以超預期的速度完成由簡單模仿到全麵創新的轉型。事實上，目前我們在這方麵已有不少表現，比如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麵所做的努力。
當然，我們在創新構成、創新主體上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構成方麵，我們的創新大多不是原始創新，而主體又以外企為主。但從創新數量來看，中國已經加快了步伐，比如華為目前的知識產權申請量在全世界大企業中是增長最快的。與此同時，無論企業還是國家，目前都強調了研發在國家發展、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一點，在一些中高端製造項目上，比如神舟十號等國家定向推動的航天產品，中國在這些方麵的創造具有重要意義。我們不能隻看到微觀層麵中國企業與國際跨國巨頭相比之下的創新落後，還要意識到，在一些國家集中動用資源的領域，我們的創造實現了不小的進步。而若將兩個層麵統一來看，中國的創新正在加速，這一方麵是國際形勢倒逼所致，但同時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
王誌樂：關於這個問題，我可以用數字進行一下說明。
這10年盡管中國這種外向的、主動的全球化，規模正在不斷擴大，但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首先，對外投資發展很快，但絕對數量不高。目前，中國海外投資的存量隻有幾千億美元，而一些老牌發達國家已經達到了幾萬億美元；其次，中國企業的全球化程度不高。比如全球前100位的跨國公司，海外部分約占公司整體的67%，而且82家跨國企業的海外部分占比超過50%；而中國前100位的跨國公司往往都是國企、央企，他們的海外部分隻占13%，與國外的跨國公司差距很大。
這些差距意味著什麽？意味著這些全球性的公司是用全球的資源、全球的市場掙全球的錢。而我們中國公司隻能用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市場，掙自己人的錢，這樣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在全球化時代，不成為全球性的公司，你就無法在全球競爭中獲得成功。
事實上，從已經走出去的源於中國的跨國公司看，他們通過海外發展已經成功地完善了自己的全球價值鏈，整合了企業發展所需要的全球資源，提升了自身的競爭力。與此同時，通過承擔包括經濟、社會和環境在內的全麵責任，他們促進了中國企業與投資所在地國家的相互聯係與合作。
時代周報：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雖然已經進入新的發展機遇期，取得了很多成績，但總體而言，國際化程度不高，發展不成熟，同全球著名跨國公司的國際化經營水平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你認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
王誌樂：首先，缺乏海外投資經驗，風險把控不足。過去，我們講的風險通常指企業的經營風險。而在對外投資上，這種傳統風險依然存在。但同時，近年來，跨國經營中出現了一些非經營性風險，比如，有些投資具有較高的環保要求、社會責任要求或是合規要求。而由於經驗不足，有些企業在社會責任、環境責任以及合規問題上都出現了失誤。
其次，我們的對外投資往往喜歡單打獨鬥，比如，一些國有企業“單槍匹馬”走出國門，旨在收購其他國家的資源或是企業，而這種行為有時會被對方誤解為政府授意，並因此故意設置“路障”。實際上，對於這樣的收購，國有企業可以與民營企業甚至外資企業聯手，共同投資，通過合作降低風險。但是，我們的企業缺乏相互合作對外投資的思路。
再次是跨文化管理的問題。中國企業常年在國內經營，對世界上的多元文化缺乏了解，而中國人又總是用中國的眼界觀察世界，很少站在不同文明的立場上思考問題，這使得一些企業來到國外後，與周圍格格不入，發展困難。
此外，一些國內企業在“走出去”的同時，把國內一些不合規的做法也帶了出去，比如行業內鬥、惡性殺價，而這也成為企業謀求對外發展時的弊端。
其實，過去國外很多跨國公司也曾麵臨上述問題，但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他們已經克服了早期的困難，並在如何應對這些挑戰上取得了豐富的經驗。而我們目前的主要問題正是對外投資經驗不足，而擺脫這一現狀還不能操之過急，需要一段較長的過程。
時代周報：在中國本土企業的國際化過程中，有沒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從他們身上能看到哪些啟示？
王誌樂：中國企業的國際化至今才進行了十多年，其間確實遭遇了一些挫折。但根據我的觀察，中國也出現了一批成功的企業。比如吉利，它在國內迅速發展的同時，開始了跨國經營。其實，在傳統製造業領域，尤其是汽車工業，要想從頭開始，通過自身努力超越奔馳、大眾，這非常困難。而吉利的案例提供了一種思路，我們可以通過收購實現品牌、技術、生產的全麵提升，中國企業或許能夠借此實現本土企業的國際化和全球化。
又如華為，它的思路很好，認為要做自己最擅長的創新，同時把別人的創新整合起來，從而實現快速發展。果然，華為在這個過程中成功吸納了國際上的先進技術、管理經營模式等。目前，他們的海外部分已接近2/3，成為了真正的全球公司。
事實上，我所理解的自主創新正是在全球化時代的一種開放、合作的創新，而不是“自己創新”。換言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要按照全球公司、全球產業的發展規律發展中國的企業和產業，使之融入全球的企業、產業當中。
陳東琪 ：一般認為，中國民族企業的國際化道路有外延並購和內在創新擴張、技術進步兩種，應該說這兩種模式下，都有一些企業走得很成功。
譬如，吉利采取並購的方法，依托外延擴張進行國際化的轉變。另一種如海爾、華為、中興等都是這一類。而聯想是兩種模式的結合。在發展初期，它並購了IBM的PC機，此後又實現了內涵擴張和質量提升。最近幾個季度，聯想的智能手機與移動電話的市場份額大幅提升，原因恰恰在於它的技術進步。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對蘋果、三星手機的模仿，但實際上，聯想在發展手機業務的過程中實現了很多不同特色的創新。
從這些企業身上，我們應該看到有幾點特別重要：第一就是動機要純。不能為了一時衝動而做，也不能為了虛名而做。如果在中國你是大企業，你麵臨著挑戰，你不走出去，5年之後就會被擠壓甚至死亡。如果看到這個潛在的危機，現在很可能是好機會，經濟危機是更好機會，別人冷你稍微暖和一點。所以動機要純。
第二點，一定要準備好。從我個人來講，特別支持國內的企業有朝一日走向國際化，但是首先這些企業要把中國這個根據地占住。因為中國在今後10年是世界上最大、成長最快的市場，而中國的企業做自己的本土市場比任何其他外國企業都會更有優勢，一定要在中國土地上把自己養得膘肥體壯，然後再去做。
第三點是一定要有專業的知識、專業的技巧，而且要很成熟。一般在走向國際化時犯錯誤都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力，過低地估計了對方的困難，所以一定要準備好。
別把經濟行為政治化
時代周報：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中國企業的另一個重要挑戰是來自國外市場的限製。對於這個問題，你怎麽看？
陳東琪 ：不得不承認，確實有一部分西方政客按照過去的思維，認為中國是敵對勢力。而當看到全球化過程中很多中國產品走向世界，中國企業甚至到國外收購時，他們選擇關起國門，抵製中國。
這種限製說明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自我保護意識正在增強、心態逐漸老化。而這種保守傾向不是我們可以改變的，我們力所能及的隻能是要求他們開放市場，要求他們按照共同的市場準則行事。
王誌樂：這些年，中國企業“走出去”時碰到的另一重困難就在於思想不開放，觀念落後，甚至還用過去的冷戰思維看待企業國際化。
其實，這個情況各國都有這種事例，美國有一些政客更積極，總是挑戰中國的收購，動不動就認為中國企業影響美國安全。但是從研究的角度看，這種情況不光美國，其實中國人也有。外資來並購中國的境內企業，一些媒體或者網民有的時候也說它影響國家安全，或者經濟安全、產業安全等等。
為什麽到了現在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美國、歐洲或者是澳洲、中國都有一些這樣的聲調：把一些本來是正常的企業收購、經濟行為上升到一種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的高度來加以批評、排斥或者否定？這些人沒有意識到時代已經變了。
反過來說，中國應該從美國的做法中吸取經驗，不但要杜絕類似的錯誤，還應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而當麵對外部市場的阻力時，我們的企業一方麵可以曉以利害，另一方麵，國有企業可以選擇與民營企業，甚至是跨國公司合作，化解地方保護主義。
此外，甚至在我看來，下一階段中國還應當尋找新的改革開放的目標，比如加入TPP（跨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如此可以有效地抵製地方保護主義。因為，中國對外更加開放之後，也就能夠要求外國對中國開放。
反對商業賄賂
時代周報：其實加入WTO後，中國企業進軍國際市場的熱情一直較高。中國企業要想在國際化舞台上走得更遠，需要如何調整自身？
陳東琪 ：一方麵，企業一定要培養自己的個性、特色，比如農產品、傳統工藝品等，隻要具有特色，在國際上就會擁有市場；另一方麵，在達到國際市場標準化要求的基礎之上，企業可以從技術進步的角度做出更多努力。所謂差異化競爭，其中之意即指，盡管大家都是標準化產品，但誰的技術更加先進，誰就能贏得市場。
具體說來，在企業技術層麵，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的根本在於注重自身技術積累與自主研發創新，提升學習能力和對外來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模式選擇上，對發達國家的海外經營活動可以考慮采取出口或非股權安排的方式，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海外經營可以嚐試采取直接投資的方式，技術密集型產業適於采用跨國並購的模式進行海外擴張，勞動密集型產業采取綠地投資的方式則更為適當，了解東道國市場的法律、法規、政策、習慣等信息，把握不同經營方式所麵臨的成本和風險。
王誌樂：第一，對於中國的企業家要敢幹，而且行動要謹慎。因為走出去並購畢竟過去做得很少，甚至沒有做過，在中國國內遊戲規則和國際遊戲規則不太一樣，原來的經驗不足，素質也不夠，所以要謹慎。
第二，我覺得中國企業出去，很大程度上資金可能不是主要問題，技術也不是關鍵，最重要的是國際化經營的管理能力，核心是跨文化管理能力，這個要在實踐中摸索。
最後一個經驗我覺得比較重要，咱們企業出去要合規，這是我強調一個新的方向。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公司因為不合規、商業賄賂而觸礁，被罰款。聯合國有全球性反腐敗公約，國際組織像OECD、世界銀行這些機構都在推動合規，各個國家像美國出台反海外腐敗法等，手段越來越硬。所以要強調反對商業賄賂，要規規矩矩、清清白白做事，光明正大掙錢。
時代周報：現在的國際社會也是一個全球化的社會，各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在中國民族企業走向國際化過程中，中國的政府應該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
王誌樂：中國政府若想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不應直接去做“走出去”這件事兒，而是要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比如，如果某些國家存在貿易保護或是投資保護，政府可以出麵與其談判，幫助企業打開局麵。至於投資什麽、搞什麽生意，這是企業需要做的事情。
當然，政府可以進行適度的引導，比如，引導國有企業按照市場規律而非行政規律行事。我認為，政府可以適度幹預經濟，但必須遵循經濟規律。而且，政府不應直接參與興辦企業。
陳東琪 ：首先，政府應當把目標確定為提高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尤其是核心競爭力。我們要為中國企業在國際中高端市場上開展技術競爭、品牌競爭、質量競爭做出更多努力，而不是進行簡單的價格競爭。
其次，在推動中國企業國際化的過程中，政府不一定要直接推動，更不是一定要通過財政花錢的方式發揮作用。地方和中央政府可以從製度建設、信息服務、提供平台等方麵著手努力，在幫助企業了解國外法律、文化、習慣、市場特點等方麵開展更多的服務性工作。
最後，有關部門應當督促企業提高社會責任感，在企業道德風險防範方麵投入更多精力。
訪談嘉賓
陳東琪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博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王誌樂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中國投資協會外資投資委員會副會長，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