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中國的GDP和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全球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要完成這項任務並非易事，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就成為關係未來發展圖景的重中之重。在日前舉辦的“2016世紀中國論壇”上，國內知名的經濟學家們圍繞這兩個話題，表達了各自的觀點。
穩增長與“補短板”結合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對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增長，大家非常關注。我認為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肯定有不少體製、機製、增長模式，以及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這當然會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2010年以後的經濟增長，除了內部因素，也有很多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為了證明我的觀點，可以比照和我們發展程度相同的其他金磚國家，它們在同一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在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普遍比我們大。我們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國有企業比重較高，市場機製還沒有完全發揮作用，投資比重較高，消費比重較低，產能過剩等等，他們並沒有碰到，但經濟依然在下滑。再比如，東亞一些高收入、高增長經濟體，包括新加坡、我們的台灣，還有韓國，同一段時間內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出現下滑，幅度同樣比我們大。在我看來，適度擴大總需求、穩增長，才能保證經濟一定的穩定和增長。這種穩定和增長，也會給我們結構性改革提供條件，尤其是把這種穩增長的適度擴大總需求的措施，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講的“補短板”結合起來，可以說一石雙鳥，既可以保持經濟一定的增長，也會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條件。如果把這些因素和有利條件利用好，我相信今年保持6.5%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在整個“十三五”規劃期間，保持6.5%以上的增長速度，完全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說，我們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會在30個百分點以上，中國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主要的引擎、主要的動力來源。
“三去一降一補”最終結果是做加法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我們當前遇到的經濟增長速度的下行，不是一個周期性的、需求側的、短期的現象，而是中國發展到特定的階段，特別是當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以後，我們以往能夠借助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消失後，必然要進入的轉換的新階段。不同的發展階段，潛在增長能力不一樣。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正確地應對、引領這個新常態，我們能夠爭取實現“L”型的經濟增長：在潛在增長能力下行的過程中，還能夠有所反彈，也就是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在更長的時間內實現。更具體地說，目前我們麵臨的問題，就是叫“三去一降一補”，去產品、去杠杆、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這些看上去像是做減法，但由於它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提高中國的生產要素供給和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可以提高我們未來的潛在增長能力，因此最終的結果是做加法。我們可以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功與否，決定著我們是否能形成一個“L”型的長期經濟增長。
完善市場機製改革比“去產能”更重要
伍曉鷹（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我當時翻譯麥迪森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的主旨是怎樣用一種長期的觀點來看待一個國家，特別是這樣大經濟體的一個國家，在曆史軌跡上的長期發展。這本書的關鍵內容是製度，裏麵談了很多製度問題，包括科舉製度怎樣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力量，又怎麽樣可能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長期增長的關鍵問題，實際上是製度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麵對的一係列問題並不是短期問題，是長期問題。當前產能過剩，反映的主要是長期增長方式的問題。這個長期增長方式到底怎麽理解？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我覺得是長期由政府主導，以投資推動，粗放式增長的必然結果。在這點上，我和吳敬璉老師的理解非常接近。短期的衝擊，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衝擊並不是問題的原因，隻是使這個問題暴露得更加清楚。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來自效率的提高、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綜合起來，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實際上是解決了增長的問題，但無法解決效率的問題。我們看到“去產能”這件事，並不是簡單的去產能，它會導致經濟的進一步減速。這可以讓決策者醒悟到產能過剩最終必然會影響各級政府的速度目標。速度，從來是政府目標函數當中的真正目標，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是要使這個目標最大化。既然這樣，我們怎樣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怎樣讓經濟回到健康狀況？我們必須要依靠市場，不能采取行政手段這樣的辦法，去解決所謂產能過剩的問題，那隻能造成新的資源錯配。造成新的資源錯配，會進一步損失效率。所以我覺得改革比“去產能”更重要。以完善市場機製為目的的改革，可以使廠商的投資行為市場化。我們要使廠商的行為真正市場化，這不是隨便講講而已。
穩增長與“補短板”結合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對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增長，大家非常關注。我認為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肯定有不少體製、機製、增長模式，以及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這當然會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2010年以後的經濟增長，除了內部因素，也有很多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為了證明我的觀點，可以比照和我們發展程度相同的其他金磚國家，它們在同一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在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普遍比我們大。我們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國有企業比重較高，市場機製還沒有完全發揮作用，投資比重較高，消費比重較低，產能過剩等等，他們並沒有碰到，但經濟依然在下滑。再比如，東亞一些高收入、高增長經濟體，包括新加坡、我們的台灣，還有韓國，同一段時間內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出現下滑，幅度同樣比我們大。在我看來，適度擴大總需求、穩增長，才能保證經濟一定的穩定和增長。這種穩定和增長，也會給我們結構性改革提供條件，尤其是把這種穩增長的適度擴大總需求的措施，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講的“補短板”結合起來，可以說一石雙鳥，既可以保持經濟一定的增長，也會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條件。如果把這些因素和有利條件利用好，我相信今年保持6.5%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在整個“十三五”規劃期間，保持6.5%以上的增長速度，完全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說，我們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會在30個百分點以上，中國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主要的引擎、主要的動力來源。
“三去一降一補”最終結果是做加法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我們當前遇到的經濟增長速度的下行，不是一個周期性的、需求側的、短期的現象，而是中國發展到特定的階段，特別是當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以後，我們以往能夠借助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消失後，必然要進入的轉換的新階段。不同的發展階段，潛在增長能力不一樣。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正確地應對、引領這個新常態，我們能夠爭取實現“L”型的經濟增長：在潛在增長能力下行的過程中，還能夠有所反彈，也就是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在更長的時間內實現。更具體地說，目前我們麵臨的問題，就是叫“三去一降一補”，去產品、去杠杆、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這些看上去像是做減法，但由於它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提高中國的生產要素供給和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可以提高我們未來的潛在增長能力，因此最終的結果是做加法。我們可以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功與否，決定著我們是否能形成一個“L”型的長期經濟增長。
完善市場機製改革比“去產能”更重要
伍曉鷹（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我當時翻譯麥迪森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的主旨是怎樣用一種長期的觀點來看待一個國家，特別是這樣大經濟體的一個國家，在曆史軌跡上的長期發展。這本書的關鍵內容是製度，裏麵談了很多製度問題，包括科舉製度怎樣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力量，又怎麽樣可能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長期增長的關鍵問題，實際上是製度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麵對的一係列問題並不是短期問題，是長期問題。當前產能過剩，反映的主要是長期增長方式的問題。這個長期增長方式到底怎麽理解？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我覺得是長期由政府主導，以投資推動，粗放式增長的必然結果。在這點上，我和吳敬璉老師的理解非常接近。短期的衝擊，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衝擊並不是問題的原因，隻是使這個問題暴露得更加清楚。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來自效率的提高、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綜合起來，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實際上是解決了增長的問題，但無法解決效率的問題。我們看到“去產能”這件事，並不是簡單的去產能，它會導致經濟的進一步減速。這可以讓決策者醒悟到產能過剩最終必然會影響各級政府的速度目標。速度，從來是政府目標函數當中的真正目標，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是要使這個目標最大化。既然這樣，我們怎樣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怎樣讓經濟回到健康狀況？我們必須要依靠市場，不能采取行政手段這樣的辦法，去解決所謂產能過剩的問題，那隻能造成新的資源錯配。造成新的資源錯配，會進一步損失效率。所以我覺得改革比“去產能”更重要。以完善市場機製為目的的改革，可以使廠商的投資行為市場化。我們要使廠商的行為真正市場化，這不是隨便講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