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當前的經濟困難歸因於(yu) 金融海嘯。實際上，金融海嘯隻是加重了我們(men) 的經濟困難，而不是導致經濟困難的唯一原因。

　　中國的經濟體(ti) 係本身就存在著很重大缺陷。中國從(cong) “一五”時期開始從(cong) 蘇聯引進的經濟增長模式，是靠大量的資源特別是資本資源的投入來驅動經濟增長。改革開放後，我們(men) 又引進了東(dong) 亞(ya) 國家的出口導向戰略，用旺盛的出口需求來彌補國內(nei) 需求的不足，支持經濟的高速增長。

　　這是一種粗放的、類似於(yu) 西方的先行工業(ye) 化國家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後期的增長模式。從(cong) 1995年以來，中國政府一再號召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向由效率提高驅動的集約增長方式轉變。“十一五”時期，我們(men) 著重通過增長模式轉型來克服經濟體(ti) 係中的弊病，但速度不夠快，現在仍未得到根本性改變。所以，近幾年出現內(nei) 外經濟失衡，並在這種情況下碰上始於(yu) 美國的金融海嘯。

　　中國經濟的內(nei) 部失衡，主要表現為(wei) 投資過度和消費不足。中國的投資占GDP的比重從(cong) 改革開放初期的30%左右提高到現在的45%左右。這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前所未有，它最終造成了消費不足、需求不足、勞動者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過慢、收入差距拉大。外部失衡則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使得中國外匯存底大量增加。

　　內(nei) 外失衡的宏觀經濟表現，就是貨幣政策運用空間受到很大限製。要抑製人民幣升值速度，央行就得頻繁介入外匯市場，大量收購外匯。要大量收購外匯，央行必須發行大量的貨幣，導致貨幣超發和流動性過剩。而貨幣超發和流動性過剩，在2006年就開始表現為(wei) 股價(jia) 和房價(jia) 的飆升。

　　外部失衡和內(nei) 部失衡突出的表現，使得我們(men) 的金融體(ti) 係中存在著大量虛擬財富，即沒有對應的物質財富。當受到衝(chong) 擊時這種氣泡破滅，出現流動性短缺。

　　2007年，滬深兩(liang) 市股指到了最高點的時候，總市值達到33萬(wan) 億(yi) 。之後股價(jia) 下挫，現在隻剩下不到十萬(wan) 億(yi) ，20萬(wan) 億(yi) 的股市價(jia) 值蒸發掉了。

　　宏觀上是這樣，微觀上也是這樣。一個(ge) 基礎很好、現金流很充分的企業(ye) ，突然發生資金鏈斷裂，會(hui) 傳(chuan) 導給其他相關(guan) 聯的企業(ye) 、行業(ye) ，於(yu) 是就發生了金融危機。

　　為(wei) 應對危機，中國政府采取了一係列財政和貨幣政策來穩定經濟。在我看來，這是一個(ge) 短期性政策，這個(ge) 時候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來增加需求是必要的。但如果運用不當，會(hui) 造成未來的一些困難，因為(wei) 原先的流動性過剩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jue) 。

　　所以，還有另一個(ge) 方麵的事情要做，就是如何幫助實體(ti) 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ye) 渡過困難。中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從(cong) 根本上來講，還是要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提高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力，提高產(chan) 品附加值，提高企業(ye) 盈利性，才能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問題。

　　政府曾要求在“九五”時期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到2005年又提出要轉變增長方式。為(wei) 什麽(me) 沒有實現根本轉變呢？主要原因是經濟上麵留下的一些製度障礙。是舊體(ti) 製的遺產(chan) 支持了舊的增長模式的延續。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資金(貸款)、土地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 GDP增長速度是各級黨(dang) 政領導政績優(you) 劣的主要標誌；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與(yu) 物質生產(chan) 增速緊密相連；行政定價(jia) 和低價(jia) 政策使要素價(jia) 格嚴(yan) 重扭曲。

　　新的增長方式需要新的體(ti) 製來支持。中國需要發展服務業(ye) ，服務業(ye) 所要求的製度環境比製造業(ye) 、簡單的加工業(ye) 要高得多。但新的體(ti) 製特別是法製的建立過慢，存在著很多的缺陷。因為(wei) 我們(men) 的製度環境不夠好，所以發展始終不能令人滿意。由此可以得出一個(ge) 結論，要真正實現增長模式的轉型，最關(guan) 鍵的是要進行政府職能改革。

　　推進改革，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的作用，牽涉到政府職能、政府行為(wei) 的改變。而這個(ge) 改變又牽涉到政府工作人員也就是官員們(men) 的權利，於(yu) 是就有很多滯後。順利進行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關(guan) 鍵，是政府自身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