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時間2001年9月17日下午5點20分，世貿組織中國工作組主席吉拉德在宣布中國工作組結束曆史使命後，鄭重地敲響了最後一錘，會議大廳頓時響起熱烈掌聲。自1986年開始的“複關”、“入世”長跑，終於臨近了終點。
“在電視上，看到吉拉德落錘的那一刻，是所有關注入世進程的中國人最激動的時刻。”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新聞發言人、中國紡織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孫淮濱回憶說。
1995年7月11日，中國正式提出加入世貿組織的申請，自此中國的申請工作從“複關”轉為“入世”；1999年11月和2000年5月，中國分別與美國和歐盟簽署了雙邊協議；2001年9月17日，世貿組織中國工作組第18次會議舉行正式會議，通過了中國入世的所有法律文件；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舉行的世貿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審議並批準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議。一個月後，即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
入世後的“優化”和“轉軌”
加入世貿組織，由於對華出口限製的鬆動，中國紡織品服裝擴大了國際市場，產品出口取得較快的發展。同時，入世之後，作為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紡織服裝行業的體製轉軌更是引人注目。
《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數據顯示，加入WTO的第二年，即2002年，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達617.69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近16%，貿易順差達474億美元，同比增長近20%。然而，外界環境“優化”並非一蹴而就“按照WTO的規定，成員國對中國紡織品的限製配額並不是一次性取消的，而且當時正趕上世界經濟處於低迷時期，所以，當時中國紡織品服裝的出口增長不是太快。”孫淮濱說，“我們真正開始享受入世的機遇是從2006年之後開始的。”
數據顯示，2001年~2010年間，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從530億美元增長到2120億美元，按可比價計算，增長了1.78倍。其中前五年增長1.22倍，後五年在全球金融海嘯影響下仍增長了80%。可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最初的一兩年間，中國紡織行業的出口增長並不搶眼。
入世之後，中國經濟體製開始全麵轉型。作為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紡織行業的體製迎來了一次“轉軌”。盡管在入世前中國紡織行業已經進行了“壓錠分流”，然而企業的市場化經營運作多是發生在入世之後。
江蘇大生集團有限公司始建於1895年，是中國極具象征意義的百年紡織企業。2004年8月，公司舉行職代會，審議了《江蘇大生集團有限公司改製方案》。公司將實施國有資本部分退出、投資主體多元化方案，國有股份保留60%，轉讓40%吸納非國有份額。同年11月29日，公司舉行了第一次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公司章程，選舉產生了首屆董事會、監事會，標誌著公司市場化改製工作的基本完成。
從《伊斯坦布爾宣言》到100萬個氣球
“我們一直不讚成將中國紡織品的出口稱為‘井噴’。‘井噴’往往是事故，而中國紡織品出口的高速增長是自由貿易的結果，是長期被壓抑的競爭力高度釋放的表現。”
2005年4月8日中午12時，100萬隻氣球從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一個公園廣場騰空而起。這並非一次歡快的慶祝，而是歐洲紡織品製造業協會組織的一場抗議活動。高空中氣球垂下的條幅醒目地宣告著活動的主題——“拒絕中國紡織品”。
歐洲紡織品製造業協會主席菲利浦向媒體解釋說：“100萬隻氣球象征著100萬工人！”他指責中國紡織品、服裝“井噴式”的“入侵”重創了歐洲紡織業，導致了歐洲100萬工人失業，1萬家企業倒閉。他引用2005年1至2月的數據表示，僅兩個月歐盟進口中國的紡織品、服裝總額就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73%，僅毛衣一個類別就翻了8倍。
“這很大程度上是歐美國家故意設置的一個圈套。”孫淮濱回顧當年的曆史事件時說，“根據WTO成員國簽訂的烏拉圭回合紡織品和服裝協議，從2005年1月1日起正式結束長達數十年的紡織品配額體製，實現紡織品貿易一體化。然而，由於在長達十年的過渡期內，歐盟等主要進口方采取不合理的安排和過度保護，將70%的緊俏產品配額留到一體化的最後時刻取消，扭曲了全球紡織品的供求關係，致使中國出口短期內迅速增長。”
“當時，我們就一直不讚成‘井噴’這樣的說法。”孫淮濱說，井噴是生產事故，而實際上中國紡織品出口的高速增長是自由貿易帶來的結果，是長期被壓抑的競爭力得到高度釋放的表現，不能以事故來看待。
盡管中國紡織品在全球市場“攻城略地”是貿易自由化的結果，中國政府、行業協會和企業為自由貿易做出了極大的努力，然而事實則是，入世後中國紡織品麵臨的貿易摩擦急劇上升。早在2004年，來自65個國家的115個行業組織簽署了《伊斯坦布爾宣言》，要求世貿組織關注一體化之後中國紡織品出口問題。土耳其更是於2004年底，宣布對來自中國的42類紡織品和成衣實施保障措施。隨後，阿根廷、巴西、埃及和加拿大競相效尤。配額取消之後，麵對中國紡織品“摧枯拉朽”一般的出口勢頭，歐美等發達國家更是“驚弓之鳥”，紛紛樹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
“後配額時代”的配額
配額全麵取消後，中國紡織品貿易摩擦與出口同時上升，為了維護自由貿易體製，中國“以退為進”，先後同歐盟、美國簽訂備忘錄，主動對部分產品進行數量限製。
“那時候，我們在華盛頓一呆就是半個多月，跟對華紡織品貿易有關的美國政府機構，我們一個部門挨著一個部門地去拜訪，隻要能夠聯係到的美國官員，我們也是一個不落地去遊說。”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高勇回憶說。
事實上，這種遊說的方式最終起到了效果。高勇說，在美國有兩大利益集團，一方是紡織品製造商，他們的利益確實受到了中國商品的衝擊；另一方是采購商，他們從中國物美價廉的產品中受益匪淺，同時受益的還有美國消費者。所以，我們通過“分而治之”的方式，先是去影響美國的采購商，進而利用美國兩黨競爭的政治體係影響到了美國當局的政策製定。
在應對歐盟和美國的貿易限製時，中國政府在“鬥爭”中漸漸形成了“分化瓦解”的談判策略。高勇說，我們先跟歐盟談，努力先同其達成協議，之後再與美國達成協議。事實證明這樣的策略達成了實效：2005年6月，中國與歐盟達成《關於中國部分輸歐紡織品備忘錄》；5個月之後，經過七輪艱苦談判，中美雙方終於簽署了《關於紡織品和服裝貿易的諒解備忘錄》。
兩個備忘錄的簽訂，一方麵避免了中國與歐美之間的貿易戰，取得了互惠共贏的結果。另一方麵，也再一次給中國紡織品出口增加了限製，成為了後配額時代的配額。
按照中美備忘錄規定，中方將從2006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對向美國出口的棉製褲子等21種紡織品實施數量管製。而根據中歐備忘錄，自2005年6月11日~2007年底，中國將主動對原產自中國的棉布、T恤、套頭衫等十類紡織品進行限製性輸出；同時，歐盟承諾2005年~2007年間，對上述十種紡織品之外的中國紡織產品克製使用242段條款，並於2008年對所有實現一體化的中國紡織品克製使用242條款。
在2005年中歐、中美多輪緊張、嚴肅的貿易談判中，有一個小插曲成了那年全球紡織行業關注的標誌性事件：6月11日淩晨，在中歐紡織品談判結束的一刻，原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將一件中國製造的灰色法國鱷魚牌T恤衫，送給了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
金融危機“衝擊波”
棉花等紡織原料的暴跌是全球性經濟危機對中國紡織行業產生影響的表現。危機導致市場需求低迷，一方麵大量對外出口企業訂單減少，另一方麵世界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高勇表示：“加入世貿之後，中國紡織品是最早受益的行業，也是遭受貿易保護主義衝擊最大的行業。”
“有一個很湊巧的現象，從中國加入WTO時起，幾乎每隔一個單數年就會發生一些對中國紡織行業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高勇說，“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3年針對中國紡織品的特保案激增，2005年紡織品出口配額取消，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直到2011年中國入世十周年。”他說。
加入WTO之後，中國發展融入全球經濟。根據奧地利學派“商業周期”理論，經濟繁榮導致產業鏈被延長，遠離消費者的生產性消費品行業擴張迅速，一旦危機爆發，隨之而來則是經濟蕭條，生產資料價格會首先下降，並相對於生活資料價格出現暴跌現象。根據這一理論，人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認識棉花等原料價格暴跌的現象。
自2010年3月份以來，棉花價格不斷上漲，一度達到32000元/噸，而11月之後，棉價突然下跌，目前徘徊在19000元/噸。同時，化纖等原料也大致保持著相似的運行軌跡，根據奧地利“商業周期”理論，棉花等紡織原料的暴跌是全球性經濟危機對中國紡織行業產生影響的表現。原料的暴跌則對中國的紡織行業產生了極大的衝擊。江蘇三房巷集團有限公司負責人賈金昌表示：“麵對如此巨大的波動，中國紡織行業有重新洗牌的可能。”
金融危機導致全球市場需求低迷，一方麵大量外向型企業訂單減少，另一方麵世界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越是經濟繁榮時期，貿易摩擦越不算什麽，越是經濟低迷，貿易摩擦越是常見和嚴重。”孫淮濱說，“麵對國內失業率的居高不下，經濟形勢的衰退不振，西方國家發起的貿易調查往往是轉移國內矛盾的手段。”
不斷熟悉WTO規則，並通過合理運用來維護自身利益，是中國企業入世以來的收獲之一。2009年7月，美國比威客·奧弗瑞公司向美國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申訴，要求對原產自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的窄幅織帶產品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廈門姚明織帶公司涉案184萬美元，被美方選定為兩項調查的強製應訴企業。在接到通知後，姚明織帶成立應對小組，積極應訴，公司還特撥200萬元作為應訴專項經費。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2010年7月，美國商務部公布了終裁結果，姚明織帶大獲全勝：在反傾銷案件中，“姚明織帶”獲零關稅；在反補貼案件中，稅率國內最低，僅為1.56%。本案是美國對中國紡織品發起的首起“雙反”調查，也是紡織品配額取消後美國對中國紡織品采取的第一期貿易救濟措施。
“能者上，平者讓，弱者下”
對任何一個WTO成員國來說，加入世貿組織都是一個“迎來送往”的過程。一方麵，海外企業在中國“開疆拓土”，另一方麵，中國企業隻能“內外兼修”，開拓全新的發展道路。
2001年以來，德國拜耳有限公司在中國的市場份額不斷擴大，2010年比前一年增長了30%，實現銷售收入29億歐元，占到全球市場份額的20%。
對任何一個WTO成員國來說，入世都是一個“迎來送往”的過程。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同時，中國的市場開始更加開放。入世十年也是國際紡織、服裝企業在中國不斷“開疆拓土”的十年，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中國市場成為國際紡織、服裝企業挽救頹勢的“諾亞方舟”。
“金融危機對國內企業的影響是絕對的，不影響是相對的。”紅領集團董事長張代理說，“市場經濟是一種公平的經濟。能者上，平者讓，弱者下。”紅領集團之所以有著如此的自信，是因為公司走出了一條極富特色的發展道路。早在2005年，紅領就把經營戰略轉向高端男正裝量身定製（MTM）業務。在公司的生產車間，同一條生產線上掛滿了顏色各異、大小不一的西裝半成品。“從下訂單到交貨隻需要三四天的時間。”張代理說。目前，紅領MTM業務銷售收入已占到公司總銷售的30%，利潤水平占到近一半。
張代理表示，全球化時代，消費者追求的是個性化，服裝的定製業務無疑是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勢。“到2015年，公司的高端定製業務將達到95%，屆時，紅領將真正成為世界高級MTM領域的第一品牌。”張代理說，“現在，在紐約隻要體驗過紅領MTM的消費者，一提及紅領，都會豎起大拇指，說Number One。”
“在電視上，看到吉拉德落錘的那一刻，是所有關注入世進程的中國人最激動的時刻。”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新聞發言人、中國紡織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孫淮濱回憶說。
1995年7月11日，中國正式提出加入世貿組織的申請，自此中國的申請工作從“複關”轉為“入世”；1999年11月和2000年5月，中國分別與美國和歐盟簽署了雙邊協議；2001年9月17日，世貿組織中國工作組第18次會議舉行正式會議，通過了中國入世的所有法律文件；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舉行的世貿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審議並批準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議。一個月後，即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
入世後的“優化”和“轉軌”
加入世貿組織，由於對華出口限製的鬆動，中國紡織品服裝擴大了國際市場，產品出口取得較快的發展。同時，入世之後，作為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紡織服裝行業的體製轉軌更是引人注目。
《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數據顯示，加入WTO的第二年，即2002年，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達617.69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近16%，貿易順差達474億美元，同比增長近20%。然而，外界環境“優化”並非一蹴而就“按照WTO的規定，成員國對中國紡織品的限製配額並不是一次性取消的，而且當時正趕上世界經濟處於低迷時期，所以，當時中國紡織品服裝的出口增長不是太快。”孫淮濱說，“我們真正開始享受入世的機遇是從2006年之後開始的。”
數據顯示，2001年~2010年間，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從530億美元增長到2120億美元，按可比價計算，增長了1.78倍。其中前五年增長1.22倍，後五年在全球金融海嘯影響下仍增長了80%。可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最初的一兩年間，中國紡織行業的出口增長並不搶眼。
入世之後，中國經濟體製開始全麵轉型。作為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紡織行業的體製迎來了一次“轉軌”。盡管在入世前中國紡織行業已經進行了“壓錠分流”，然而企業的市場化經營運作多是發生在入世之後。
江蘇大生集團有限公司始建於1895年，是中國極具象征意義的百年紡織企業。2004年8月，公司舉行職代會，審議了《江蘇大生集團有限公司改製方案》。公司將實施國有資本部分退出、投資主體多元化方案，國有股份保留60%，轉讓40%吸納非國有份額。同年11月29日，公司舉行了第一次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公司章程，選舉產生了首屆董事會、監事會，標誌著公司市場化改製工作的基本完成。
從《伊斯坦布爾宣言》到100萬個氣球
“我們一直不讚成將中國紡織品的出口稱為‘井噴’。‘井噴’往往是事故，而中國紡織品出口的高速增長是自由貿易的結果，是長期被壓抑的競爭力高度釋放的表現。”
2005年4月8日中午12時，100萬隻氣球從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一個公園廣場騰空而起。這並非一次歡快的慶祝，而是歐洲紡織品製造業協會組織的一場抗議活動。高空中氣球垂下的條幅醒目地宣告著活動的主題——“拒絕中國紡織品”。
歐洲紡織品製造業協會主席菲利浦向媒體解釋說：“100萬隻氣球象征著100萬工人！”他指責中國紡織品、服裝“井噴式”的“入侵”重創了歐洲紡織業，導致了歐洲100萬工人失業，1萬家企業倒閉。他引用2005年1至2月的數據表示，僅兩個月歐盟進口中國的紡織品、服裝總額就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73%，僅毛衣一個類別就翻了8倍。
“這很大程度上是歐美國家故意設置的一個圈套。”孫淮濱回顧當年的曆史事件時說，“根據WTO成員國簽訂的烏拉圭回合紡織品和服裝協議，從2005年1月1日起正式結束長達數十年的紡織品配額體製，實現紡織品貿易一體化。然而，由於在長達十年的過渡期內，歐盟等主要進口方采取不合理的安排和過度保護，將70%的緊俏產品配額留到一體化的最後時刻取消，扭曲了全球紡織品的供求關係，致使中國出口短期內迅速增長。”
“當時，我們就一直不讚成‘井噴’這樣的說法。”孫淮濱說，井噴是生產事故，而實際上中國紡織品出口的高速增長是自由貿易帶來的結果，是長期被壓抑的競爭力得到高度釋放的表現，不能以事故來看待。
盡管中國紡織品在全球市場“攻城略地”是貿易自由化的結果，中國政府、行業協會和企業為自由貿易做出了極大的努力，然而事實則是，入世後中國紡織品麵臨的貿易摩擦急劇上升。早在2004年，來自65個國家的115個行業組織簽署了《伊斯坦布爾宣言》，要求世貿組織關注一體化之後中國紡織品出口問題。土耳其更是於2004年底，宣布對來自中國的42類紡織品和成衣實施保障措施。隨後，阿根廷、巴西、埃及和加拿大競相效尤。配額取消之後，麵對中國紡織品“摧枯拉朽”一般的出口勢頭，歐美等發達國家更是“驚弓之鳥”，紛紛樹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
“後配額時代”的配額
配額全麵取消後，中國紡織品貿易摩擦與出口同時上升，為了維護自由貿易體製，中國“以退為進”，先後同歐盟、美國簽訂備忘錄，主動對部分產品進行數量限製。
“那時候，我們在華盛頓一呆就是半個多月，跟對華紡織品貿易有關的美國政府機構，我們一個部門挨著一個部門地去拜訪，隻要能夠聯係到的美國官員，我們也是一個不落地去遊說。”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高勇回憶說。
事實上，這種遊說的方式最終起到了效果。高勇說，在美國有兩大利益集團，一方是紡織品製造商，他們的利益確實受到了中國商品的衝擊；另一方是采購商，他們從中國物美價廉的產品中受益匪淺，同時受益的還有美國消費者。所以，我們通過“分而治之”的方式，先是去影響美國的采購商，進而利用美國兩黨競爭的政治體係影響到了美國當局的政策製定。
在應對歐盟和美國的貿易限製時，中國政府在“鬥爭”中漸漸形成了“分化瓦解”的談判策略。高勇說，我們先跟歐盟談，努力先同其達成協議，之後再與美國達成協議。事實證明這樣的策略達成了實效：2005年6月，中國與歐盟達成《關於中國部分輸歐紡織品備忘錄》；5個月之後，經過七輪艱苦談判，中美雙方終於簽署了《關於紡織品和服裝貿易的諒解備忘錄》。
兩個備忘錄的簽訂，一方麵避免了中國與歐美之間的貿易戰，取得了互惠共贏的結果。另一方麵，也再一次給中國紡織品出口增加了限製，成為了後配額時代的配額。
按照中美備忘錄規定，中方將從2006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對向美國出口的棉製褲子等21種紡織品實施數量管製。而根據中歐備忘錄，自2005年6月11日~2007年底，中國將主動對原產自中國的棉布、T恤、套頭衫等十類紡織品進行限製性輸出；同時，歐盟承諾2005年~2007年間，對上述十種紡織品之外的中國紡織產品克製使用242段條款，並於2008年對所有實現一體化的中國紡織品克製使用242條款。
在2005年中歐、中美多輪緊張、嚴肅的貿易談判中，有一個小插曲成了那年全球紡織行業關注的標誌性事件：6月11日淩晨，在中歐紡織品談判結束的一刻，原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將一件中國製造的灰色法國鱷魚牌T恤衫，送給了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
金融危機“衝擊波”
棉花等紡織原料的暴跌是全球性經濟危機對中國紡織行業產生影響的表現。危機導致市場需求低迷，一方麵大量對外出口企業訂單減少，另一方麵世界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高勇表示：“加入世貿之後，中國紡織品是最早受益的行業，也是遭受貿易保護主義衝擊最大的行業。”
“有一個很湊巧的現象，從中國加入WTO時起，幾乎每隔一個單數年就會發生一些對中國紡織行業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高勇說，“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3年針對中國紡織品的特保案激增，2005年紡織品出口配額取消，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直到2011年中國入世十周年。”他說。
加入WTO之後，中國發展融入全球經濟。根據奧地利學派“商業周期”理論，經濟繁榮導致產業鏈被延長，遠離消費者的生產性消費品行業擴張迅速，一旦危機爆發，隨之而來則是經濟蕭條，生產資料價格會首先下降，並相對於生活資料價格出現暴跌現象。根據這一理論，人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認識棉花等原料價格暴跌的現象。
自2010年3月份以來，棉花價格不斷上漲，一度達到32000元/噸，而11月之後，棉價突然下跌，目前徘徊在19000元/噸。同時，化纖等原料也大致保持著相似的運行軌跡，根據奧地利“商業周期”理論，棉花等紡織原料的暴跌是全球性經濟危機對中國紡織行業產生影響的表現。原料的暴跌則對中國的紡織行業產生了極大的衝擊。江蘇三房巷集團有限公司負責人賈金昌表示：“麵對如此巨大的波動，中國紡織行業有重新洗牌的可能。”
金融危機導致全球市場需求低迷，一方麵大量外向型企業訂單減少，另一方麵世界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越是經濟繁榮時期，貿易摩擦越不算什麽，越是經濟低迷，貿易摩擦越是常見和嚴重。”孫淮濱說，“麵對國內失業率的居高不下，經濟形勢的衰退不振，西方國家發起的貿易調查往往是轉移國內矛盾的手段。”
不斷熟悉WTO規則，並通過合理運用來維護自身利益，是中國企業入世以來的收獲之一。2009年7月，美國比威客·奧弗瑞公司向美國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申訴，要求對原產自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的窄幅織帶產品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廈門姚明織帶公司涉案184萬美元，被美方選定為兩項調查的強製應訴企業。在接到通知後，姚明織帶成立應對小組，積極應訴，公司還特撥200萬元作為應訴專項經費。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2010年7月，美國商務部公布了終裁結果，姚明織帶大獲全勝：在反傾銷案件中，“姚明織帶”獲零關稅；在反補貼案件中，稅率國內最低，僅為1.56%。本案是美國對中國紡織品發起的首起“雙反”調查，也是紡織品配額取消後美國對中國紡織品采取的第一期貿易救濟措施。
“能者上，平者讓，弱者下”
對任何一個WTO成員國來說，加入世貿組織都是一個“迎來送往”的過程。一方麵，海外企業在中國“開疆拓土”，另一方麵，中國企業隻能“內外兼修”，開拓全新的發展道路。
2001年以來，德國拜耳有限公司在中國的市場份額不斷擴大，2010年比前一年增長了30%，實現銷售收入29億歐元，占到全球市場份額的20%。
對任何一個WTO成員國來說，入世都是一個“迎來送往”的過程。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同時，中國的市場開始更加開放。入世十年也是國際紡織、服裝企業在中國不斷“開疆拓土”的十年，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中國市場成為國際紡織、服裝企業挽救頹勢的“諾亞方舟”。
“金融危機對國內企業的影響是絕對的，不影響是相對的。”紅領集團董事長張代理說，“市場經濟是一種公平的經濟。能者上，平者讓，弱者下。”紅領集團之所以有著如此的自信，是因為公司走出了一條極富特色的發展道路。早在2005年，紅領就把經營戰略轉向高端男正裝量身定製（MTM）業務。在公司的生產車間，同一條生產線上掛滿了顏色各異、大小不一的西裝半成品。“從下訂單到交貨隻需要三四天的時間。”張代理說。目前，紅領MTM業務銷售收入已占到公司總銷售的30%，利潤水平占到近一半。
張代理表示，全球化時代，消費者追求的是個性化，服裝的定製業務無疑是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勢。“到2015年，公司的高端定製業務將達到95%，屆時，紅領將真正成為世界高級MTM領域的第一品牌。”張代理說，“現在，在紐約隻要體驗過紅領MTM的消費者，一提及紅領，都會豎起大拇指，說Number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