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49年，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擔負國計民生重大發展規劃任務的中國紡織工業部成立。
1949年，中國人民的生活從此邁進了嶄新的曆史紀元。
1949年，作為國家工業基礎建立與壯大的母親行業，中國紡織工業在全新的曆史起點上展開了波瀾壯闊的發展畫卷。
70年來，為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活需求，為支撐國民經濟的振興發展，為實現從紡織大國到紡織強國的跨越，一代代紡織人深耕廣種、砥礪奮進，以噴薄的熱情和不懈的努力將我國建設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
如今，經過全麵深刻的轉型升級，全新的行業定位以及高質量發展要求下，中國紡織工業再一次站在時代的新起點上。回望70年來的風起雲湧，激情燃燒，知曆史才能明今日，曾共同走過的每一步都留下非凡印記。在這個值得紀念的特殊時間節點上，本刊特別推出“請回答1949”專題紀念策劃，讓我們共同回首紡織來時路，對話新中國紡織發展史上的那些人和事，聆聽時間的回音，以前人智慧點亮未來之路。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叩問1949，共慶70華誕。
陳樹津，祖籍浙江紹興上虞，1949年出生，與共和國同齡。從一個紡織機械廠學徒工到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黨委副書記、副會長、秘書長。49年的工作經曆全部在紡織行業，對此充滿感情。
1978年，我當時所在的天津市紡織機械器材工業公司領導告訴我一個消息：紡織工業部決定在五月份召開第一次全國紡織工業學大慶會議，現在要從幾個省市紡織工業局借調一些人去北京做籌備工作，天津紡織局準備派幾個人去，讓咱們公司去一個人，公司決定讓你去，可能要兩個多月。
1978 年3月25日我來到了北京，在紡織工業部政策研究室報到。兩個多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全國紡織工業學大慶會議圓滿結束，因為工作需要，我繼續被借調到紡織工業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沒承想，從來到北京開始，我就再也沒有回到天津上班，而在北京東長安街12 號這座大樓裏整整工作了36 年，一直幹到2014 年年滿65歲所有職務卸任。
機遇降臨
紡織工業部是1949 年10 月19 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會議上決定成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批部委機構之一，其1951 年興建的辦公大樓就在長安街上，隔著公安部就是天安門廣場，可見紡織工業當時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初來京的三年間，西章胡同、正義路4 號、南灣子胡同5 號這些地方都住過，留下許多有意思的記憶。剛到北京時就住在西直門內大街西章胡同紡織部招待所，來往客人都是全國各地來紡織部辦事的同誌，大家要憑所在省市紡織廳局介紹信，先到部裏行政司接待處開具證明，方能入住。房間極其簡單，隻有四張床，四個床頭櫃，四個臉盆，四個暖瓶。開始，我們一屋四個人都是籌備會議的，後來剩下我和禹長春，其他兩張床的人則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我在這裏隻是睡覺，早晨六點多去單位，晚上十點多回來，吃飯、洗澡、看書、學習都在部裏。
在招待所住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後來研究室的領導找行政司幫忙，我搬到了正義路4 號的單身宿舍。這是正義路與東郊民巷交叉路口的一幢西式洋樓，1949 年以前是日本橫濱正金銀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東長街12 號辦公大樓沒蓋好之前，這裏曾是紡織工業部的一個辦公地點。現在民生銀行在此辦公，這個樓被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樓裏的房間又高又大，樓道寬敞。部裏沒結婚的，婚後無房的，許多人都在這裏住。休息的時候，大家也常串門聊天，一台電視放在一個大房間裏，人也很多。我住在這裏品嚐過肖邦放製作的紅茶菌、唐麟鬆清蒸的大閘蟹，向吳永生老師（後任機械裝備司副司長）討教過怎麽防治腰椎間盤突出壓迫坐骨神經痛，一起圍觀過1980 年時中國隊參加的世界杯外圍賽（1982 年在西班牙決賽）電視轉播。住了一段時間後，我又搬到天安門紅牆後邊的南灣子胡同5 號單身宿舍。平房大院子，院子裏有棗樹、壓把兒井，夏天乘涼的好地方。屋子裏多是地板地，夜間有老鼠來回跑，冬天搬運蜂窩煤，生爐子取暖。
1979 年我結婚了。1980 年我愛人來北京探親，機械局王希鳳同誌就把她的房子騰出來讓我們住。後來，我在院子裏也住了一間，生產司有同誌親屬來，我也騰出來幾天。大家在這個大院裏相互幫忙，像個大家庭，挺熱鬧的。
住在單身宿舍那幾年，一天三餐基本都在部機關食堂吃，食堂多次被評為國家機關先進單位，飯菜既便宜又可口，魏德明、雲洪珊他們幾位老師傅做的燒茄子、炸豬排，都是經典佳肴，那叫好吃，讓人難忘。
充實積累
1981 年是我的幸運之年，經過京津對調手續，我調入北京，女兒也出生了，當年我已32歲。俗話說“三十而立”，我在經曆了工廠八年，工業公司五年、紡織工業部三年（借調）的基礎之上，今後的路就定在了我已經很感興趣的工業經濟管理方麵。我很清楚，實際工作16 年是我的優勢，但知識淺、窄、散是我的致命弱點，雖立足但不穩，我必須充實自己，腳踏實地，盡快提高，適應這個崗位。那時，我是把自己當成籃球隊的板凳隊員，千方百計增加板凳的厚度是自己的首要任務。
在研究室工作的一個最大優勢是可以參加各類高端會議，如在部裏，參加部領導召開的專題業務會議、重大工作討論會，甚至部長辦公會議，這裏可以聽到部、司局領導、技術權威的發言，這個待遇是部領導特批給研究室的。再如每年召開的全國紡織工業廳局長會議，研究室的同誌都被派到文件組、簡報組，聽各省市廳局長的發言，作記錄、寫簡報，那個時候會議時間都比較長，十天左右，所以討論工作比較充分。每位廳局長都能長篇大論講一番。又如全國紡織廳局辦公室主任會議，那時的辦公室主任幾乎個個都是筆杆子，上海施頤馨、江蘇龐群、山東周鐵民、湖北王潤生、河南張鶴亭、遼寧顧石民、天津李祖詩、北京張耀之、浙江鬱善等等，各省市廳局的重要文件、領導講話大都出自這些人之手，辦公室主任之會實際是筆杆子聚會，更多的是研究行業問題，而非行政工作。
研究室內部一片文風，除了開會、出差調研、查閱資料，就是寫。起草部領導講話、綜合性文件，寫調研報告，寫內參，寫紡織工業簡報，寫紡織工業通訊（那時對內對外、對上對下的宣傳全靠簡報和通訊，《中國紡織報》1986 年才創刊）。
吳主任他們不但親自動筆，還具體指導我們。同誌們出差回來，研究室領導要組織大家一起聽情況匯報，對一些熱點、新鮮問題還要進行討論。張鐸、周鵬年、陳義方、董齊亮、朱慶頤、薛慶時等同誌都是高水平。不僅引經據典，而且思路創新，有時意見不同則爭論不斷，我們聽得真是受益匪淺。現在大家常說的紡織三大終端產品，就是研究室同誌議論出來的想法。那幾年這些老同誌言傳身教給我最大的兩點收獲是：一為不怕苦和枯燥，要堅持寫，不怕改，吳主任常說：好文章是改出來的。隻有寫，才能促進思考，才能碰到問題，才能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才能提高認識水平、工作能力，甚至領導水平。寫作是一種綜合能力的體現。二要寫的言之有物，提煉歸納準確、實在。如果是嘩眾取寵、順潮流喊口號、長篇大論講概念，那叫“做”文章，不是真正筆杆子，也不一定真有水平。
初出任職
1985年經部黨組討論決定，4月20日吳文英部長簽發任命書，我擔任了辦公廳秘書處的副處長。在秘書處我分工負責部發文件核稿和打字室、收發室工作，核稿工作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水平、文字水平和業務知識，總體上說這些都是為部機關服務的工作。除此之外，秘書處也有專門的管理業務，即國家機關公文處理業務。公文處理是國家機關運轉的一個重要手段，公文處理工作的好壞，關係到機關辦公的水平，影響辦公的效率。
紡織工業部是個老部委，在公文處理方麵有著深厚的基礎和底蘊，做事規矩，不失大機關風範，這得益於辦公廳秘書處一直以來對工作的管理和對機關人員長年不斷的培訓、輔導，這也要求秘書處主管人員對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有關規定非常熟悉、對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有一定研究才行。我也是按照這個標準進行學習並繼承羅加、趙元璧、金餘等老處長們的工作方法開展工作（後來我經常在部機關及直屬單位主講公文處理）。在抓日常工作的同時，我常想在工作中還能有哪些突破。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計算機上輸入漢字開始興起，特別是五筆字型輸入法已有影響。我想，打字室現在十來個人，都是使用手動打字機，效率也就那樣了，而電腦打字明顯要比敲鉛字快的多，並且易於改錯，社會上也已出現利用計算機輸入、針打蠟紙、油印資料的情況，能不能運用這些打印公文呢？這將會大大提高效率。於是我找到五筆字型輸入法的發明人王永民，在中組部招待所地下室裏我們見了麵。他說，正在和有關單位進行這方麵的嚐試，你也可以提出要求，我們改進。回來後，我一方麵派打字員勘小玲參加王永民的五筆字型輸入法學習班，一方麵把打印公文的格式、字型、字號等要求提供給他。不久，合作就有了成效。先是勘小玲通過學習班學習，進步極快，打字效率提高幾倍，並且在王永民舉辦的比賽中獲獎，她回來後教打字室其他同誌掌握五筆字型輸入法。後來則是通過王永民他們的研究成果，在計算機上打印文件基本符合要求。這樣在辦公廳領導的支持下，我們向部領導提交了改造打字室的報告，由手動打字機改為計算機打字。主管科技的何正樟副部長派秘書王青華進行了調查，批準了我們的報告，同意立項。在部科技司孫文秋高工的幫助下，我們很快完成了這個改造項目。紡織工業部也是最早實現用計算機代替手工打字機打印公文的部委之一。這之後又出現了一個現象：過去打印公文，隻允許打一遍，校對後在蠟紙上直接改錯，然後送油印室印刷；而需要征求意見的文件可以打兩遍；最重要的部領導在全國會議上的講話也不準超過三遍，就得送鉛印室去排印。而自從采用計算機輸入、打印後，就反複出現了一些文件改兩三次的情況，原因是修改太方便了，把規矩也給破了。效率大為提高又帶來打印量加大、打印針頭總壞的問題，這讓我很頭痛，而換針頭成本太高。怎麽辦？針頭貴，但針並不貴，可是得有人會更換。當時部計算中心的魏侃同誌正在幫助機關維護計算機，我就請他幫忙，他很隨和熱心，不論工作時間還是業餘時間，隨叫隨到，幫我解決了問題。
責任愈重
打字室的十來個女孩子，個個手疾眼快、幹活利落，張惟是組長，管理得很好。我們商量，為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增加工作樂趣，在打字室搞一場電腦輸入漢字比賽，並設想今後每年搞一次。第一次比賽大家興高采烈地參加，鄔小青得了冠軍。第二次還未組織，我在秘書處的分工就被調整了，讓我負責值班室的工作，這讓我的壓力陡然增大。
值班室是部機關的中樞，部領導的秘書們也都在值班室。值班室直接為部領導服務，協調各司局有關工作，督辦落實；值班室又像公關部，對上聯係中辦、國辦，機要室就設在值班室裏，同時，與國家計委、經委、科委、外貿、人事、勞動等各個部委辦局、人民團體的值班室保持渠道暢通。值班室在許多部委又叫部長辦公室。值班，顧名思義，就是無論什麽時候都不能離開人，要及時處理工作。中辦、國辦要求我們值班室24小時必須有人，紅機子（保密機）鈴響三聲必須有人接聽，這不僅是製度，更是紀律。那時候晚上都是一個人值班，就是去廁所耳朵都要豎起來的感覺。
我開始負責值班室工作的時候，女兒快上小學了，但由於我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之中，一晃就十年過去了，女兒已然初中畢業。而我基本上沒給她開過家長會，沒給她輔導過功課，更沒給她報過任何課外班，送她去學習，也沒有在生活上給予關心，所以，都不太知道她是怎麽就長大了的。現在回想起來，遺憾頗多。
1990 年2 月7 日，我被任命為秘書處處長，5 月4 日值班室改稱為辦公廳部長辦公室，我被任命為部長辦公室主任，此職務也僅此一任，因為後來機構改革了。
1993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決定撤銷紡織工業部，組建成為事業單位性質的中國紡織總會，8月3日我被任命為總會辦公廳副主任。在秘書處、部長辦公室任職期間，主要還是事務性工作多；當辦公廳副主任後，由於分管調研處、法規處、信訪處，文字性工作又成為主要內容，這是因為紡織工業部改建成中國紡織總會後，撤銷了政策法規司，而綜合性文字工作的任務都落在了調研處。
這段時間我經曆了幾項大的工作。一是籌備中國紡織總會成立大會。1993 年6 月2 日召開，李鵬總理表示祝賀，朱?基、李嵐清副總理出席會議並講話，羅幹秘書長以及十幾個部委的領導出席會議。
二是籌備以國務院名義召開的全國紡織工作會議。1994 年8 月23 日召開，全國各省市主管工業的副省長、副市長、經貿委主任、紡織廳局長等共200 多人參加了會議。羅幹秘書長主持，李嵐清副總理講話，國家經貿委王忠禹主任、吳文英會長講話。調研處的同誌在中南海裏幫助起草講話稿。
三是籌備全國紡織勞動模範、先進集體表彰大會暨全國紡織思想政治工作會議。1995 年4 月10 日召開。我因在值班室、部長辦公室工作時與國辦各秘書局建立了比較熟悉的工作關係，部領導就派我在國辦聯係有關準備工作。那些天我三天兩頭往中南海跑，向國辦領導匯報情況，如國務院副秘書長張克智同誌、秘書二局局長石秀詩同誌、副局長趙維綏同誌、秘書一局局長李樹文同誌等，他們對這次紡織勞模大會的召開給予了很大支持。4 月13 日，全體會議代表在中南海紫光閣受到了李鵬總理，朱?基、李嵐清、吳邦國副總理，羅幹秘書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並合影，李鵬總理還講了話。能夠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閣並受到這麽多中央領導同誌的接見，這在各個行業中是絕少得到的待遇。勞模們感到無比榮幸。
四是製定紡織行業改革解困方案。1997 年中央抓國有企業改革解困，紡織漸為重點，因為虧損最大。國家經貿委要求中國紡織總會提出解困方案，總會各個部門都在研究，辦公廳調研處更是集中精力起草這一方案。7 月份因吳文英會長年滿65歲，由石萬鵬同誌接任會長。石萬鵬同誌在國家經貿委就主管紡織脫困工作，到總會後繼續下大力量抓，朱?基副總理也親自過問。11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紡織工業被列為國有企業改革脫困的突破口，並明確了要用三年時間壓縮淘汰1000萬落後棉紡錠，分流120 萬國有企業職工，全行業實現扭虧為盈的目標。正是由於解困工作，我在王天凱同誌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內容徹底轉為行業業務工作。
五是編輯《中國紡織工業年鑒》。“紡織年鑒”是改革開放以後1981年才開始編輯出版的，以史為鑒，紡織工業的發展曆程也得到了係統的記載。開始由研究室朱慶頤處長任編輯部主任，一直編輯出版到1990年，由於他到了退休年齡，就由我來接替工作。我從1991 年到2000 年共編輯了八冊（壓錠三年合出一冊），總計650 萬字，相當部分的工作量是利用業餘時間。雖然期間經曆過三次機構改革，但始終堅持下來沒有斷檔。2001 年國家局被撤銷，成立了協會，就把此項工作交給中國紡織經濟研究中心改版為年度《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並繼續延續下來。
在編輯“年鑒”中，我覺得有一件工作挺有意義。那時因為我不太了解1949年以來擔任過紡織工業部的部級領導幹部都有誰，有一次李濤同誌到值班室來，我不認識他，而後我問別的同誌他是誰，老同誌告訴我，他是遼化總指揮，也是紡織部副部長，平時都在遼陽。當我主編了“年鑒”後，我就想應該把曆任部級領導登在“年鑒”上。於是，我請人事司的同誌列名單，並寫簡曆，我則通過各種方式聯係要他們的照片，最後在1992 年“年鑒”上，紡織工業部所有曆任部級領導幹部都如數登在上麵，這應該是第一次。
我在值班室、部長辦公室、辦公廳任職的時間，有十二年左右，一直是吳文英同誌擔任紡織工業部黨組書記、部長，我也曾負責過一段時間的部黨組秘書工作，把我放在這些位置上，是吳文英部長及部黨組對我的極大信任。2005 年後吳部長因身體不好，經常住院，我曾多次看望。2007 年4 月25 日，賀鳳仙同誌（中國紡織機械和技術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吳部長工作時期的秘書）給我打電話，說吳部長不太好，你趕緊到北京醫院來。我當時出差正在回北京的火車上，接到電話，下火車就趕去北京醫院，26日，吳部長就去世了。後來我代表中國紡織工業協會送吳部長骨灰到常州安放。2008 年，我又代表“協會”參加了吳部長骨灰在運河的撒放儀式。至今還是很懷念吳部長。
1949年，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擔負國計民生重大發展規劃任務的中國紡織工業部成立。
1949年，中國人民的生活從此邁進了嶄新的曆史紀元。
1949年，作為國家工業基礎建立與壯大的母親行業，中國紡織工業在全新的曆史起點上展開了波瀾壯闊的發展畫卷。
70年來，為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活需求，為支撐國民經濟的振興發展，為實現從紡織大國到紡織強國的跨越，一代代紡織人深耕廣種、砥礪奮進，以噴薄的熱情和不懈的努力將我國建設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
如今，經過全麵深刻的轉型升級，全新的行業定位以及高質量發展要求下，中國紡織工業再一次站在時代的新起點上。回望70年來的風起雲湧，激情燃燒，知曆史才能明今日，曾共同走過的每一步都留下非凡印記。在這個值得紀念的特殊時間節點上，本刊特別推出“請回答1949”專題紀念策劃，讓我們共同回首紡織來時路，對話新中國紡織發展史上的那些人和事，聆聽時間的回音，以前人智慧點亮未來之路。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叩問1949，共慶70華誕。
陳樹津，祖籍浙江紹興上虞，1949年出生，與共和國同齡。從一個紡織機械廠學徒工到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黨委副書記、副會長、秘書長。49年的工作經曆全部在紡織行業，對此充滿感情。
1978年，我當時所在的天津市紡織機械器材工業公司領導告訴我一個消息：紡織工業部決定在五月份召開第一次全國紡織工業學大慶會議，現在要從幾個省市紡織工業局借調一些人去北京做籌備工作，天津紡織局準備派幾個人去，讓咱們公司去一個人，公司決定讓你去，可能要兩個多月。
1978 年3月25日我來到了北京，在紡織工業部政策研究室報到。兩個多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全國紡織工業學大慶會議圓滿結束，因為工作需要，我繼續被借調到紡織工業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沒承想，從來到北京開始，我就再也沒有回到天津上班，而在北京東長安街12 號這座大樓裏整整工作了36 年，一直幹到2014 年年滿65歲所有職務卸任。
機遇降臨
紡織工業部是1949 年10 月19 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會議上決定成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批部委機構之一，其1951 年興建的辦公大樓就在長安街上，隔著公安部就是天安門廣場，可見紡織工業當時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初來京的三年間，西章胡同、正義路4 號、南灣子胡同5 號這些地方都住過，留下許多有意思的記憶。剛到北京時就住在西直門內大街西章胡同紡織部招待所，來往客人都是全國各地來紡織部辦事的同誌，大家要憑所在省市紡織廳局介紹信，先到部裏行政司接待處開具證明，方能入住。房間極其簡單，隻有四張床，四個床頭櫃，四個臉盆，四個暖瓶。開始，我們一屋四個人都是籌備會議的，後來剩下我和禹長春，其他兩張床的人則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我在這裏隻是睡覺，早晨六點多去單位，晚上十點多回來，吃飯、洗澡、看書、學習都在部裏。
在招待所住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後來研究室的領導找行政司幫忙，我搬到了正義路4 號的單身宿舍。這是正義路與東郊民巷交叉路口的一幢西式洋樓，1949 年以前是日本橫濱正金銀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東長街12 號辦公大樓沒蓋好之前，這裏曾是紡織工業部的一個辦公地點。現在民生銀行在此辦公，這個樓被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樓裏的房間又高又大，樓道寬敞。部裏沒結婚的，婚後無房的，許多人都在這裏住。休息的時候，大家也常串門聊天，一台電視放在一個大房間裏，人也很多。我住在這裏品嚐過肖邦放製作的紅茶菌、唐麟鬆清蒸的大閘蟹，向吳永生老師（後任機械裝備司副司長）討教過怎麽防治腰椎間盤突出壓迫坐骨神經痛，一起圍觀過1980 年時中國隊參加的世界杯外圍賽（1982 年在西班牙決賽）電視轉播。住了一段時間後，我又搬到天安門紅牆後邊的南灣子胡同5 號單身宿舍。平房大院子，院子裏有棗樹、壓把兒井，夏天乘涼的好地方。屋子裏多是地板地，夜間有老鼠來回跑，冬天搬運蜂窩煤，生爐子取暖。
1979 年我結婚了。1980 年我愛人來北京探親，機械局王希鳳同誌就把她的房子騰出來讓我們住。後來，我在院子裏也住了一間，生產司有同誌親屬來，我也騰出來幾天。大家在這個大院裏相互幫忙，像個大家庭，挺熱鬧的。
住在單身宿舍那幾年，一天三餐基本都在部機關食堂吃，食堂多次被評為國家機關先進單位，飯菜既便宜又可口，魏德明、雲洪珊他們幾位老師傅做的燒茄子、炸豬排，都是經典佳肴，那叫好吃，讓人難忘。
充實積累
1981 年是我的幸運之年，經過京津對調手續，我調入北京，女兒也出生了，當年我已32歲。俗話說“三十而立”，我在經曆了工廠八年，工業公司五年、紡織工業部三年（借調）的基礎之上，今後的路就定在了我已經很感興趣的工業經濟管理方麵。我很清楚，實際工作16 年是我的優勢，但知識淺、窄、散是我的致命弱點，雖立足但不穩，我必須充實自己，腳踏實地，盡快提高，適應這個崗位。那時，我是把自己當成籃球隊的板凳隊員，千方百計增加板凳的厚度是自己的首要任務。
在研究室工作的一個最大優勢是可以參加各類高端會議，如在部裏，參加部領導召開的專題業務會議、重大工作討論會，甚至部長辦公會議，這裏可以聽到部、司局領導、技術權威的發言，這個待遇是部領導特批給研究室的。再如每年召開的全國紡織工業廳局長會議，研究室的同誌都被派到文件組、簡報組，聽各省市廳局長的發言，作記錄、寫簡報，那個時候會議時間都比較長，十天左右，所以討論工作比較充分。每位廳局長都能長篇大論講一番。又如全國紡織廳局辦公室主任會議，那時的辦公室主任幾乎個個都是筆杆子，上海施頤馨、江蘇龐群、山東周鐵民、湖北王潤生、河南張鶴亭、遼寧顧石民、天津李祖詩、北京張耀之、浙江鬱善等等，各省市廳局的重要文件、領導講話大都出自這些人之手，辦公室主任之會實際是筆杆子聚會，更多的是研究行業問題，而非行政工作。
研究室內部一片文風，除了開會、出差調研、查閱資料，就是寫。起草部領導講話、綜合性文件，寫調研報告，寫內參，寫紡織工業簡報，寫紡織工業通訊（那時對內對外、對上對下的宣傳全靠簡報和通訊，《中國紡織報》1986 年才創刊）。
吳主任他們不但親自動筆，還具體指導我們。同誌們出差回來，研究室領導要組織大家一起聽情況匯報，對一些熱點、新鮮問題還要進行討論。張鐸、周鵬年、陳義方、董齊亮、朱慶頤、薛慶時等同誌都是高水平。不僅引經據典，而且思路創新，有時意見不同則爭論不斷，我們聽得真是受益匪淺。現在大家常說的紡織三大終端產品，就是研究室同誌議論出來的想法。那幾年這些老同誌言傳身教給我最大的兩點收獲是：一為不怕苦和枯燥，要堅持寫，不怕改，吳主任常說：好文章是改出來的。隻有寫，才能促進思考，才能碰到問題，才能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才能提高認識水平、工作能力，甚至領導水平。寫作是一種綜合能力的體現。二要寫的言之有物，提煉歸納準確、實在。如果是嘩眾取寵、順潮流喊口號、長篇大論講概念，那叫“做”文章，不是真正筆杆子，也不一定真有水平。
初出任職
1985年經部黨組討論決定，4月20日吳文英部長簽發任命書，我擔任了辦公廳秘書處的副處長。在秘書處我分工負責部發文件核稿和打字室、收發室工作，核稿工作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水平、文字水平和業務知識，總體上說這些都是為部機關服務的工作。除此之外，秘書處也有專門的管理業務，即國家機關公文處理業務。公文處理是國家機關運轉的一個重要手段，公文處理工作的好壞，關係到機關辦公的水平，影響辦公的效率。
紡織工業部是個老部委，在公文處理方麵有著深厚的基礎和底蘊，做事規矩，不失大機關風範，這得益於辦公廳秘書處一直以來對工作的管理和對機關人員長年不斷的培訓、輔導，這也要求秘書處主管人員對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有關規定非常熟悉、對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有一定研究才行。我也是按照這個標準進行學習並繼承羅加、趙元璧、金餘等老處長們的工作方法開展工作（後來我經常在部機關及直屬單位主講公文處理）。在抓日常工作的同時，我常想在工作中還能有哪些突破。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計算機上輸入漢字開始興起，特別是五筆字型輸入法已有影響。我想，打字室現在十來個人，都是使用手動打字機，效率也就那樣了，而電腦打字明顯要比敲鉛字快的多，並且易於改錯，社會上也已出現利用計算機輸入、針打蠟紙、油印資料的情況，能不能運用這些打印公文呢？這將會大大提高效率。於是我找到五筆字型輸入法的發明人王永民，在中組部招待所地下室裏我們見了麵。他說，正在和有關單位進行這方麵的嚐試，你也可以提出要求，我們改進。回來後，我一方麵派打字員勘小玲參加王永民的五筆字型輸入法學習班，一方麵把打印公文的格式、字型、字號等要求提供給他。不久，合作就有了成效。先是勘小玲通過學習班學習，進步極快，打字效率提高幾倍，並且在王永民舉辦的比賽中獲獎，她回來後教打字室其他同誌掌握五筆字型輸入法。後來則是通過王永民他們的研究成果，在計算機上打印文件基本符合要求。這樣在辦公廳領導的支持下，我們向部領導提交了改造打字室的報告，由手動打字機改為計算機打字。主管科技的何正樟副部長派秘書王青華進行了調查，批準了我們的報告，同意立項。在部科技司孫文秋高工的幫助下，我們很快完成了這個改造項目。紡織工業部也是最早實現用計算機代替手工打字機打印公文的部委之一。這之後又出現了一個現象：過去打印公文，隻允許打一遍，校對後在蠟紙上直接改錯，然後送油印室印刷；而需要征求意見的文件可以打兩遍；最重要的部領導在全國會議上的講話也不準超過三遍，就得送鉛印室去排印。而自從采用計算機輸入、打印後，就反複出現了一些文件改兩三次的情況，原因是修改太方便了，把規矩也給破了。效率大為提高又帶來打印量加大、打印針頭總壞的問題，這讓我很頭痛，而換針頭成本太高。怎麽辦？針頭貴，但針並不貴，可是得有人會更換。當時部計算中心的魏侃同誌正在幫助機關維護計算機，我就請他幫忙，他很隨和熱心，不論工作時間還是業餘時間，隨叫隨到，幫我解決了問題。
責任愈重
打字室的十來個女孩子，個個手疾眼快、幹活利落，張惟是組長，管理得很好。我們商量，為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增加工作樂趣，在打字室搞一場電腦輸入漢字比賽，並設想今後每年搞一次。第一次比賽大家興高采烈地參加，鄔小青得了冠軍。第二次還未組織，我在秘書處的分工就被調整了，讓我負責值班室的工作，這讓我的壓力陡然增大。
值班室是部機關的中樞，部領導的秘書們也都在值班室。值班室直接為部領導服務，協調各司局有關工作，督辦落實；值班室又像公關部，對上聯係中辦、國辦，機要室就設在值班室裏，同時，與國家計委、經委、科委、外貿、人事、勞動等各個部委辦局、人民團體的值班室保持渠道暢通。值班室在許多部委又叫部長辦公室。值班，顧名思義，就是無論什麽時候都不能離開人，要及時處理工作。中辦、國辦要求我們值班室24小時必須有人，紅機子（保密機）鈴響三聲必須有人接聽，這不僅是製度，更是紀律。那時候晚上都是一個人值班，就是去廁所耳朵都要豎起來的感覺。
我開始負責值班室工作的時候，女兒快上小學了，但由於我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之中，一晃就十年過去了，女兒已然初中畢業。而我基本上沒給她開過家長會，沒給她輔導過功課，更沒給她報過任何課外班，送她去學習，也沒有在生活上給予關心，所以，都不太知道她是怎麽就長大了的。現在回想起來，遺憾頗多。
1990 年2 月7 日，我被任命為秘書處處長，5 月4 日值班室改稱為辦公廳部長辦公室，我被任命為部長辦公室主任，此職務也僅此一任，因為後來機構改革了。
1993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決定撤銷紡織工業部，組建成為事業單位性質的中國紡織總會，8月3日我被任命為總會辦公廳副主任。在秘書處、部長辦公室任職期間，主要還是事務性工作多；當辦公廳副主任後，由於分管調研處、法規處、信訪處，文字性工作又成為主要內容，這是因為紡織工業部改建成中國紡織總會後，撤銷了政策法規司，而綜合性文字工作的任務都落在了調研處。
這段時間我經曆了幾項大的工作。一是籌備中國紡織總會成立大會。1993 年6 月2 日召開，李鵬總理表示祝賀，朱?基、李嵐清副總理出席會議並講話，羅幹秘書長以及十幾個部委的領導出席會議。
二是籌備以國務院名義召開的全國紡織工作會議。1994 年8 月23 日召開，全國各省市主管工業的副省長、副市長、經貿委主任、紡織廳局長等共200 多人參加了會議。羅幹秘書長主持，李嵐清副總理講話，國家經貿委王忠禹主任、吳文英會長講話。調研處的同誌在中南海裏幫助起草講話稿。
三是籌備全國紡織勞動模範、先進集體表彰大會暨全國紡織思想政治工作會議。1995 年4 月10 日召開。我因在值班室、部長辦公室工作時與國辦各秘書局建立了比較熟悉的工作關係，部領導就派我在國辦聯係有關準備工作。那些天我三天兩頭往中南海跑，向國辦領導匯報情況，如國務院副秘書長張克智同誌、秘書二局局長石秀詩同誌、副局長趙維綏同誌、秘書一局局長李樹文同誌等，他們對這次紡織勞模大會的召開給予了很大支持。4 月13 日，全體會議代表在中南海紫光閣受到了李鵬總理，朱?基、李嵐清、吳邦國副總理，羅幹秘書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並合影，李鵬總理還講了話。能夠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閣並受到這麽多中央領導同誌的接見，這在各個行業中是絕少得到的待遇。勞模們感到無比榮幸。
四是製定紡織行業改革解困方案。1997 年中央抓國有企業改革解困，紡織漸為重點，因為虧損最大。國家經貿委要求中國紡織總會提出解困方案，總會各個部門都在研究，辦公廳調研處更是集中精力起草這一方案。7 月份因吳文英會長年滿65歲，由石萬鵬同誌接任會長。石萬鵬同誌在國家經貿委就主管紡織脫困工作，到總會後繼續下大力量抓，朱?基副總理也親自過問。11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紡織工業被列為國有企業改革脫困的突破口，並明確了要用三年時間壓縮淘汰1000萬落後棉紡錠，分流120 萬國有企業職工，全行業實現扭虧為盈的目標。正是由於解困工作，我在王天凱同誌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內容徹底轉為行業業務工作。
五是編輯《中國紡織工業年鑒》。“紡織年鑒”是改革開放以後1981年才開始編輯出版的，以史為鑒，紡織工業的發展曆程也得到了係統的記載。開始由研究室朱慶頤處長任編輯部主任，一直編輯出版到1990年，由於他到了退休年齡，就由我來接替工作。我從1991 年到2000 年共編輯了八冊（壓錠三年合出一冊），總計650 萬字，相當部分的工作量是利用業餘時間。雖然期間經曆過三次機構改革，但始終堅持下來沒有斷檔。2001 年國家局被撤銷，成立了協會，就把此項工作交給中國紡織經濟研究中心改版為年度《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並繼續延續下來。
在編輯“年鑒”中，我覺得有一件工作挺有意義。那時因為我不太了解1949年以來擔任過紡織工業部的部級領導幹部都有誰，有一次李濤同誌到值班室來，我不認識他，而後我問別的同誌他是誰，老同誌告訴我，他是遼化總指揮，也是紡織部副部長，平時都在遼陽。當我主編了“年鑒”後，我就想應該把曆任部級領導登在“年鑒”上。於是，我請人事司的同誌列名單，並寫簡曆，我則通過各種方式聯係要他們的照片，最後在1992 年“年鑒”上，紡織工業部所有曆任部級領導幹部都如數登在上麵，這應該是第一次。
我在值班室、部長辦公室、辦公廳任職的時間，有十二年左右，一直是吳文英同誌擔任紡織工業部黨組書記、部長，我也曾負責過一段時間的部黨組秘書工作，把我放在這些位置上，是吳文英部長及部黨組對我的極大信任。2005 年後吳部長因身體不好，經常住院，我曾多次看望。2007 年4 月25 日，賀鳳仙同誌（中國紡織機械和技術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吳部長工作時期的秘書）給我打電話，說吳部長不太好，你趕緊到北京醫院來。我當時出差正在回北京的火車上，接到電話，下火車就趕去北京醫院，26日，吳部長就去世了。後來我代表中國紡織工業協會送吳部長骨灰到常州安放。2008 年，我又代表“協會”參加了吳部長骨灰在運河的撒放儀式。至今還是很懷念吳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