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實現了增速較高、通脹較低、就業較好的良好局麵，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十四五”開局良好。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經濟發展仍麵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施好擴大內需戰略，增強發展內生動力”。內需潛力大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優勢，也是增強內生發展動力的基礎。據統計，2021年，我國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79.1%， 國內循環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明顯增強。在新形勢下，我們應重點統籌短期與長期的關係，局部與整體的關係，發展與改革的關係，把握“三個聚焦”，聚焦短期需求收縮壓力，聚焦國家重大戰略，聚焦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宏觀政策精準性，夯實國內需求發展基礎，激發國內需求潛力，通過更好地擴大內需應對壓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聚焦短期需求收縮壓力，提升宏觀政策精準性
2021年，盡管我國經濟受到貿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汛情等短期因素衝擊擾動，但消費、投資需求仍然平穩增長，出口需求成為經濟亮點。同時我國國內需求增速放緩， 收縮的壓力也有所增大。麵對當前存在的短期國內需求緊縮壓力，應客觀認識並厘清其原因，通過加強宏觀調控，提升宏觀政策精準性積極應對。
（一）我國具有應對短期需求收縮壓力的宏觀調控“底氣” 。從經濟發展基本麵上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0.37萬億元，到2021 年突破114萬億元大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2 萬美元， 接近世界銀行的高收入國家門檻,且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繼續保持了平穩上升勢頭，近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強力引擎。經濟增長惠及民生,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全麵小康的曆史性跨越, 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取得了消除絕對貧困的偉大成就。同時,市場經濟規模不斷拓展，發展質量逐漸提升,為人們提供了廣泛參與經濟、共享發展成果的機會，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增長迅速，按三口之家年收入10萬–50萬元為標準的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可以說，我國經濟整體平穩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仍然存在，這為我們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應對短期需求收縮壓力提供了雄厚底氣。
（ 二） 厘清影響內部需求收縮的主要因素。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消費需求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居民消費能力不足。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義增長9.1%，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8.1%，其中城鎮居民實際增長7.1%，低於GDP8.1%的增速。二是居民消費意願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呈多地局部暴發和零星散發狀態，對線下消費產生嚴重影響，尤其是餐飲、住宿、旅遊等生活性消費方麵。三是居民消費習慣改變。受疫情持續和防控常態化影響，居民消費習慣已發生長期改變。根據2021年第四季度中國人民銀行所做的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儲戶選擇更多儲蓄的占比為51.8%，比前一季度又增加1.0個百分點， 遠高於疫前水平。影響我國投資需求收縮的主要原因則有兩個方麵，一方麵在於房地產投資減弱。2021年以來，房地產企業麵臨融資“三道紅線”、銀行貸款集中度管理“兩個上限”、地方政府土地出讓“兩個集中”三重調控政策，融資監管持續呈高壓態勢，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成為固定資產投資下行的主要因素，收入下滑外加還款壓力增大也將對新增房地產投資形成持續抑製。另一方麵，為控製宏觀杠杆率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城投公司等地方投融資平台受到嚴格的融資監管約束， 社會融資條件趨緊，導致社會融資規模整體收縮，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持續低迷。
（ 三） 在“ 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基調下提升宏觀政策的精準性。在世紀疫情衝擊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我國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和不確定。應對短期需求收縮壓力， 仍然應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 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繼續進行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觀調控，同時不搞“大水漫灌”，不斷提升宏觀政策的精準性，既提高宏觀調控效率,又協同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優化。首先，應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穩定，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注重經濟風險防範，繼續推動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的“ 六保”以及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六穩”。二是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實施新的減稅降費政策，進一步降低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優化財政支出的重點和結構；繼續發揮專項債對有效投資的拉動作用，可小幅上調發行規模，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增強發展的平衡性與協調性。三是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根據經濟增長需要適時降準降息，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注重采用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再貸款、再貼現等工具，引導金融機構定向支持小微企業、三農、綠色產業、研發投資等的融資需求。四是積極擴大有效投資。進一步加大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投資，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比重。加快推進“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確定的重大工程項目和專項規劃重點項目實施。五是積極擴大消費。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穩定和擴大消費，適應居民消費習慣變化和提質升級需要，挖掘消費熱點和增長點，進一步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六是注重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在堅持以我為主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改革，立足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協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經濟挑戰，推動宏觀調控政策效果的內外均衡，更好地暢通“雙循環”。
聚焦國家重大戰略， 夯實國內需求的發展基礎
長期來看，應對需求收縮壓力，歸根結底還得靠發展。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實現長期穩定擴大需求的決定性因素,沒有經濟發展，擴大需求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消費、投資、進出口需求不斷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國各項重大發展戰略的有效實施所形成的經濟增長效益。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我們也應該聚焦新時期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更加重視將經濟短期運行與中長期發展有效銜接，推動我國經濟邁上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之路，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做大做好發展的“蛋糕”，夯實擴大國內需求的發展基礎。
（ 一） 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釋放我國擴大內需的巨大空間潛能。一是深入實施重大區域發展戰略。立足我國國情和國家現代化發展需要,從解決區域間和區域內部發展差距的角度，深入實施東部率先、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戰略以及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海南全麵深化改革開放、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等區域發展戰略，構建“統籌有力、競爭有序、綠色協調、共享共贏”區域協調發展新機製，優化經濟發展地理格局，挖掘我國擴大需求的巨大空間潛能。二是增強欠發達區域發展能力。加快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製定差異化的區域發展目標和戰略重點，強化落後地區的公共服務財政供給能力，加大對貧困地區、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推動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公共資源、生態係統、人力資本、曆史文化等整體提升，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提升欠發達區域的發展能力。三是加快推進區域協作。以東西合作、南北合作為重點，完善區域協調發展機製，深化對口幫扶製度，完善結對幫扶關係，拓展幫扶領域，健全幫扶機製，優化幫扶方式，加強產業合作、資源互補、勞務對接、人才交流，動員全社會參與，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
（二）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增強城市對擴大內需的帶動作用。一是強化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輻射帶動能力。按照宜居、創新、智慧、綠色、人文、韌性的要求，建設一批高品質中心城市，形成人居品質示範效應，推動城鎮化由偏重數量規模增加向注重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質量內涵提升轉變。依托都市圈、城市群形成優勢產業集群，基於現實條件優勢互補、合理定位和分工，形成更多就業機會。二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務和治理水平。注重市、區、縣和街道等不同層級的公共服務功能配套，積極引導多樣化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 形成與人口更加密集相適應的住房、教育、醫療、交通、就業等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和品質不斷提高的服務水平。深化城市管理體製和社會政策配套改革，協同推進戶籍製度改革和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提升城市和社區治理水平，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質量，促進流動人口和諧融入。三是完善城鄉融合發展的體製機製。深入實施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建立更高質量的城鄉融合發展體製機製和政策體係，堅持以城帶鄉，城鄉統籌， 突出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麵實現由“鄉”到“城”的轉型。一體化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強化教育、醫療、社保、住房、養老等資源在城鄉空間配置的均衡,避免城鄉之間因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形成房地產等財富分化，縮小城鄉財產性收入差距。
（ 三） 推進就業優先戰略，夯實擴大內需的居民收入增長基礎。就業直接關乎居民收入穩定。改革開放以來，盡管遇到了多次經濟波動，我國的勞動參與水平始終較高，失業率總體維持在較低水平，基本保持了就業形勢的穩定。就業規模的擴大和就業機會的增加，有力保障了居民收入的穩定增長，為保持需求穩定提供了良好基礎。進一步擴大需求，應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擴大就業容量的同時，將促進更好質量和更充分就業放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進一步加強勞動保護和就業服務。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和長期利益，不斷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係，推進就業信息服務智慧化、就業服務群體多元化，完善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役軍人等重點群體就業支持體係，提升勞動者就業能力。減少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歧視和壟斷，治理同工不同酬，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和享受公平待遇。大力支持發展就業新業態，拓寬靈活就業渠道，加強對靈活就業人員的就業服務、勞動權益和基本生活保障。
聚焦收入分配改革， 激發國內需求潛力
收入分配是影響需求特別是國內需求的關鍵。其在國民經濟運轉全鏈條中連接著生產和消費，發揮著重要作用。分配製度和分配方式是否合理,直接關係著社會成員的收入狀況和消費能力，同時決定著社會產品能否有效地進入消費環節,間接影響著投資需求水平。應對國內需求收縮壓力,也應從收入分配製度著手，結合共同富裕目標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完善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收入分配製度，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進一步激發我國國內需求潛力。
（一）在初次分配領域,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製度，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製。繼續完善勞動、土地、資本、技術、管理、知識、數據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製，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深化工資製度改革，提升勞動者獲取收入能力，增加居民工資性收入。不斷健全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及正常增長機製。根據經濟發展、物價變動等因素，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積極穩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和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著力提高一線崗位和基層勞動者工資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完善上市公司分紅製度，拓寬居民租金、股息、紅利等增收渠道，創新更多適應家庭財富管理需求的金融產品。強化監管措施，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實施員工持股計劃,有效保護股權、債權、物權和知識產權等無形財產權益。完善土地出讓收入分配機製，多渠道增加農民集體和個人分享的增值收益、股權收益、資產收益。
（二）在再分配領域，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健全直接稅體係，完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製度，進一步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和監管，完善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和處罰措施。改革完善房地產稅，適時開征遺產稅。集中更多財力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放寬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條件，實現社會保險法定人群全覆蓋，穩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健全國有資本收益分享機製，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上交比例，更多用於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管理， 確保“房住不炒”和擴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健全最低生活保障製度和多層次救助體係，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動態調整機製。加大均衡性轉移支付、階段性財力補助、產糧大縣獎勵資金、農村綜合改革轉移支付等一般性轉移支付的統籌力度。優化中央基建投資結構，優先用於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重大項目，重點投向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社會公益服務、公共基礎設施、農業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和修複、重大科技進步、社會管理、國家安全等公共領域項目。
（三）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三次分配是一種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道德實踐活動，通過公益慈善捐贈、資助和誌願服務，發揮倡導共濟互助、促進社會和諧的功能，是對分配領域市場機製、政府機製的有益補充和完善。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應大力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慈善精神，提倡財富源自社會又回報社會的現代慈善理念，培育互助共濟的慈善文化和環境。積極培育慈善組織，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舉辦醫院、學校、養老服務等公益事業。落實並完善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 研究開征贈與稅。加大對先進企業、個人和慈善組織的表彰獎勵和宣傳，提升全社會發展公益慈善的驅動力。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22年第1期
聚焦短期需求收縮壓力，提升宏觀政策精準性
2021年，盡管我國經濟受到貿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汛情等短期因素衝擊擾動，但消費、投資需求仍然平穩增長，出口需求成為經濟亮點。同時我國國內需求增速放緩， 收縮的壓力也有所增大。麵對當前存在的短期國內需求緊縮壓力，應客觀認識並厘清其原因，通過加強宏觀調控，提升宏觀政策精準性積極應對。
（一）我國具有應對短期需求收縮壓力的宏觀調控“底氣” 。從經濟發展基本麵上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0.37萬億元，到2021 年突破114萬億元大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2 萬美元， 接近世界銀行的高收入國家門檻,且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繼續保持了平穩上升勢頭，近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強力引擎。經濟增長惠及民生,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全麵小康的曆史性跨越, 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取得了消除絕對貧困的偉大成就。同時,市場經濟規模不斷拓展，發展質量逐漸提升,為人們提供了廣泛參與經濟、共享發展成果的機會，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增長迅速，按三口之家年收入10萬–50萬元為標準的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可以說，我國經濟整體平穩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仍然存在，這為我們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應對短期需求收縮壓力提供了雄厚底氣。
（ 二） 厘清影響內部需求收縮的主要因素。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消費需求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居民消費能力不足。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義增長9.1%，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8.1%，其中城鎮居民實際增長7.1%，低於GDP8.1%的增速。二是居民消費意願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呈多地局部暴發和零星散發狀態，對線下消費產生嚴重影響，尤其是餐飲、住宿、旅遊等生活性消費方麵。三是居民消費習慣改變。受疫情持續和防控常態化影響，居民消費習慣已發生長期改變。根據2021年第四季度中國人民銀行所做的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儲戶選擇更多儲蓄的占比為51.8%，比前一季度又增加1.0個百分點， 遠高於疫前水平。影響我國投資需求收縮的主要原因則有兩個方麵，一方麵在於房地產投資減弱。2021年以來，房地產企業麵臨融資“三道紅線”、銀行貸款集中度管理“兩個上限”、地方政府土地出讓“兩個集中”三重調控政策，融資監管持續呈高壓態勢，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成為固定資產投資下行的主要因素，收入下滑外加還款壓力增大也將對新增房地產投資形成持續抑製。另一方麵，為控製宏觀杠杆率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城投公司等地方投融資平台受到嚴格的融資監管約束， 社會融資條件趨緊，導致社會融資規模整體收縮，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持續低迷。
（ 三） 在“ 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基調下提升宏觀政策的精準性。在世紀疫情衝擊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我國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和不確定。應對短期需求收縮壓力， 仍然應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 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繼續進行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觀調控，同時不搞“大水漫灌”，不斷提升宏觀政策的精準性，既提高宏觀調控效率,又協同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優化。首先，應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穩定，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注重經濟風險防範，繼續推動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的“ 六保”以及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六穩”。二是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實施新的減稅降費政策，進一步降低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優化財政支出的重點和結構；繼續發揮專項債對有效投資的拉動作用，可小幅上調發行規模，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增強發展的平衡性與協調性。三是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根據經濟增長需要適時降準降息，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注重采用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再貸款、再貼現等工具，引導金融機構定向支持小微企業、三農、綠色產業、研發投資等的融資需求。四是積極擴大有效投資。進一步加大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投資，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的比重。加快推進“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確定的重大工程項目和專項規劃重點項目實施。五是積極擴大消費。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穩定和擴大消費，適應居民消費習慣變化和提質升級需要，挖掘消費熱點和增長點，進一步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六是注重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在堅持以我為主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改革，立足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協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經濟挑戰，推動宏觀調控政策效果的內外均衡，更好地暢通“雙循環”。
聚焦國家重大戰略， 夯實國內需求的發展基礎
長期來看，應對需求收縮壓力，歸根結底還得靠發展。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是實現長期穩定擴大需求的決定性因素,沒有經濟發展，擴大需求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消費、投資、進出口需求不斷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國各項重大發展戰略的有效實施所形成的經濟增長效益。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我們也應該聚焦新時期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更加重視將經濟短期運行與中長期發展有效銜接，推動我國經濟邁上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之路，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做大做好發展的“蛋糕”，夯實擴大國內需求的發展基礎。
（ 一） 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釋放我國擴大內需的巨大空間潛能。一是深入實施重大區域發展戰略。立足我國國情和國家現代化發展需要,從解決區域間和區域內部發展差距的角度，深入實施東部率先、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戰略以及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海南全麵深化改革開放、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等區域發展戰略，構建“統籌有力、競爭有序、綠色協調、共享共贏”區域協調發展新機製，優化經濟發展地理格局，挖掘我國擴大需求的巨大空間潛能。二是增強欠發達區域發展能力。加快促進欠發達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製定差異化的區域發展目標和戰略重點，強化落後地區的公共服務財政供給能力，加大對貧困地區、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推動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公共資源、生態係統、人力資本、曆史文化等整體提升，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提升欠發達區域的發展能力。三是加快推進區域協作。以東西合作、南北合作為重點，完善區域協調發展機製，深化對口幫扶製度，完善結對幫扶關係，拓展幫扶領域，健全幫扶機製，優化幫扶方式，加強產業合作、資源互補、勞務對接、人才交流，動員全社會參與，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
（二）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增強城市對擴大內需的帶動作用。一是強化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輻射帶動能力。按照宜居、創新、智慧、綠色、人文、韌性的要求，建設一批高品質中心城市，形成人居品質示範效應，推動城鎮化由偏重數量規模增加向注重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質量內涵提升轉變。依托都市圈、城市群形成優勢產業集群，基於現實條件優勢互補、合理定位和分工，形成更多就業機會。二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務和治理水平。注重市、區、縣和街道等不同層級的公共服務功能配套，積極引導多樣化公共服務設施的配置， 形成與人口更加密集相適應的住房、教育、醫療、交通、就業等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和品質不斷提高的服務水平。深化城市管理體製和社會政策配套改革，協同推進戶籍製度改革和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提升城市和社區治理水平，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質量，促進流動人口和諧融入。三是完善城鄉融合發展的體製機製。深入實施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建立更高質量的城鄉融合發展體製機製和政策體係，堅持以城帶鄉，城鄉統籌， 突出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麵實現由“鄉”到“城”的轉型。一體化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強化教育、醫療、社保、住房、養老等資源在城鄉空間配置的均衡,避免城鄉之間因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形成房地產等財富分化，縮小城鄉財產性收入差距。
（ 三） 推進就業優先戰略，夯實擴大內需的居民收入增長基礎。就業直接關乎居民收入穩定。改革開放以來，盡管遇到了多次經濟波動，我國的勞動參與水平始終較高，失業率總體維持在較低水平，基本保持了就業形勢的穩定。就業規模的擴大和就業機會的增加，有力保障了居民收入的穩定增長，為保持需求穩定提供了良好基礎。進一步擴大需求，應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擴大就業容量的同時，將促進更好質量和更充分就業放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進一步加強勞動保護和就業服務。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和長期利益，不斷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係，推進就業信息服務智慧化、就業服務群體多元化，完善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役軍人等重點群體就業支持體係，提升勞動者就業能力。減少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歧視和壟斷，治理同工不同酬，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和享受公平待遇。大力支持發展就業新業態，拓寬靈活就業渠道，加強對靈活就業人員的就業服務、勞動權益和基本生活保障。
聚焦收入分配改革， 激發國內需求潛力
收入分配是影響需求特別是國內需求的關鍵。其在國民經濟運轉全鏈條中連接著生產和消費，發揮著重要作用。分配製度和分配方式是否合理,直接關係著社會成員的收入狀況和消費能力，同時決定著社會產品能否有效地進入消費環節,間接影響著投資需求水平。應對國內需求收縮壓力,也應從收入分配製度著手，結合共同富裕目標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完善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收入分配製度，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進一步激發我國國內需求潛力。
（一）在初次分配領域,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製度，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製。繼續完善勞動、土地、資本、技術、管理、知識、數據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製，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深化工資製度改革，提升勞動者獲取收入能力，增加居民工資性收入。不斷健全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及正常增長機製。根據經濟發展、物價變動等因素，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積極穩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和行業性、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著力提高一線崗位和基層勞動者工資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完善上市公司分紅製度，拓寬居民租金、股息、紅利等增收渠道，創新更多適應家庭財富管理需求的金融產品。強化監管措施，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實施員工持股計劃,有效保護股權、債權、物權和知識產權等無形財產權益。完善土地出讓收入分配機製，多渠道增加農民集體和個人分享的增值收益、股權收益、資產收益。
（二）在再分配領域，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健全直接稅體係，完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製度，進一步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和監管，完善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和處罰措施。改革完善房地產稅，適時開征遺產稅。集中更多財力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放寬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條件，實現社會保險法定人群全覆蓋，穩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健全國有資本收益分享機製，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上交比例，更多用於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管理， 確保“房住不炒”和擴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健全最低生活保障製度和多層次救助體係，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動態調整機製。加大均衡性轉移支付、階段性財力補助、產糧大縣獎勵資金、農村綜合改革轉移支付等一般性轉移支付的統籌力度。優化中央基建投資結構，優先用於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重大項目，重點投向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社會公益服務、公共基礎設施、農業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和修複、重大科技進步、社會管理、國家安全等公共領域項目。
（三）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三次分配是一種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道德實踐活動，通過公益慈善捐贈、資助和誌願服務，發揮倡導共濟互助、促進社會和諧的功能，是對分配領域市場機製、政府機製的有益補充和完善。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應大力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慈善精神，提倡財富源自社會又回報社會的現代慈善理念，培育互助共濟的慈善文化和環境。積極培育慈善組織，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舉辦醫院、學校、養老服務等公益事業。落實並完善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 研究開征贈與稅。加大對先進企業、個人和慈善組織的表彰獎勵和宣傳，提升全社會發展公益慈善的驅動力。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