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點
全球產(chan) 業(ye) 鏈已成為(wei) 世界經濟的典型特征，是全球生產(chan) 循環的最本質內(nei) 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主動地融入全球價(jia) 值鏈，中國製造暢銷全球，成為(wei) “世界工廠”。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部衝(chong) 擊重塑全球產(chan) 業(ye) 鏈，我國製造業(ye) 以勞動力總量和成本為(wei) 核心的傳(chuan) 統比較優(you) 勢逐步弱化，中國產(chan) 業(ye) 鏈外遷和國際競爭(zheng) 力減弱的現象明顯。
本文係統梳理總結了全球價(jia) 值鏈相關(guan) 概念和發展曆程，並闡述了全球價(jia) 值鏈與(yu)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內(nei) 在邏輯關(guan) 係，分析了全球產(chan) 業(ye) 鏈的發展趨勢、中國產(chan) 業(ye) 鏈的現狀和問題以及我國產(chan) 業(ye) 鏈升級擁有的市場規模大、產(chan) 業(ye) 鏈完備以及數字經濟新優(you) 勢，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背景下促進中國產(chan) 業(ye) 鏈升級的政策建議。
引言
形成全球價(jia) 值鏈是全球分工的必然趨勢，是跨國製造業(ye) 企業(ye) 在全球範圍內(nei) 優(you) 化資源配置的結果。從(cong) 發展曆程來看，全球供應鏈早期以歐美為(wei) 製造中心，二戰後逐步發展成為(wei) 以歐美德日為(wei) 第一梯隊、“亞(ya) 洲四小龍”為(wei) 第二梯隊的全球供應鏈體(ti) 係。21世紀以來，中國在全球價(jia) 值鏈分工的地位顯著提升，取代日本成為(wei) 了亞(ya) 洲貿易中心。美國、中國、德國成為(wei) 全球供應鏈體(ti) 係的三個(ge) 區域中心。全球價(jia) 值鏈在曆經近30年的發展後，在中美經貿摩擦疊加新冠疫情的衝(chong) 擊下麵臨(lin) 多重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進，更凸顯了現代供應鏈脆弱的一麵。疫情對全球產(chan) 業(ye) 鏈中的某些產(chan) 業(ye) 帶來了“斷鏈”衝(chong) 擊，動搖了單純從(cong) 成本角度考慮構建的集中度較高的全球化供應鏈體(ti) 係，各國、各企業(ye) 從(cong) 安全、平穩、多元化等多個(ge) 維度的重新審視其供應鏈。
當前，全球生產(chan) 布局重構加速，實現中國產(chan) 業(ye) 鏈升級，既是全球生產(chan) 布局重構的被動需求，也是保障新發展格局得以高質量實現的主動應對。在此背景下，黨(dang) 中央提出“構建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科學判斷和重要戰略選擇。在新發展格局下，國內(nei) 國際價(jia) 值鏈的協調、高效、安全發展是重中之重。鑒於(yu) 此，本文係統總結梳理全球價(jia) 值鏈的相關(guan) 概念和理論，分析全球價(jia) 值鏈的發展趨勢，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探討如何以價(jia) 值鏈優(you) 勢穩定和提升我國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力，促進產(chan) 業(ye) 鏈升級。
全球價(jia) 值鏈與(yu) 新發展格局
（一）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和價(jia) 值鏈的概念
產(chan) 業(ye) 鏈的思想最早起源於(yu)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ya) 當斯密（Adam Smith）有關(guan) 分工的論述。早期的西方經濟學家認為(wei) 產(chan) 業(ye) 鏈主要是製造業(ye) 企業(ye) 內(nei) 部的活動，隨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的擴大，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馬歇爾（1962）（Alfred Marshall）把分工擴展到企業(ye) 與(yu) 企業(ye) 之間，強調了企業(ye) 間分工的重要作用，這應該是現代產(chan) 業(ye) 鏈理論的真正來源。盡管產(chan) 業(ye) 鏈的思想源於(yu) 西方古典經濟理論，但長期以來西方學者並沒有將產(chan) 業(ye) 鏈作為(wei) 一個(ge) 獨立的經濟組織層次來進行係統的研究（張偉(wei) 和吳文元，2011），而是將研究的中心放在產(chan) 業(ye) 鏈的表現形式上（邵昶和李健，2007；程宏偉(wei) 等，2008）。
總的來看，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和供應鏈的定義(yi) 具有兩(liang) 個(ge) 本質特點：
一是生產(chan) 分工。從(cong) 經濟學角度來看，分工是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供應鏈的本質。產(chan) 業(ye) 鏈的思想起源於(yu)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ya) 當斯密（Adam Smith）有關(guan) 分工的論述，指出分工促進經濟增長。Baldwin（2013）認為(wei) 產(chan) 品的生產(chan) 分工經曆了兩(liang) 次極為(wei) 關(guan) 鍵的“分拆”（Unbundling），即蒸汽革命帶來動力革命的第一次大分工、信息和通信技術（ICT）進步帶來信息革命的第二次大分工。每一次“分拆”都使產(chan) 品生產(chan) 的地理區域進一步擴散。
二是生產(chan) 循環。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和供應鏈是經濟循環在供給側(ce) 的具體(ti) 體(ti) 現。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或供應鏈都體(ti) 現著研發設計、加工製造、市場營銷等生產(chan) 過程構成的鏈條或網狀結構，其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生產(chan) 循環，同時也是整體(ti) 經濟循環在供給側(ce) 的具體(ti) 體(ti) 現。當這種生產(chan) 循環僅(jin) 局限於(yu) 一國（地區）時，就形成國內(nei) 價(jia) 值鏈，構成國內(nei) 大循環主要部分；當延展到國際分工時，就形成了國際價(jia) 值鏈，成為(wei) 國際大循環的核心部分。因此“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在供給側(ce) 方麵的具體(ti) 體(ti) 現就是全球價(jia) 值鏈。
但是，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和供應鏈等定義(yi) 還是有一定區別的。
一是物質與(yu) 價(jia) 值的區分。供應鏈所傳(chuan) 遞的是產(chan) 品與(yu) 服務，是對物質供需和流通的考察；供應鏈管理追求鏈運作成本低、運行效率高以及有效對接供求；價(jia) 值鏈所傳(chuan) 遞的則是寄托於(yu) 產(chan) 品或服務之內(nei) 的價(jia) 值，是對價(jia) 值創造和利益分配的考察。
二是宏觀與(yu) 微觀的區分。產(chan) 業(ye) 鏈是上下遊企業(ye) 之間原材料、技術、中間產(chan) 品和服務相互交換的供需關(guan) 係。供應鏈的連接是產(chan) 業(ye) 鏈生產(chan) 的基礎，產(chan) 業(ye) 鏈是多種供應鏈的綜合體(ti) 。供應鏈更側(ce) 重微觀企業(ye) 的管理和決(jue) 策，而產(chan) 業(ye) 鏈和價(jia) 值鏈相對宏觀，政府管理部門更多地從(cong) 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的視角管理和決(jue) 策。同時，產(chan) 業(ye) 鏈是價(jia) 值鏈的物質基礎，是價(jia) 值實現和增值的載體(ti) 。價(jia) 值鏈是從(cong) 產(chan) 業(ye) 鏈各環節所實現的價(jia) 值增值角度進行考察，反映產(chan) 業(ye) 鏈各環節的價(jia) 值增值情況。一旦企業(ye) 供應鏈在全球布局，就形成了全球供應鏈，進而就出現了全球產(chan) 業(ye) 鏈、全球價(jia) 值鏈。
（二）新發展格局的必要性：
全球價(jia) 值鏈視角近30年來，國際貿易的本質發生了巨大變化，技術、製度和政治發展使得生產(chan) 過程在全球布局，生產(chan) 過程日益碎片化和分散化。各國積極參與(yu) 全球生產(chan) 網絡體(ti) 係，各自從(cong) 事生產(chan) 過程中某一具體(ti) 環節，通過進口大量零部件等中間品進行全球生產(chan) ，導致了全球乃至一國之內(nei) 的大量中間品貿易。據統計，全球貿易中近2/3屬於(yu) 中間品貿易。具體(ti) 案例在我們(men) 生活中司空見慣，如Xing和Detert（2010）對iphoness價(jia) 值鏈的“麻雀式”的解剖分析發現：100美元的iphoness，中國提供中間環節的組裝和加工而獲取的增加值不到3.60美元（3.60%），其餘(yu) 的增加值基本被德國、日本、美國等國家俘獲。從(cong) 高技術產(chan) 品的波音飛機、汽車、ipods（Linden et al.，2009）到日常用品和玩具芭比娃娃（Tempest，1996）、新興(xing) 的平衡跑鞋等產(chan) 品，我們(men) 都能看到這種全球價(jia) 值鏈分工現象。
隨之，在宏觀和微觀層麵對全球價(jia) 值鏈的測度方法日益完善，全球價(jia) 值鏈理論和方法在貿易領域的推廣，現已成為(wei) 國際貿易研究領域的最新前沿和熱點，國際貿易將近1/3的最新論文都是與(yu) 全球價(jia) 值鏈相關(guan) 的，甚至有學者稱全球價(jia) 值鏈貿易理論為(wei) “新新新貿易理論”(Inomata，2017)。甚至有專(zhuan) 家認為(wei) ，即使全球價(jia) 值鏈不是國際貿易的同名詞，那也是國際貿易的典型代表（Park et al.，2013）。
全球生產(chan) 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新發展，促進了國際貿易的新理論和方法（全球價(jia) 值鏈核算）的產(chan) 生，同時也要求新的發展戰略布局與(yu) 之相適應。
首先，全球產(chan) 業(ye) 鏈是雙循環在供給側(ce) 的集中體(ti) 現，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主要體(ti) 現國內(nei) 價(jia) 值鏈和國際價(jia) 值鏈的協調高效安全的循環和運轉。全球價(jia) 值鏈是由在全球範圍的研發設計、加工製造、市場營銷等生產(chan) 過程構成的鏈條或網狀結構，其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生產(chan) 循環，包含國際價(jia) 值鏈和國內(nei) 價(jia) 值鏈的協調高效的運轉和循環。
其次，全球價(jia) 值鏈管理理念是雙循環新發展和新發展理念的具體(ti) 體(ti) 現。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新發展理念的深化和提升。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關(guan) 鍵是要做到對新發展理念中的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的一體(ti) 把握、協同推進。而全球價(jia) 值鏈管理是一種集成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全球價(jia) 值鏈管理戰略的核心理念是整合、合作、協調、共享。整個(ge) 供應鏈管理係統包括製造商、供應商、倉(cang) 庫，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一起進行的產(chan) 品研發設計、製造加工、運輸、分銷以及銷售的管理過程，整個(ge) 管理過程中環環相扣，中間缺少了任何一個(ge) 步驟都會(hui) 造成整個(ge) 供應鏈的停滯狀態，因此全球價(jia) 值鏈管理需要整合、合作和協調，最終實現利益共享，這些理念正是新發展理念的體(ti) 現。
最後，促進產(chan) 業(ye) 向價(jia) 值鏈高端攀升，擺脫低端鎖定和增強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力，必須構建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的新發展格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的形式參與(yu) 到國際大循環中，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使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在此過程中，一方麵，中國產(chan) 業(ye) 體(ti) 係不斷完善，已經成長為(wei) 全球工業(ye) 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包含聯合國所有工業(ye) 門類；另一方麵，中國產(chan) 業(ye) 盡管有大幅度的升級，但在深度參與(yu) 全球價(jia) 值鏈的過程中，處於(yu) 低附加值環節，產(chan) 業(ye) 競爭(zheng) 力與(yu) 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正因為(wei) 中國產(chan) 業(ye) 鏈鎖定在全球價(jia) 值鏈的中低端環節，所以更易受到發達國家的限製，產(chan) 業(ye) 鏈安全問題嚴(yan) 重。中興(xing) 事件、華為(wei) 被製裁等都充分說明了關(guan) 鍵“卡脖子”環節一味依賴國外是不可行的。中國有超大規模的國內(nei) 市場，構建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的新發展格局，有利於(yu) 實現需求拉動的自主創新，從(cong) 而攻克關(guan) 鍵技術，實現中國產(chan) 業(ye) 向價(jia) 值高端環節攀升。
全球產(chan) 業(ye) 鏈重構方向和發展趨勢
全球產(chan) 業(ye) 鏈的重構並不是一個(ge) 新鮮事物，全球產(chan) 業(ye) 鏈的布局一直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且處於(yu) 動態調整之中。規模經濟和比較優(you) 勢仍然存在，疫情衝(chong) 擊不會(hui) 改變全球產(chan) 業(ye) 鏈向區域化調整的大趨勢。國際秩序轉變的政治因素，市場、技術變革帶來的經濟因素，以及產(chan) 業(ye) 鏈的安全顧慮隻是加速了這一進程。
（一）以獲取規模經濟和比較優(you) 勢為(wei) 基礎並未動搖
生產(chan) 的規模經濟和比較優(you) 勢是生產(chan) 跨境分工是否能持續和深化的決(jue) 定因素。無論是國際秩序轉變，還是數字經濟，亦或是第四次工業(ye) 革命到來，在世界各國發展階段不一的情景下，跨境生產(chan) 仍會(hui) 使規模經濟和比較優(you) 勢發揮作用。
國際秩序的轉變無法動搖產(chan) 品內(nei) 分工的基礎，其影響的是產(chan) 品內(nei) 分工的體(ti) 係。產(chan) 品內(nei) 分工的基礎來自技術進步對生產(chan) 組織方式的影響，即技術進步是否能夠支撐其生產(chan) 在地理上的分離，從(cong) 而獲得規模經濟和比較優(you) 勢的好處。自全球化的第二次“分拆”以來，生產(chan) 的跨境碎片化從(cong) 不因國際秩序的轉變而發生逆轉。早在冷戰結束之前，以美國主導，加拿大和墨西哥深度參與(yu) 的北美區域生產(chan) 格局就已出現。隨著ICT技術的進一步成熟和冷戰結束後由美國霸權主導自由主義(yi) 國際秩序，東(dong) 亞(ya) 參與(yu) 到全球生產(chan) 網絡之中，而這隻是產(chan) 品內(nei) 分工的區域擴散。因此，國際秩序的轉變，所改變的僅(jin) 僅(jin) 是產(chan) 品內(nei) 分工的體(ti) 係，而不是產(chan) 品內(nei) 跨境分工的事實。產(chan) 品內(nei) 分工的體(ti) 係是指分工的參與(yu) 者是誰、參與(yu) 者承擔的環節，以及地理區位等問題。分工體(ti) 係一直處於(yu) 動態調整中。
技術革命會(hui) 進一步深化產(chan) 品內(nei) 分工，降低生產(chan) 環節的生產(chan) 成本和生產(chan) 環節之間的交易成本。以數字經濟為(wei) 例分析技術革命對產(chan) 品內(nei) 生產(chan) 跨境分工的影響，數字經濟進一步降低生產(chan) 環節之間的交易成本。數字經濟可分為(wei) 數字產(chan) 業(ye) 化和產(chan) 業(ye) 數字化，前者是新供給創造出來的新需求，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後者則側(ce) 重於(yu) 改變生產(chan) 組織的形式，可能影響生產(chan) 全球化的進程。具體(ti) 而言，就生產(chan) 組織而言，數字化平台因提供了充分的需求和供給信息，將傳(chuan) 統以企業(ye) 為(wei) 中心的生產(chan) 模式轉變為(wei) 以產(chan) 品為(wei) 中心（江小涓，2020）。數字化生產(chan) 之於(yu) 全球生產(chan) 而言，其可能使產(chan) 品的生產(chan) 進一步突破企業(ye) 的邊界，使產(chan) 品內(nei) 分工更為(wei) 細化，但是其本質是進一步降低生產(chan) 的交易成本和提高生產(chan) 效率，與(yu) 稍早的信息和通信技術（ICT）革命對全球化的影響相似，僅(jin) 是程度問題。
第四次工業(ye) 革命並不影響規模經濟和比較優(you) 勢在產(chan) 品生產(chan) 中發揮作用，而這兩(liang) 個(ge) 因素是產(chan) 品內(nei) 分工跨境的動力。第四次工業(ye) 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術、分子工程、石墨烯、虛擬現實、量子信息技術、可控核聚變、清潔能源以及生物技術為(wei) 技術突破口的工業(ye) 革命，其實質和特征是提高資源生產(chan) 率、減少汙染排放、改變生活方式、靈活易變。提高生產(chan) 效率和改變生產(chan) 的組織形式是第四次革命要實現的，但其作用與(yu) 第二次工業(ye) 革命（電氣革命）對產(chan) 品內(nei) 生產(chan) 分工跨境的影響相類似。韓國、新加坡、德國、日本、丹麥是世界上自動化程度最高的國家，生產(chan) 效率提高導致人力成本很低，但是其仍然充分參與(yu) 到全球產(chan) 業(ye) 鏈之中。
（二）全球產(chan) 業(ye) 鏈向區域化和本土化方向發展
在理解產(chan) 品內(nei) 分工跨境的現象不會(hui) 改變之後，全球產(chan) 業(ye) 鏈的重構所涉及的問題就變成生產(chan) 環節的跨境布局問題或者區位選擇問題。生產(chan) 環節的區位選擇受外生因素的影響，國際秩序、市場是傳(chuan) 統的影響因素，而疫情帶來的產(chan) 業(ye) 鏈安全問題是新的影響因素。
國際秩序的轉變塑造全球產(chan) 業(ye) 鏈的區域格局。中美大國競爭(zheng) 格局對全球產(chan) 業(ye) 鏈的直接影響是美國尋求與(yu) 中國在產(chan) 業(ye) 鏈上的“脫鉤”，抑製中國的發展。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進行打壓，2018年3月23日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以“301調查”的結果為(wei) 依據對中國的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機械等行業(ye) 的進口商品大規模加征關(guan) 稅，並限製中國高科技企業(ye) 在全球投資，精準打擊中國的高科技產(chan) 品出口。此外，美國還悍然發動對中國高科技產(chan) 業(ye) 鏈的打擊。中興(xing) 事件讓人印象深刻，2016年3月和2018年4月，美國兩(liang) 次發布禁令，禁止美國的高科技企業(ye) 向中興(xing) 供應元器件、軟件、設備等技術產(chan) 品，打擊的不僅(jin) 是中興(xing) 通訊，而是整個(ge) 中國通信產(chan) 業(ye) 鏈。在此之後，美國也對華為(wei) 進行打擊，禁止使用美國技術的全球供應商的向華為(wei) 供貨，這使麒麟5納米芯片生產(chan) 完全停止。同時，在全球範圍內(nei) 遊說各國不使用華為(wei) 通信產(chan) 品，許多國家遵從(cong) 美國而禁用華為(wei) ，這是明顯的站隊行為(wei) 。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chan) 業(ye) 鏈的打擊，在迫使中國自主創新的同時，也使得中國在高科技產(chan) 業(ye) 鏈上尋求替代供應商。
安全考量將使產(chan) 業(ye) 鏈周邊化和多元化。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擾亂(luan) 了生產(chan) 秩序和阻礙了進口，這是產(chan) 業(ye) 鏈中斷的客觀背景。一些國家為(wei) 了使產(chan) 業(ye) 鏈能夠完整運轉，其產(chan) 品不再完全依賴跨境生產(chan) 。如日本在疫情期間汽車產(chan) 業(ye) 受到較大影響，基於(yu) 安全考慮，日本政府計劃將企業(ye) 回遷日本，欲形成“自主可控”的價(jia) 值鏈。另外，當疫情在全球暴發之時，中國的衛生醫療產(chan) 品供給全球，美國認為(wei) 衛生醫療產(chan) 業(ye) 鏈受製於(yu) 人危害國家安全，決(jue) 心在未來將醫療產(chan) 業(ye) 鏈搬回美國，維護產(chan) 業(ye) 鏈安全，以期形成自主可控的產(chan) 業(ye) 鏈。但是從(cong) 曆史事件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在全球化時代，產(chan) 業(ye) 鏈遷回本國而獲得自主可控的道路似乎不太可行。福島核事故引發全球高科技產(chan) 業(ye) 鏈的供應鏈危機後，供應鏈安全顧慮並未導致歐美高科技企業(ye) 大麵積將供應鏈多元化，日本仍舊是全球高技術零部件的重要供應基地，在對效率與(yu) 安全的權衡中，效率占據上風。
周邊化和多元化是兼顧效率與(yu) 安全的折中辦法。將產(chan) 業(ye) 鏈完全遷回本國幾乎不可行，對於(yu) 大國來說，其工業(ye) 體(ti) 係比較完備，如中國、美國，有形成“自主可控”產(chan) 業(ye) 鏈所需的工業(ye) 門類基礎，但是這將違背規模經濟和比較優(you) 勢，產(chan) 品內(nei) 分工之所以能在全球鋪開，其依靠的正是不同國家在生產(chan) 環節上的比較優(you) 勢。對於(yu) 小國來說，一方麵，因其工業(ye) 體(ti) 係不健全，少有國家具有形成完備產(chan) 業(ye) 鏈的能力；另一方麵，發展中國家正是憑借出口導向發展策略，發揮要素成本優(you) 勢才得以在沒有實現工業(ye) 化的前提下獲得經濟發展。構建自主可控的產(chan) 業(ye) 鏈，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麵臨(lin) 著對“成本強加”與(yu) 產(chan) 業(ye) 鏈自主的權衡。並且發展中國家相比發達國家所需成本更加高昂，犧牲經濟發展為(wei) 全力應對罕見的供應鏈危機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未來的發展趨勢將是大國在關(guan) 鍵行業(ye) 尋求區域化、多元化，小國繼續參與(yu) 大國主導的產(chan) 業(ye) 鏈體(ti) 係。
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和工業(ye) 門類齊全的新比較優(you) 勢使東(dong) 亞(ya) 產(chan) 業(ye) 鏈更為(wei) 緊密，疫情使全球產(chan) 業(ye) 鏈加速向東(dong) 亞(ya) 轉移。市場是產(chan) 業(ye) 鏈聚集的關(guan) 鍵因素。中國之所以成為(wei) 全球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中心，一方麵，東(dong) 亞(ya) 各國的市場在中國。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實力增強，需求增加。與(yu) 此同時，發達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需求停滯，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需求進一步下降，供應鏈向新興(xing) 市場聚集。從(cong) 表1的數據可以看到，2019年東(dong) 亞(ya) 主要國家對中日韓出口均高於(yu) 對美國的出口，越南、印度尼西亞(ya) 、馬來西亞(ya) 、泰國對中日韓的出口占本國出口的比重分別為(wei) 0.308、0.305、0.242和0.239，而對美國出口占本國出口的比重分別為(wei) 0.232、0.106、0.097和0.127；主要國家對中國和美國的出口中，日本和泰國對中美的出口基本相當，韓國、印度尼西亞(ya) 、馬來西亞(ya) 等國對中國出口要明顯高於(yu) 對美國的出口，越南對中國的出口明顯低於(yu) 對美國的出口。由此可見東(dong) 亞(ya) 國家的外部市場在東(dong) 亞(ya) ，並且主要在中國。另一方麵，中國在製造領域的比較優(you) 勢已經由過去的廉價(jia) 勞動力成本優(you) 勢，轉化為(wei) 因深度參與(yu) 全球價(jia) 值鏈而形成全產(chan) 業(ye) 門類的工業(ye) 體(ti) 係配套完整的新比較優(you) 勢。東(dong) 亞(ya) 在疫情期間，疫情控製良好，在世界三大生產(chan) 網絡中率先複蘇，結合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和製造能力，東(dong) 亞(ya) 區域價(jia) 值鏈的聯係將會(hui) 進一步加強。東(dong) 亞(ya) 區域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的良好運轉也將吸引區域外的投資流入，從(cong) 而壯大東(dong) 亞(ya) 區域價(jia) 值鏈，使產(chan) 業(ye) 鏈向區域外延伸，東(dong) 亞(ya) 製造供應全球的局麵有可能出現，全球產(chan) 業(ye) 鏈加快向東(dong) 亞(ya) 轉移。
全球產(chan) 業(ye) 鏈的區域化、周邊化和多元化是國際秩序、市場規模、安全與(yu) 效率等多方麵權衡的結果。在產(chan) 業(ye) 鏈的區位轉移方麵，全球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向東(dong) 亞(ya) 區域加速轉移是可預見的。
表1 2019年東(dong) 亞(ya) 主要國家對中國、美國和中日韓的出口占本國出口的比重
（三）數字經濟塑造全球經濟的新格局
當前全球製造業(ye) 正在加快邁向智能化時代，人工智能技術對製造業(ye) 競爭(zheng) 力的影響越來越大，將使製造業(ye) 發生深刻變革。世界主要國家紛紛圍繞核心技術、頂尖人才、標準規範等強化部署，力圖在新一輪國際科技和產(chan) 業(ye) 博弈中掌握主動權。數字化和信息化是製造業(ye) 及其產(chan) 業(ye) 鏈條智能化發展的重中之重。
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shu) ––疫情衝(chong) 擊下的複蘇新曙光》的數據，2020年，全球數字經濟生產(chan) 總值達到32.60萬(wan) 億(yi) 美元，占GDP的比重為(wei) 43.70%，其中發達國家的數字經濟增加值達到24.40萬(wan) 億(yi) 美元。中國數字經濟規模5.40萬(wan) 億(yi) 美元，僅(jin) 次於(yu) 美國。中美之間的數字經濟規模差距從(cong) 2018年的7.61萬(wan) 億(yi) 美元擴大到2020年的8.20萬(wan) 億(yi) 。盡管差距擴大，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數字經濟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新動能。
數字化平台可以將全球各地的參與(yu) 者聚集起來，提高跨境搜尋和協調的效率，並能讓小企業(ye) 參與(yu) 進來，電子商務市場通過匯集大量的選擇，使得定價(jia) 和比較更加透明，實現大規模的跨境流動。全球業(ye) 務的成本和風險都在轉移，知識和無形資產(chan) 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加大了培養(yang) 數字能力和勞動力技能的風險，生產(chan) 自動化降低了勞動力成本套利的價(jia) 值，並使基於(yu) 靠近客戶的地理位置決(jue) 策成為(wei) 可能。企業(ye) 可以從(cong) 生產(chan) 和物流方麵的新技術中獲得顯著的效率，但他們(men) 需要跨境供應商網絡進行端到端集成，以實現全部潛力。因此，數字經濟正在全方位影響著全球分工格局。根據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18）的《2018年世界貿易報告》，目前全球服務貿易中超過一半的比例、跨境貨物貿易中有12%以上的比例都已實現數字化；該組織同時預測，在數字技術的帶動下，2016~2030年全球貿易每年將額外增加2個(ge) 百分點（楊耀武等，2020）。
中國產(chan) 業(ye) 鏈的發展現狀與(yu) 問題
（一）中國產(chan) 業(ye) 鏈布局演變曆程
中國的產(chan) 業(ye) 鏈布局大致經曆以下五個(ge) 發展階段（胡安俊，2020）：
1、1949~1964年：156項項目階段。在蘇聯的援助下，中國開展了“156項項目”，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保障國家國防安全。從(cong) 區域布局來看，“156項項目”分布於(yu) 17個(ge) 省，對東(dong) 部、中部、西部和東(dong) 北地區的投資比重分別為(wei) 2.73%、24.84%、28.10%和44.33%，投資重點在工業(ye) 基礎較好的東(dong) 北地區。
2、1965~1978年：三線建設階段。為(wei) 了國防戰備，中國在內(nei) 地的十幾個(ge) 省份開展了以戰備為(wei) 中心、以工業(ye) 交通和國防科技為(wei) 基礎的大規模基本建設。三線地區新增固定資產(chan) 1145億(yi) 元，占到全國的33.58%，西部地區是三線建設的主要區域，占三線建設總投資的80.56%。
3、1978~1998年：東(dong) 部率先改革開放。在此階段東(dong) 部GDP占全國的份額從(cong) 43.56%提高到52.67%，產(chan) 業(ye) 向東(dong) 部集聚。
4、1999~2008年：區域協調發展。為(wei) 了縮小區域間差距，中國政府自20世紀末開始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先後推行了西部大開發、東(dong) 北振興(xing) 、中部崛起等戰略，引導產(chan) 業(ye) 向中西部和東(dong) 北地區轉移。
5、2008年以後：產(chan) 業(ye) 向海外轉移階段。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產(chan) 能過剩、企業(ye) 運營成本快速提高，中國企業(ye) 海外投資意願不斷提高。“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均推動中國產(chan) 業(ye) 的向外轉移。
（二）中國產(chan) 業(ye) 鏈的發展現狀
1、中國產(chan) 業(ye) 鏈的外循環地位下降
在整體(ti) 層麵，貿易依存度可用於(yu) 評價(jia) 中國產(chan) 業(ye) 鏈對外部需求和供給的依賴，從(cong) 而大致表明外循環在中國產(chan) 業(ye) 鏈中的地位現狀。此處的貿易依存度用貿易總額與(yu) GDP的比重來定義(yi) ，可以進一步分為(wei) 進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總體(ti) 上，2000~2019年，中國產(chan) 業(ye) 鏈的外循環地位大致經曆了先迅速上升，隨後波動下降的趨勢。具體(ti) 地，2001~2006年，中國加入WTO後貿易依存度迅速上升，在2006年達到最高點（64.48%）；2007~2009年，貿易依存度開始下降，並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下降速度較快；2010~2019年，隨著全球經濟的恢複，貿易依存度有短暫的上升，之後穩步下降，2019年依存度為(wei) 35.68%，並且2019年外循環地位已經不及2000年。出口依存度和進口依存度也表現出與(yu) 貿易依存度相類似的變化趨勢，這意味著中國產(chan) 業(ye) 鏈已經轉變為(wei) 由內(nei) 循環主導（見圖1）。
圖1 中國的外貿依存度
2、中國產(chan) 業(ye) 鏈的區域結構及其變化
中國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在過去20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從(cong) 圖2可以看到，絕大多數省份第二產(chan) 業(ye) 占比均出現明顯的下降，隨著經濟發展第三產(chan) 業(ye) 的比重在各省都將上升，各省普遍實現了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2020年在同一區域內(nei) 各省的產(chan) 業(ye) 結構相似程度較高。從(cong) 圖3可以看到，華北地區中，除北京外，天津、河北、山西、內(nei) 蒙古第二產(chan) 業(ye) 占比較為(wei) 接近；華東(dong) 地區中，除上海外，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dong) 的第二產(chan) 業(ye) 比重接近；中部地區中，河南、湖北、湖南的第二產(chan) 業(ye) 占比基本相當。
圖2 1998~2020年全國31個(ge) 省份第二產(chan) 業(ye) 占比的變動
圖3 2020年全國31個(ge) 省份第二產(chan) 業(ye) 占比
中國第二產(chan) 業(ye) 主要集中在東(dong) 部沿海和中部省份，東(dong) 部各省的占比在增加，產(chan) 業(ye) 有向中部和西南轉移的微弱趨勢。從(cong) 圖4可以看到，江蘇和廣東(dong) 的第二產(chan) 業(ye) 占全國第二產(chan) 業(ye) 的比重最大，分別達到了11.54%、11.34%，東(dong) 部的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dong) ，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以及西南的四川占比也相對較高。從(cong) 1998~2020年各省第二產(chan) 業(ye) 占全國第二產(chan) 業(ye) 比重的變動來看（見圖5），華北的北京、河北、天津、山西，以及東(dong) 北下降趨勢較為(wei) 明顯；東(dong) 部的江蘇、安徽、福建、江西，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西南的四川、重慶、貴州，西北的陝西上升趨勢較為(wei) 明顯。
圖4 2020年全國31個(ge) 省份第二產(chan) 業(ye) 占全國第二產(chan) 業(ye) 的比重
圖5 1998~2020全國31個(ge) 省份第二產(chan) 業(ye) 占全國第二產(chan) 業(ye) 比重的變動
（三）中國產(chan) 業(ye) 鏈存在的問題
1、我國製造業(ye) 比重下降，呈現過早去“工業(ye) 化”
製造業(ye) 最能體(ti) 現一個(ge) 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經濟實力，約有80%的技術進步和創新應用都在製造業(ye) ，製造業(ye) 是勞動生產(chan) 率進步表現最充分的領域，具有顯著帶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也是最能體(ti) 現產(chan) 業(ye) 鏈分工的行業(ye) 。以製造業(ye) 來分析中國產(chan) 業(ye) 鏈發展現狀更具代表性。
目前，我國製造業(ye) 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製造業(ye) 比重呈現下降趨勢。從(cong) 圖6可以看出，我國製造業(ye) 總體(ti) 規模從(cong) 2010年穩步提升，2010年製造業(ye) 增加值為(wei) 13.00萬(wan) 億(yi) 元，到2019年增加至的28.10億(yi) 萬(wan) 元，實現絕對數量上的翻一番；但是在GDP占比呈下降趨勢，從(cong) 2011年峰值31.90%降至2019年28.4%，基本維持在28.00%以上。 
圖6 2010~2019年中國製造業(ye) 增加值及占GDP比重
另外從(cong) 製造業(ye) 增加值總量來看，我國製造業(ye) 增加值在全球遙遙領先。2019年，我國製造業(ye) 增加值占到全球製造業(ye) 增加值的28.00%，而美國製造業(ye) 增加值份額為(wei) 17.00%。但是，與(yu) 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製造業(ye) 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比如，中國在鋼鐵、銅、水泥、化纖、造船、汽車等領域有數百種製造業(ye) 產(chan) 品的產(chan) 量居世界第一位，但這些產(chan) 業(ye) 技術密集度不高，屬於(yu) 中低度技術密集型，在高端芯片、工業(ye) 軟件、高端數控機床等領域自給率嚴(yan) 重不足。
再從(cong) 製造業(ye) 就業(ye) 比重來看，2013年起我國製造業(ye) 城鎮就業(ye) 增長率開始下降，2014年製造業(ye) 就業(ye) 人數就開始縮減，近年來縮減情況更加明顯。到2019年，製造業(ye) 單位城鎮就業(ye) 人口將近3832萬(wan) 人，較2018年製造業(ye) 人數下降了8.92%，製造業(ye) 私營企業(ye) 和個(ge) 體(ti) 就業(ye) 人數達5908萬(wan) 人，較2018年製造業(ye) 就業(ye) 人數僅(jin) 增長2.28%。製造業(ye) 比重下降有一定客觀性。伴隨產(chan) 業(ye) 深度分工與(yu) 演化，服務型製造業(ye) 不斷壯大，因此，傳(chuan) 統意義(yi) 統計口徑下製造業(ye) 占經濟的比重會(hui) 出現結構性下降，但在我國尚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背景下需要高度警惕過早“去工業(ye) 化”陷阱。
2、中國製造業(ye) 處於(yu) 價(jia) 值鏈低端，整體(ti) 附加值低
雖然我國產(chan) 業(ye) 不斷向中高端升級，但是總體(ti) 上我國產(chan) 業(ye) 附加值還有待提高，與(yu) 製造強國的差距還十分明顯。作為(wei) “世界製造中心”，初期中國製造業(ye) 以加工出口貿易方式為(wei) 主，從(cong) 而獲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但同時往往會(hui) 被鎖定在低附加值生產(chan) 環節。
2017年中國製造業(ye) 增加值率為(wei) 24.56%，而美、日、德、英等國家製造業(ye) 增加值率均在45%以上。在製造業(ye) 內(nei) 部，以中國較具國際競爭(zheng) 力的紡織、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ye) 兩(liang) 大類產(chan) 業(ye) 為(wei) 例，它們(men) 的附加值率遠遠低於(yu) 其他主要工業(ye) 化國家。2017年中國紡織業(ye) 的附加值率為(wei) 22.41%，而其他主要工業(ye) 國家多在30.00%以上，甚至超過40.00%；中國的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ye) 的附加值率僅(jin) 為(wei) 19.36%，略大於(yu) 墨西哥（17.18%），而美國的附加值率高達49.56%。由於(yu) 產(chan) 品附加價(jia) 值相對低，中國並沒有充分分享到全球化利益。以麥肯錫對ipads和iphoness的價(jia) 值構成分析為(wei) 例，其中原材料成本占比為(wei) 31%，分銷和零售成本占比為(wei) 15.00%。其中，對於(yu) 一台ipads，蘋果公司獲取的利潤占比為(wei) 30.00%，中國大陸的勞動力投入成本卻隻占2.00%；而對於(yu) 一台iphoness，蘋果公司的利潤占比為(wei) 58.5%，而中國大陸的勞動力投入成本占比僅(jin) 為(wei) 1.8%。
3、產(chan) 業(ye) 基礎相對薄弱，關(guan) 鍵核心技術存在“卡脖子”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依靠巨大的市場規模、後發模仿技術、低成本要素供給等比較優(you) 勢，中國經濟實現快速發展，這種發展是一種後發趕超的“快車道”式發展，但是也帶來產(chan) 業(ye) 基礎能力積累不夠的弊端。這造成高端產(chan) 業(ye) 發展不足，易處於(yu) 產(chan) 業(ye) 價(jia) 值鏈中低端環節，產(chan) 業(ye) 的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和服務化的水平低，關(guan) 鍵“卡脖子”技術問題嚴(yan) 重，產(chan) 品檔次偏低，標準水平和可靠性不高。工業(ye) 基礎能力薄弱一直是製約中國工業(ye) 發展的最大短板，包括計量、標準、認證、信息服務等的基礎服務體(ti) 係不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的基礎軟件、操作係統、算法等產(chan) 業(ye) 的核心基礎主要依賴國外。
2018年，《科技日報》在“亟待攻克的核心技術”的係列報道中，列舉(ju) 了35項“卡脖子”技術，以及中國的差距。這些“卡脖子”的關(guan) 鍵技術掌握在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手中。關(guan) 鍵技術和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賴進口，關(guan) 鍵零部件、關(guan) 鍵材料和關(guan) 鍵元器件等的自給率僅(jin) 為(wei) 三分之一。高端數控機床、芯片、光刻機、高端傳(chuan) 感器等，存在“卡脖子”的問題，“中國製造”在這些領域的研發和生產(chan) 依然存在亟須攻破的技術難關(guan) 。工業(ye) 信息化部對中國30多家大型企業(ye) 130多種關(guan) 鍵基礎材料的調研結果表明，32.00%的關(guan) 鍵材料仍為(wei) 空白，52.00%的關(guan) 鍵材料依賴進口，大部分計算機和服務器的95.00%高端專(zhuan) 用芯片、70%以上智能終端處理器以及絕大部分存儲(chu) 芯片依賴從(cong) 外國進口。由於(yu) 產(chan) 業(ye) 基礎能力薄弱，當前中國許多產(chan) 業(ye) 存在“缺芯”“少核”“弱基”的問題。
中國產(chan) 業(ye) 鏈升級的優(you) 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主動地融入全球價(jia) 值鏈。2001年加入WTO以後，中國在許多方麵調整政策以適應國際貿易規則，並不斷加大開放力度、縮減“負麵清單”，提供優(you) 化的投資環境和營商環境，吸引全球優(you) 秀的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工廠以及研發部，使中國製造暢銷全球，成為(wei) “世界工廠”。2009年我國成為(wei) 全球第一大貨物出口國，2010年又成為(wei) 全球第一大製造國。到2019年末，中國製造業(ye) 增加值高達39019.60億(yi) 美元，約占中國GDP總額的27.20%。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已經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成為(wei) 全球供應鏈的重要參與(yu) 方，也是全球供應鏈的核心環節。
（一）產(chan) 業(ye) 體(ti) 量大、產(chan) 業(ye) 鏈完備
在嵌入價(jia) 值鏈的過程中，中國製造業(ye) 不斷提升在全球價(jia) 值鏈中的地位，同時也形成了其他國家都無法比擬的產(chan) 業(ye) 鏈。我國經過多年的自主發展，形成了最長、最大、相對最完整的產(chan) 業(ye) 鏈。按照聯合國工業(ye) 發展組織的數據，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全部製造業(ye) 門類的國家，22個(ge) 製造業(ye) 大類行業(ye) 的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世界500種主要工業(ye) 品種，目前有約230種產(chan) 品產(chan) 量位居全球第一。完整的現代工業(ye) 體(ti) 係，確保了我國經濟體(ti) 係的巨大韌性，甚至在外界不可控因素衝(chong) 擊下仍能夠有效維護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的穩定。
（二）新的比較優(you) 勢逐漸形成
近年來，雖然我國傳(chuan) 統的資源稟賦優(you) 勢逐步喪(sang) 失，如低勞動力成本、人口紅利等，但新的超越資源稟賦的比較優(you) 勢正在顯現。從(cong) 生產(chan) 投入要素看，基於(yu) 初級生產(chan) 要素尤其是廉價(jia) 勞動力要素形成的成本優(you) 勢，逐步向以數字等高級生產(chan) 要素組成的技術優(you) 勢轉變。金融危機後的十年，中國製造業(ye) 勞均年工資由2009年的4915美元升至2018年的9061美元，其7.00%的年均增速不僅(jin) 比全球增速高出近6個(ge) 百分點，也明顯高於(yu) 印度、印度尼西亞(ya) 和墨西哥等。目前，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龐大，位列世界第二。通過數據生產(chan) 要素對實體(ti) 經濟特別是傳(chuan) 統製造業(ye) 的信息化支撐與(yu) 改造，打造數字經濟與(yu) 實體(ti) 經濟的深度融合，無疑會(hui) 成為(wei) 提升製造業(ye) 核心競爭(zheng) 力不可或缺的力量。
從(cong) 技術創新看，正由基於(yu) 發達國家成熟技術轉移的外源式創新，向基於(yu) 大國經濟的內(nei) 源式創新轉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承接產(chan) 業(ye) 轉移和技術引進、引進吸收、集成創新、跟隨戰略等外源式創新，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創新體(ti) 係。但跨國公司往往會(hui) 將關(guan) 鍵核心技術保留在母國，向東(dong) 道國轉移的技術往往是較為(wei) 成熟的技術，從(cong) 而東(dong) 道國的技術開發基本上是出於(yu) 滿足東(dong) 道國本國市場需求的適應性改進。當前，這種成熟技術轉移的紅利基本上已經被收割完畢。與(yu) 此同時，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you) 勢，具有市場空間大、層次多、需求多元化等特征，能夠給予企業(ye) 生存發展更廣闊的空間和更具包容性的環境，創新方式將逐步轉變為(wei) 自主創新、協同創新、融合創新為(wei) 代表的內(nei) 源式創新。
從(cong) 國內(nei) 市場環境來看，超大規模內(nei) 需市場、良好的消費環境、巨大的消費潛力、超強的品牌意識等新的良好的發展機遇正在催生采購者驅動的全球價(jia) 值鏈的領導者和主力軍(jun) 。我國具有規模廣闊、需求多樣的國內(nei) 消費市場，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體(ti) 。超大規模的市場優(you) 勢，是我國經濟發展中形成的新比較優(you) 勢，是保持經濟穩中向好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支撐，是我國經濟社會(hui) 應對風險挑戰的基礎，也是中國維護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穩定的重要保障。基於(yu) 明顯改善的產(chan) 業(ye) 服務和配套環境，不管是消費性服務業(ye) 還是生產(chan) 性服務業(ye) ，越來越多的現代服務業(ye) 以服務型製造的方式促進了製造業(ye) 的高端化與(yu) 柔性化發展。如遠程醫療服務需要有低時延的5G網絡設備和AR設備與(yu) 之配套；文化娛樂(le) 服務業(ye) 的數字化生產(chan) 和消費，同樣也需要許多新型製造業(ye) 產(chan) 品與(yu) 之配套。
政策建議
全球供應鏈的運轉受阻，這是疫情帶來的明顯短期衝(chong) 擊。中國需要做的是穩定全球產(chan) 業(ye) 鏈，確保產(chan) 業(ye) 鏈的安全與(yu) 暢通。中美競爭(zheng) 態勢因疫情衝(chong) 擊而顯化，全球產(chan) 業(ye) 鏈向區域化發展是未來長期的態勢，需早做謀劃。
（一）發揮國內(nei) 超大規模市場優(you) 勢，提升製造業(ye) 基礎能力和產(chan) 業(ye) 鏈現代化水平
從(cong) 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提升產(chan) 業(ye) 基礎能力和產(chan) 業(ye) 鏈水平，是構建以國內(nei) 經濟循環為(wei) 主，國內(nei) 國際經濟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題中應有之義(yi) 。當今世界正經曆著新一輪大變革、大調整，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深度調整，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
中國已經具備了以國內(nei) 經濟循環為(wei) 主導的基礎條件。從(cong) 消費需求看，我國具有規模廣闊、需求多樣的國內(nei) 消費市場，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ti) 。但是，當前我國消費市場的供給側(ce) 水平與(yu) 國際消費市場相比較低，國內(nei) 中高端商品和服務的供應仍然滯後於(yu) 居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需要從(cong) 供給側(ce) 角度來推動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增加國內(nei) 中高端和新興(xing) 消費市場商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大力引進國外高質量的商品和服務（倪紅福和冀承，2020）。從(cong) 供給角度來看，中國擁有最為(wei) 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ye) 體(ti) 係，具備以國內(nei) 經濟循環為(wei) 主的經濟基礎。在新發展格局下，“要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在強化國內(nei) 循環的同時，注重增強全球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對我國的依賴。這就更加要求提高我國製造業(ye) 基礎能力和產(chan) 業(ye) 鏈水平（黃群慧，2020）”。
（二）搶抓疫情防控窗口期，加快提升製造業(ye) 核心競爭(zheng) 力和防止產(chan) 業(ye) 鏈外遷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對世界經濟造成巨大衝(chong) 擊，加速催化全球價(jia) 值鏈重構。我國在疫情防控和經濟恢複上取得較好成就，為(wei) 我國在全球價(jia) 值鏈重構中贏得主動權提供了機會(hui) 窗口期。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ye) 向東(dong) 南亞(ya) 地區遷移的進程。近年來，受我國要素成本上升、貿易保護主義(yi) 、國外製造業(ye) 回流戰略的影響，我國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出現外遷趨勢。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使得發達國家認識到產(chan) 業(ye) 鏈安全的重要性，各國紛紛出台政策，鼓勵將防疫物資、醫藥產(chan) 品、關(guan) 鍵原材料等重要和戰略產(chan) 業(ye) 回流，推動關(guan) 鍵產(chan) 品的生產(chan) 本土化。但是，由於(yu) 中國疫情控製較好而國外疫情肆虐，使得發達國家產(chan) 業(ye) 鏈回遷的障礙增多，一定程度上延遲了中國製造業(ye) 外遷的進程。為(wei) 穩定和提升製造業(ye) 產(chan) 業(ye) 鏈提供了難得窗口期。我們(men) 應該抓住我國率先控製疫情、率先實現經濟恢複的機遇，發揮大規模市場優(you) 勢和新舉(ju) 國體(ti) 製優(you) 勢，加大關(guan) 鍵技術攻關(guan) ，加快提升製造業(ye) 核心競爭(zheng) 力，防止製造業(ye) 外遷。抓住疫情導致發展國家“供給真空”窗口期，鞏固傳(chuan) 統產(chan) 品出口優(you) 勢，支持企業(ye) 開拓國際市場，承接國外訂單轉移。
疫情期間強大穩定的供應能力和韌性成為(wei) 保障全球供應鏈正常運行的重要力量和吸引全球資本回流的重要原因。順應這一趨勢，加大中西部地區承接產(chan) 業(ye) 轉移能力建設，建設一批高水平工業(ye) 集聚區，把中西部原材料、土地、能源等要素和東(dong) 部資本、技術等優(you) 勢有機結合，在國內(nei) 形成梯隊合理、聯係緊密、協同高效的分工協作體(ti) 係。在穩固國內(nei) 產(chan) 業(ye) 鏈的同時，促進產(chan) 業(ye) 回流國內(nei) 。優(you) 化產(chan) 業(ye) 布局，建設高質量的現代產(chan) 業(ye) 集群。堅持穩住製造業(ye) 的供應鏈體(ti) 係，防止製造業(ye) 外遷，尤其要牢牢抓住嵌入全球供應鏈中龍頭企業(ye) 和關(guan) 鍵核心環節。一是以龍頭企業(ye) 為(wei) 中心建立產(chan) 業(ye) 核心區，吸引市場頭部企業(ye) 向產(chan) 業(ye) 核心區聚集，建立區域總部、研發中心、結算中心等功能性總部基地。二是通過補鏈、固鏈和強鏈，圍繞龍頭企業(ye) 供應鏈商招引資，以商招商，共同打造產(chan) 業(ye) 生態圈，培育一批在細分產(chan) 品市場位居全球或全國前列的“隱形冠軍(jun) ”“單打冠軍(jun) ”。三是圍繞現代產(chan) 業(ye) 集群，通過並購重組以規模化、集約化生產(chan) 方式降低集群內(nei) 企業(ye) 之間分工協作的交易成本，提升產(chan) 業(ye) 集群內(nei) 部聯盟企業(ye) 與(yu) 集群外部上下遊企業(ye) 的談判議價(jia) 能力。
（三）積極培育和發展國內(nei) 產(chan) 業(ye) 鏈和區域價(jia) 值鏈，構築自主可控的全產(chan) 業(ye) 鏈體(ti) 係
世界產(chan) 品的價(jia) 值鏈主要以美國、德國、日本和中國等大國為(wei) 核心，邊緣國家主動嵌入核心價(jia) 值鏈，並逐漸形成了北美、歐洲和亞(ya) 洲的區域價(jia) 值鏈。疫情可能會(hui) 加速中美之間的經濟脫鉤，我國產(chan) 業(ye) 參與(yu) 全球價(jia) 值鏈的深度將降低。這就需要我們(men) 積極培育和發展國內(nei) 價(jia) 值鏈與(yu) 區域價(jia) 值鏈。疫情後全球價(jia) 值鏈重構加快，我國要把握經濟率先恢複的窗口期，積極推動與(yu) 全球產(chan) 業(ye) 鏈更加緊密的合作，加快提升我國在未來區域和全球供應鏈網絡體(ti) 係中的協調、控製和主導能力。一方麵，加強與(yu) “一帶一路”等周邊區域和重要國家的產(chan) 業(ye) 鏈合作。增強與(yu) 歐盟、日本、韓國的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的聯係，依托“一帶一路”構建“中國+X”產(chan) 業(ye) 鏈，在全球價(jia) 值鏈重構中掌握主動權。另一方麵，推動供應鏈國產(chan) 化和多元化。實施國家供應鏈戰略及供應鏈國產(chan) 化替代行動計劃，協同國內(nei) 產(chan) 業(ye) 鏈上下遊企業(ye) ，在關(guan) 鍵領域和環節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國內(nei) 生產(chan) 供應鏈體(ti) 係。對於(yu) 進口依賴程度高的高附加值商品，要加緊技術、產(chan) 品升級步伐，促進替代過程的實現。對於(yu) 不可替代的高依賴度產(chan) 品，積極在國際市場尋求新的供應渠道，實施供應鏈多元化，為(wei) 關(guan) 鍵核心技術突破爭(zheng) 取更多時間。
強化東(dong) 亞(ya) 區域價(jia) 值鏈，建設“一帶一路”區域價(jia) 值鏈。一方麵，在東(dong) 亞(ya) 建設中國主導的區域價(jia) 值鏈體(ti) 係。東(dong) 亞(ya) 國家憑借出口導向型政策，在全球化迅速擴張的時代，建立起較為(wei) 成熟的生產(chan) 分工體(ti) 係。中國市場規模優(you) 勢明顯，未來中國可以抓住區域全麵經濟夥(huo) 伴關(guan) 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在貿易和投資方麵的便利化規則，主動擴大在東(dong) 亞(ya) 的投資，加強中國與(yu) 東(dong) 亞(ya) 經濟的依存關(guan) 係，構建中國主導的區域產(chan) 業(ye) 鏈網絡。另一方麵，積極建設“一帶一路”，從(cong) 而建立與(yu) 歐洲國家的產(chan) 業(ye) 聯係，盡可能降低美國與(yu) 中國在高科技產(chan) 業(ye) 領域脫鉤的負麵效應。
（四）構建國內(nei) 產(chan) 業(ye) 轉移的頂層推動機製，推進產(chan) 業(ye) 向中西部轉移
中西部地區承接產(chan) 業(ye) 轉移出現問題的症結，有的是國家經濟發展的趨勢性方向、結構性症結，這是不能改變的；有的是需要國家和地方自身來克服的，如長期存在產(chan) 業(ye) 配套問題、營商環境的改善問題、人才等創新要素不足等；有的是由體(ti) 製機製性症結和國際環境所致，國家可以采取相應的措施予以解決(jue) 。
一是為(wei) 中西部地區政策打造新勢能。實行土地“占補平衡”新機製，允許土地在東(dong) 部和中西部之間進行跨省占補平衡和省內(nei) 城市間的占補平衡。加大對符合國家產(chan) 業(ye) 政策和節能環保要求等產(chan) 業(ye) 轉移的信貸投放力度，在準備金政策、再貸款政策等方麵向主要的中西部承接產(chan) 業(ye) 轉移省份傾(qing) 斜；地方稅率設定上對中西部地區給予優(you) 惠；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對符合國家產(chan) 業(ye) 政策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重大產(chan) 業(ye) 項目、高新技術產(chan) 業(ye) 項目、出口創匯型項目在稅收上給予減免等優(you) 惠政策。
二是在中西部地區加快建立若幹新型經濟特區。改變過去一省一個(ge) 國家經濟戰略區的平衡做法，選擇在中西部地區的區位條件較好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建設一批新型經濟特區。在特區實施綜合性改革和政策措施，比照東(dong) 南亞(ya) 國家承接產(chan) 業(ye) 轉移的政策做法，允許特區有更大的“試錯空間”，在政策激勵、稅收優(you) 惠、海關(guan) 等方麵比其他地方更加優(you) 惠，鼓勵特區加快人口、科技等集聚，提高產(chan) 業(ye) 承載能力。
三是建立國內(nei) 產(chan) 業(ye) 轉移的頂層推動機製。成立中西部地區承接產(chan) 業(ye) 轉移領導小組，負責承接產(chan) 業(ye) 轉移的機製、政策、重大產(chan) 業(ye) 布局、發展評估督導等重大事項工作。製定中西部地區承接產(chan) 業(ye) 轉移規劃，明確各區域產(chan) 業(ye) 轉移承接重點，避免各省間的無序競爭(zheng) 和產(chan) 生新的重複建設。在中西部地區布局一批能帶動全局、具有世界競爭(zheng) 力的重大產(chan) 業(ye) 項目，帶動中西部產(chan) 業(ye) 集群發展。成立產(chan) 業(ye) 轉移專(zhuan) 項基金，資助地方政府或者企業(ye) 進行產(chan) 業(ye) 搬遷，激勵產(chan) 業(ye) 搬遷。建立中西部省份與(yu) 東(dong) 部地區對接機製，加強東(dong) 部一線城市和中西部地區對接，建立東(dong) 部沿海“萬(wan) 億(yi) 俱樂(le) 部”城市和中西部區域性中心城市產(chan) 業(ye) 結對，鼓勵“強幫弱，大幫小”。在基礎設施上實現無縫對接，推進重大基礎設施網絡化建設。建立產(chan) 業(ye) 轉移督導評估機製，及時調整不恰當的政策措施。
